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德尔·威尔基在1940年代表共和党竞选美国总统，败给罗斯福，他于1942年作为总统特使访问中国，图为他视察中国军队
原载于《凤凰周刊》2017年第7期，经公众号“香港凤凰周刊”（微信ID：phoenixweekly）授权转载。
太平洋战争爆发，中美成为盟友，大量美国记者涌入中国，他们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军民抗战之勇敢坚毅，但也因为带着有色眼镜而给中国军队带来许多麻烦。
台军近来流年不利。从宪兵清理军营吊死流浪狗引发民众抗议，“国防部长”、海军司令出面道歉开始，“金江”舰雄风导弹误射、电讯部门女少校自杀、汉光演习战车翻覆等事件先后成为全民话题。军方面对民意代表和社会舆论一退再退，态度卑微，退役军官感叹“军人的尊严不如狗”。
实际上，在民国时期，军队也在多重压力之下，长期也处于“弱势”地位。
1926年4月28日凌晨4时，北京天桥突然传出两三声狂笑，接着一声枪响，一片寂静。惊醒的民众互相打听，才知道是“奉军杀记者”。死者是《京报》社长邵飘萍，死因是该报评论触怒了入关称雄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半年之后，《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也因同样的理由被奉军逮捕枪决。
报刊与军队的纠葛，可以追溯到晚清新军创建之初。1905年10月，直隶总督袁世凯操办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近代军队联合演习“河间会操”时，就颁布了《报馆随观员应守规则》，要求将“每日一切命令及已经判定之战斗情形”发给记者做报道参考，也命令记者将报道文稿事先交给军方审查盖章，“不准擅行登报”。
晚清新军训练
军队为报刊提供丰富素材，也要制约后者发表意见，本不足为奇，但是，即便是当年被毛泽东控告存在纵兵扰民、盗卖公产、私贩鸦片等“十大罪”的湖南督军张敬尧，也只是一面查禁《湘江评论》等省内报刊，一面对省外媒体婉转回应，声称指责他的人是“摭报纸之谰言，作攻击之通电”。张敬尧不敢直接出手杀人，生怕再引出波折。
社会变革的大潮前，张氏父子不过是螳臂挡车的小丑，本以为靠杀人就能使舆论闭嘴，却收获了无数恶评，被视为国贼，军事失利后只好夹着尾巴逃回关外。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也曾以“训政”为理论加大对报刊出版的管制，却从未禁止对政府和军队的评论。当时的报刊或许无法对日常的军民纠纷实施媒体监督，却能左右将领和部队的声誉。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报刊更成为引领民众情绪、分辨忠奸是非的风向标。
上海是近代中国的媒体中心。1932年“一·二八”上海抗战爆发后，大小报刊记者依托租界一线观战，对中日两军战况紧密跟踪、大肆渲染。指挥作战的粤军第19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戴戟等被誉为抗日名将，大出风头，战后每到一地访问都是“万人来迎” 、“应酬不暇”。所获捐赠之丰，支撑起他们在此后十余年间接连开展反蒋运动。在战况报道中被多次提到的第19路军阵亡少尉潘盛益，更是备极哀荣，出殡之日连孙科、何应钦等党国要员都专门致送挽联。
同样参战的中央军第5军将校就没有受到同等待遇，甚至很多人指责国民政府坐看第19路军孤军奋战不予支援。税警总团的总团长王赓，在战斗期间前往上海公共租界，遭到日军伏击被俘，被小报渲染为“为幽会前妻丢机要陷敌手”而身败名裂，连他前妻陆小曼出面辟谣都无济于事。
