古代埃及人边疆观的演变及其影响

·古代史·

古代埃及人边疆观的演变及其影响

葛 会 鹏

内容提要 不同时期的古埃及文献对边疆有不同的记述。最初，边疆用来区分埃及疆域内不同区域的界限；随着古埃及人对地理的认知和王权的增强，边疆则更多用于埃及和外族疆域的划分，埃及人也由最初对边疆的恐惧发展为对边疆扩展的期待。古埃及人的边疆观映射出埃及国王对周边地区影响力的增强，对不同区域所实施的边疆政策蕴含着埃及国王的统治理念和治国方针，边疆观的演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埃及人的族群意识和对外交往方式，古埃及国王统一尼罗河流域和对周边外族征战的实践均体现在边疆观念之中。

关键词 古埃及 边疆 界碑 边疆观 王权

“边疆”，在不同语言和文化中有着并非完全一致的含义，在现代语系中也存在不同镜像与内涵。“边疆”与“边界”在概念上相近，但后者特指划定国界的一条线，前者则包含一个区域或地带。对于古代埃及人的边疆及其边疆观，西方学界曾进行过讨论。瑞士巴塞尔大学的埃里克·霍农（Erik Hornung）和大卫·罗顿（David Lorton）分别就其在王室文献和宗教文献中的运用归纳出埃及边疆的含义。乔斯·M.嘉兰（José M. Galán）也曾从具有边疆含义的语词来探讨埃及的边疆问题。先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边疆”概念的探讨上。近年来，古代埃及人的边疆研究逐渐开始关注埃及和努比亚、叙利亚、巴勒斯坦之间的交往。马里奥·利维拉尼（Mario Liverani）认为，古代埃及存在静态和动态的边疆，边疆的扩展是不断扩大文明中心和缩小边缘的过程，埃及国王对边疆的扩张是将埃及的中心地位扩展到其他边缘地区，使周边地区由混乱而变得井然有序，只有达到了埃及国王认为的秩序，世界才得以平衡。利维拉尼的研究把埃及边疆问题放到整个古代近东贸易体系中来考察，埃及的边疆是近东各国贸易往来的结果和具体反映。就目前的研究而言，虽然学界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基础，但是对埃及人边疆观的发展和演变的研究仍存在很大空间。国内埃及学研究起步较晚，对古埃及的边疆观及其演变更是鲜有论述。基于边疆对于埃及文明发展的重要性，本文拟在吸收学界之前研究的基础上，从古埃及文本文献入手，通过梳理古代埃及人的边疆观及其演变过程，来探讨王权在边疆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以及边疆观对埃及文明发展产生的影响。

一

古代埃及人很早便对自己的生存环境和疆域进行了描述和界定。在象形文字中， 一词 表达了 “边疆”的含义。该词源于土地，指代一个区域，由代表土地和路障的符号组合而成，是古埃及人描述土地界限的方式。就其构词而言，该词首先区别了外族土地，但其词尾的限定符也并非为代表埃及的肥沃土地，而是使用尼罗河谷边缘的砂岩符号来指代边疆。埃及人在表达“边疆”概念时，常使用“划定边疆”（ ）和“扩张边疆” ( ）这两种方式。

“边疆”的含义并非一成不变，起初是用来划定埃及疆域内的区域,指代埃及内部地方势力对土地的控制范围。“边疆”一词最早出现在埃及第十一王朝官吏贾里（Djari）的自传铭文中，该铭文记录了埃及底比斯统治者因泰夫（Intef）与周边诺姆长争夺势力范围并最终扩张控制区域的情况。

从新王国时期开始，“边疆”频繁用于埃及国王划分埃及同外族疆域的界限。在埃及新王国时期的文献中，“边疆”大多出现在国王的战争铭文中。埃及国王对外战争后，竖立界碑成为一种国王宣扬疆域范围的表达方式。山丘、河流都成为划分边疆的主要依据。图特摩斯一世（Thutmose I）在托姆博斯碑（Tombos Stela）中的记录称：“他的南部边疆到达这片土地的源头，北部边疆到达‘河水倒流之地’……”此外，第十九王朝国王塞提一世（Sety I）提及边疆时还曾使用过这样的表述方式：“国家的南部边疆最远到达风吹来的地方， 北部边疆到达有海水的地方。”

与战争铭文相比，宗教文献关于边疆的描述更加丰富。在埃及的创世文学中，边疆等同于埃及人认知的世界极限。例如，在赫尔摩坡里斯（Hermopolis）的创世说中，埃及最初是一片混沌的水，创世神阿图姆（Atum）将埃及从水中托起，散落在两旁的山脉和土地组成了埃及的疆土，并进而构成了埃及人的世界。地平线阿赫特（ ）是太阳升起和落下的地方，是埃及人观念中的世界尽头，埃及人认为世界的尽头便是埃及的边疆。此外，他们还认为边疆不仅存在于现世中，同样，在冥界中仍然存在一个与之相似的空间维度。《莱顿纸草》中的一首阿蒙神赞美诗赞美阿蒙神：“他的疆域比天空更为遥远，比冥界更为深邃。”古代埃及人认为他们生活的尼罗河河谷地带是世界的中心，而边缘则是太阳光芒照射所及的最远地方，边疆由 4 根巨型柱子支撑起来。

在官吏铭文中，埃及人通常把三角洲地区作为北部的边疆，埃及人将这里描述为“沼泽”，并按照尼罗河的走向将三角洲地区称为“下游”和“北方”。在纳尔迈（Narmer）统一埃及之前的前王朝时期，上埃及由49个自治区域和8个大型中心地区组成，随后逐渐被阿比多斯(Abydos)、涅加达(Naqada)和赫拉康坡里斯(Hirerakonpolis)三个中心地区征服。与这三大中心相对，其余地区皆为边缘地带。古王国时期，埃及的首都位于北部的孟菲斯，厄勒凡汀（Elephantine）被认为是埃及同南部努比亚地区之间的边疆。埃及国王派遣官吏对努比亚地区进行考察，在描述前往埃及南部边疆地区时，大多使用“到上游去”或“到南部去”等语词来表达。厄勒凡汀地区在古王国时期处在南部疆域的尽头，这里也被誉为埃及南部的大门。守卫埃及南部大门的管理者、负责埃及同努比亚之间事务的官吏几乎都来自这里。同样，在北部的三角洲附近，考古人员发现了通往亚洲的贸易商路“荷鲁斯之路”。除南北地区之外，古代埃及人同样也把遥远的蓬特（Punt）作为埃及“神的领地”以及他们探索周边的极限。

从上述对边疆的记录可以发现，“边疆”的含义与土地、河流相关联，文献记载中既有虚构的想象，也有具体的事实陈述，是埃及地理环境、军事征战和宗教思想的融合。古代埃及的边疆是流动的，虽然我们无法在地域上对其早期边疆加以准确的界定，但应注意的是，古代埃及的边疆不仅局限于埃及尼罗河谷地带的边缘，也包括由上、下埃及与亚洲连接处乃至埃及国王控制的附属地区。边疆的存在导致埃及和外族之间产生了一个缓冲并受埃及文化辐射的区域。但是，边疆是如何从限定埃及内部的区域发展为埃及国王界定埃及同外族疆域的？边疆观又是如何演变的？边疆对埃及文明发展进程有何影响？上述这些问题则必须从埃及人对周边的认知与外族交往中去研究。

二

古代埃及人最初认为边疆是极为恐怖和危险的，他们将王室所在地作为文明和埃及自身的核心，并把到达边疆甚至是穿越国境作为一种心理上克服恐惧的方式。在中王国时期的一部文学作品中，一名埃及官吏对北部边疆做了记录与描述，他长途跋涉来到位于三角洲的边疆，在试图穿越边疆时遇到了令他畏惧的人企图阻止他穿过。在另一篇文学作品中，一个埃及人甚至称在三角洲地带企图穿越边疆是疯狂的举动，暗示边疆是危险的，穿越边疆可能会尝到死亡的味道。甚至埃及说教文中也告诫埃及人，不要做士兵，如果士兵穿越边疆去叙利亚地区，那将是极为恐怖的。显然，铭文表明埃及人此时对边疆持一种恐惧和谨慎的态度，埃及人都不应该穿越边疆，不能去往埃及神灵庇佑不到的地区。

面对如此恐怖的边疆，埃及经历了第一中间期的混乱后，王权重新巩固，对边疆的防御问题开始引起埃及国王的重视。中王国时期，埃及国王在南部和北部设立防御要塞来保护自己的疆土。这些要塞一方面是防御外族的工事，另一方面也是埃及人同外族经济贸易往来及文化传播的场所。其中以尼罗河第二瀑布的要塞规模最为宏大，埃及王国将这些要塞变成埃及边界的象征。国王塞索斯特里斯三世（Sesostris Ⅲ）在南部的塞姆纳（Semna）要塞附近竖立了界碑，其中有这样的表述：“我使我的边界向南推进，已经超越我父亲的时代……我是一个言出必行的人……我的每个儿子都应确保我作为君主所设定的边界……我真正的儿子会拥护他的父亲，守卫他父亲创立的边界。如果他遗弃边界，或失败了，那他就不是我的儿子，他也不是我所亲生的。”这段铭文反映了埃及国王对南部边疆的重视程度。塞索斯特里斯三世统治时期，埃及把南部边疆推向了一个极点，并明确向外界宣告埃及的势力范围：“上、下埃及之王，君主哈考瑞（塞索斯特里斯三世）统治的第8年竖立此界碑，愿他得到永生；为了防止任何努比亚人经过，杜绝他们从陆路或者乘船通过，只有前往伊肯（Ikn）地区进行贸易或者完成出使任务的埃及人除外。所有上好物品都随他们（努比亚人）而来，但是却绝不允许他们的船只通过亥何（Heh），来到下游地区。”显而易见，埃及国王明确把塞姆纳地区作为埃及与努比亚之间的边疆，以阻止努比亚人北上。在同一时期的《美里卡拉王说教文》中，老国王劝诫王子：“加强你的边界，加强你的边界巡逻……”这是我们第一次发现埃及国王对边界和疆域做出的明确记录。埃及边疆的形成主要是通过军事行动在边疆地区建立大量的堡垒和工事来完成的。在边疆地区建立大量要塞是埃及人在 中王国时期对边疆防御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