这种状况下，掌握宣传诀窍的军队便能获得全国关注，热河长城抗战时候的第29军大刀队就是一例。同一个战场上，“东陵大盗”孙殿英更是获得了“洗刷我军污点的大好机会”，在接受采访、发表战报时竭力迎合。《申报》关于孙殿英部“粮弹援绝，孤军迎敌，腹背均受胁，而士卒精神不稍畏怯，振臂一呼，踊跃杀敌……风雪并厉，时而汗流浃背，时而遍体结冰”的报道为其赢得全国赞誉。一年后孙部与青宁马家军起冲突被击溃，舆论还指责南京政府蓄意打击抗战英雄，南京政府躺着中枪。
抗战全面爆发之初，是记者与军人的“蜜月期”。从卢沟桥打响抗战第一枪的吉星文团长、死守金山的姚子青营长，到死守四行仓库的谢晋元团长和八百壮士，都得到充分报道和热情赞誉，就连习惯以美女做封面的《良友》杂志都出了抗日专号。相反，平津沦陷后一度留下的张自忠、在山东不战而逃的韩复榘，都被指责为国人皆曰可杀的卖国贼，结果韩复榘遭到处决，张自忠直到战死襄樊还被认为“血洒疆场只为自证清白”。
随着抗战长期化和保密防谍的需求，国民政府设立专门机构实施战时新闻审查，媒体对战况与将领的负面报道、监督评论逐渐减少。记者探不到多少新鲜消息，只能唯行政院新闻局和军委会军令部战报组马首是瞻。直到抗战胜利后政府结束新闻出版管理体制，情况又为之一变。
战后初期，社会上有“四大害”之说：军官总、青年从、国大代、新闻记。即需要安置转业的军官总队编余军官、需要安排复员的从军青年、需要回应提案的国大代表，以及无所不在的新闻记者。实际上，他们影响社会有限，却令军方头疼不已，尤其以新闻记者为甚。
这一时期，不仅是民间报刊，连国民党的党报《中央日报》里，也有一群年轻人秉持“先日报，后中央”的主张办报，追踪民众关注的政府和军队事件时不遗余力，风格活跃大胆。参加军事调停的国民政府代表、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上将，拒绝接受《中央日报》记者陆铿采访，后者直接发消息称“徐永昌失踪”。胡宗南部攻占延安后，前往采访的记者更是当面质疑战俘是国民党军人假扮。
记者与军人的较量中，军人逐渐落入下风。记者面对涉军重大事件往往死缠烂打、追问到底，引领舆论迫使军方让步。1945年12月，昆明爆发编余军官围攻大学校园的“一二·一”事件，致使4名师生死亡。事发之后，各报严厉指责云南警备总司令关麟征处置失当，又为他量身定做了一句“学生有游行的自由，军人有开枪的自由”，逼得这位抗战老将只能承认良心不安，自请处分，最终被撤销职务。
今天的台湾军队高层将接受民意代表质询视为畏途，他们在内地时期的前辈也面临类似情况。监察院的监察委员、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和国民大会代表，都有权对军方提出监督弹劾、质询纠举。俗话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现实是将军遇到民意代表时却难以招架。
监察院是按照孙中山先生“五权宪法”理论建立的最高监督机关，管辖范围涵盖文武两班，直至政府首脑。1932年“一·二八”上海抗战，以行政院长汪精卫主持签订停战协议告终，监察院便提出《弹劾汪精卫破坏十九路军抗战案》，坚持“设不严予惩处，则以后国家主权疆土有此成案可援，皆将断送于协定二字之下”。后经国民党中常会否决，又慰留各自要求辞职的汪精卫和监察院长于右任，才把风波平息。
1943年冬，常德会战刚落幕，外国记者采访中国军队
同期，监察委员高友唐等人还提出《弹劾海军案》，指责海军在上海抗战期间“不独未开一炮，且避匿无踪”，存在通敌嫌疑，也在高层顾全大局的思路下被冷处理，不了了之。1933年热河失守，监察院接连弹劾华北军政最高负责人张学良、热河军政首长汤玉麟，结果前者通电下野，后者投置闲散，一众监察委员才觉得扬眉吐气。
监察院毕竟不是专门的军事监督机关。全面抗战时期的1938年到1945年，对军官弹劾51人、纠举124人，不及弹纠文官数量的十分之一，但比1936年之前五年间仅弹劾军人27人，不及弹劾文官百分之二的情况已经进步许多，而且其中颇有大案。1944年豫中会战失利后，监察院以第1战区正副司令长官蒋鼎文、汤恩伯作战不力、纵兵扰民提出弹劾，结果蒋撤职免官，汤撤职留任。第8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的亲信兵站总监班淦，因贪污公款及借赴新疆宣慰之机走私违禁物资，遭甘青宁监察使高一涵弹劾后经军法审判枪决。
与作为“官”的监察院呼应，战时最高民意机关即国民参政会同样对军队颇多关注，尤其集中于军风军纪和兵役问题。1938年，梁漱溟等提出《改善兵役实施办法建议案》，指出壮丁征集、入伍受训两阶段种种弊端，要求当局加以整饬。1939年2月，黄炎培等提出《协助改善兵役建议案》，提出壮丁可以“纳金缓征”，以“谋人力财力支配适当，适应有力出力，有钱出钱之原则”。
参政员多为学界名宿、社会贤达，毕竟与军事实际颇多隔膜，不仅所提建议难以立即实施，所论问题也经常片面失实。例如，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蒋梦麟视察各地壮丁押送情况后，认为“在八年抗战期内，未入军队而死亡的壮丁，其数不下一千四百万人”，却未曾想到壮丁在押运途中除了死亡还有逃亡一途，而且为数甚多。
兵役问题是战时后方社会的热点，不仅中央民意机关瞩目，地方民意机关也十分关注。1944年7月，驻陕第80军派大队长徐正辊到川北接收壮丁，因克扣米油，不予医药，虐待致死105人，其部下又有强拉、卖放壮丁问题。宣汉、开江两县参议会联名告到军事委员会，结果徐正辊及部下军官共5人均被枪决。
国共内战期间，情况又有新变化。1948年2月，蒋介石的爱将陈诚将东北行辕主任的职务交给卫立煌代理后，躲进上海的医院，数月称病不出，不仅因为在东北指挥战事接连失利，也与抗战胜利后“国民大会代表”的活跃直接相关。这些人作为各省市地区直接选举产生的民意代表，对军队施压能力远胜监察委员和国民参政员。
第1届国民大会在1948年5月正式开会，几百名代表联署临时提案，要求政府枪决败将陈诚。听取国防部长白崇禧做军事报告时，代表们又打断发言，以“我们不愿听军队的伙食怎样？要听各战场打得怎样”打开话题，“请杀陈诚，以谢天下”、“不许陈诚逃往美国”、“到上海逮捕陈诚，解京法办”的呼声不绝于耳，还被在会记者一五一十地报道了出去。
陈诚身为土木系领袖，却对这些国大代表及造势的报刊毫无办法，只得向国民政府要求辞去本兼各职。国大代表当然不能满意，东北代表反应尤其激烈，“九·一八”事变后领导抗日义勇军的松江省安图县代表孔宪荣愤而自缢。
同是国大开会期间，解放军攻下河南省会开封，在南京的河南籍国大代表群起请愿，气势汹汹。蒋介石不得不强令刚刚做过肾切除手术的杜聿明飞临战场指挥，夺回开封，才化解了军事与民意的双重危机。
败退到台湾之后，军事将领的责任问题更成为监察委员和民意代表们清算的重点。1950年5月，46名监察委员联名弹劾代理西南军政长官胡宗南丢弃部队，逃往台湾。幸亏又有人组织起100多名立法委员联名求情，胡宗南侥幸逃过一劫。
军队是社会的一部分，自然不可能隔绝于民众。带兵将领是社会公众人物，也不愿无故承担军纪败坏的恶名。抢粮食、抓壮丁、强征民夫、强买强卖、强奸妇女，都是军队扰民的经常情况，即使是国民党军也很少对此放纵不理。
孙中山的爱将、粤军第1师师长陆铿自称，其军队过处“夜不闭户，鸡犬无声”，因为门板都被军队拆走使用，鸡犬都被宰食一空。不仅粤军，聚集在孙中山麾下的建国滇军、建国桂军、建国湘军等各路部队也大略如此。等到黄埔学生军创建之时则大不相同，军纪严明，行军不拉民夫，作战不据民房，得到民众热烈响应。