第二中间期，来自亚洲的喜克索斯人（Hyksos）盘踞在边疆三角洲地区并建立了政权。埃及面临外族入侵。此时，埃及人对边疆的恐惧更上升到对外族人的厌恶上，卡摩斯（Kamose）率领埃及军队穿越边疆对喜克索斯人进行进攻，表达了对疆域的担忧：“我应该知道我力量的来源，一个王子在阿瓦利斯，另一个在库什地区，而我却慵懒地坐在这里与西亚人和黑人为伴，每个人都拥有一小片埃及的土地，他们都在和我分享埃及的土地……”

随着对喜克索斯人的驱逐，埃及人在战术战法上有很大提升。埃及人认识到将边疆扩展到本土之外的可能性，对边疆的态度也在新王国初期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关于边疆的描述变得不再谨小慎微，反而在王室文献中出现了许多国王扩展边疆的豪言壮语。随着第十八王朝的建立，埃及国王不再以边界要塞和防御工事作为分割埃及与外族的手段，而是在对外族武力征服后，通过竖立界碑来表现埃及与外族之间的疆域划分。图特摩斯三世统治时期，埃及的疆域达到鼎盛，其南部边疆扩展到了尼罗河第五瀑布，并于此处竖立起象征胜利的界碑——纳帕塔石碑（Napata Stela）。在亚洲，图特摩斯三世征战到了幼发拉底河地区，同样竖立了一块界碑来宣示对那里的控制。阿蒙霍特普三世（Amenhotep Ⅲ）描绘埃及的疆域称：“埃及的边疆南抵卡罗伊,北达纳哈林……”可见东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地区当时业已处于埃及国王的控制之下。埃及国王不仅极力扩展自己的边疆，还在界碑上刻写威胁外族的铭文来宣誓自己的疆土所有权。图特摩斯一世继征服努比亚地区之后，在尼罗河第四和第五瀑布之间的库古斯（Kurgus）地区竖立的界碑中写道：“倘若任何努比亚人敢越过此石碑……他的首领将被屠杀，他将被我囚禁，天空将不会降雨，他的牲畜将 不能繁衍，他也将不会有任何子孙后代。”

在新王国时期，最能体现埃及人边疆观的是拉美西斯二世（Ramesses Ⅱ)为维护埃及在边疆的利益在卡迭什(Kadesh)战役之后与赫梯国王签订的条约。这份迄今为止最早的“国际”条约明确注明，双方约定永远不允许任何一方踏入本国领土并带走财产。埃及国王出兵巴勒斯坦表明他已把巴勒斯坦地区作为埃及的重要边疆。

托勒密埃及时期，埃及人与外族的接触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频繁。希腊人、利比亚人、努比亚人均活跃在埃及边疆地区，不同语言、宗教相互融合，构成了复杂的社会群体。与此前不同的是，除士兵外，埃及居民开始来到边疆地区生活，埃及人此时更加重视边疆，对边疆的认识也因此更为清晰。最能反映埃及中心和边疆状况的图像是来自托勒密时期萨卡拉（Saqqara）出土的维尔什涅菲尔（Wereshnefer）石棺。该石棺展示了古埃及宗教思想中的世界面貌。图像分为三层，最外面一层由天空之神努特（Nut）的躯干包裹，中间一层则是埃及对世界边缘和边疆的描绘，北方是地中海，南方是代表努比亚的区域。图像的左、右分别站立着来自东、西部沙漠的外族人。图像最核心一层则同样由圆环组成，里面被分成了42个单元，分别代表埃及的42个诺姆（州）。三层结构的构图不仅展现了世界是圆形的图像，更是古代埃及人对自己疆域和世界的认知的最好证据。

但是，应该注意的是，随着埃及文明晚期国力的衰落，埃及已经无力对边疆进行有效的控制，边疆地区大量的外族人盘踞在埃及的南部和北部，埃及不可避免的最终遭到来自亚述、波斯、希腊和罗马人的征服。埃及王权逐渐失去了对边疆乃至尼罗河谷的统治力，这一时期埃及人对边疆的观念逐渐变得明晰起来，但古埃及的疆域却逐渐被周边的外族文明所蚕食。虽然此时的埃及人对待文明中心和边缘的看法并未改变，但讽刺的是，在罗马帝国统治时期埃及被罗马人纳入自己的疆域之中，成为罗马帝国边疆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