北伐结束，面对派系林立的百万军队，国民政府开始大举扩充作为军事警察的宪兵以维持军纪。1930年代，国民政府设置宪兵司令部统管政令，开办宪兵学校培养干部，并出台《宪兵令》明确宪兵职责，从军人服装仪容到军民往来、地方治安，均可一体承担。宪兵纠察军风军纪，可以羁押违纪官兵，自称“法治之兵种”、“革命的内层保障”，见官大一级，也因此颇得罪人。
宪兵第3团在1930年中原大战后进驻北平，既严厉处置入关东北军的风纪问题，又对平津一带的日本“中国驻屯军”进行监视，支持抗日活动。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方提出的要求之一便是将宪兵第3团调离。1936年西安事变当中，原宪兵第3团团长蒋孝先遭东北军枪杀，理由是此人“阻碍抗日”。多年之后，张学良的侍卫副官赵维振披露，蒋孝先被杀是因为他在北平时曾指挥宪兵查封东北军的海洛因工厂，断了部分将领的财源而遭到报复。
蒋孝先
军纪不仅靠宪兵维持，各部队长官也颇为重视，甚至不乏极端行为。1941年，中央军第71军进驻龙云治下的云南，军长宋希濂为避免与当地民众冲突从而给龙云以反对驻军的口实，对军队纪律要求极为严格。他的部下伍蔚文回忆，某个夏日傍晚，宋希濂在洱海散步时听到枪声，亲自前往查明是部下一名士兵打死了老百姓的一条狗。“当时他火冒三丈，从卫士身上拔出手枪就把那个打狗的士兵枪毙了，并查明了他的单位，给所属官长予以管教不严的处分”。宋希濂升任集团军总司令后，所部移驻大理，总部副官周某发现驻地附近的和尚晚上聚众赌博，他经常前往勒索，被告发后也遭枪决。
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浚回忆“军校学生犯罪，均由委座令交审讯，本部从未直接检举一人，即判罪亦无一不引用最轻条文，且必须呈报委座核示”。但蒋介石并不会对黄埔学生比杂牌将领更手软。
1938年11月长沙文夕大火后，各界批评极为严厉，蒋介石下令将长沙警备司令、黄埔一期生酆悌枪决以平息众怒。1944年豫湘桂会战，中国军队败得最惨，高层对作战不力将领的惩处也最为严厉：河南战场枪决了擅自撤退的第97师师长、黄埔五期生傅维藩，广西战场枪决了弃守全县的第93军军长、黄埔一期生陈牧农。
1944年10月，因后方勤务部运输第29团一名士兵被毒打致死，牵连出该团一年未曾发饷，官长对所部士兵极尽苛刻，甚至死亡之后任意抛弃野外的惨况，更令蒋介石震怒。兵役署署长程泽润因此撤职下狱，在抗战胜利前数罪并罚遭到枪决。在此之前，运输第29团团长、黄埔六期生钟士铮早已成为军法审判下的亡魂。
抗战胜利之后，崩溃的国民经济尚未缓解，国共内战又告爆发，国民政府内外矛盾极其尖锐。各地高校接连举行“反饥饿反内战”的游行，与军警发生冲突，经常落得“两败俱伤”。一旦学生出现伤亡，政府无法置若罔闻，军警方面也难逃其咎。1947年6月，军警进入武汉大学抓捕中共地下党员，与学生发生冲突，导致3人死亡。事后武汉警备司令彭善被撤职，现场指挥军警的稽查处长胡孝扬投江自杀。
从当时到1980年代，始终有人声称胡孝扬自杀是“金蝉脱壳”，本人隐姓埋名仍在人世。但从胡氏投江这一举动，也可看到当时军人对外界压力的畏惧。国民党军自建立到退守台湾的二十多年间，头上的罗网日渐严密，面向社会退让已成趋势。只不过内地时期国民党军派系繁杂，地方部队割据自雄，面对舆论批评和民意监督，尚有敷衍塞责乃至置之不理的空间，如今的台军已经没有这样的条件。
五十年前，朝鲜发动了一场斩首行动，目标竟是青瓦台总统府！
1968年1月，朝鲜人民军的特种部队的一支精锐小分队，越过军事分界线，渗透进入韩国首都汉城，在距离青瓦台总统府仅数百米处才遭到拦截盘查，虽然最后这次大胆的突袭行动没有能够成功，但是在世界特种部队作战史上，依然留下了令人称奇的经典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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