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3个阶层孩子的10年人生轨迹，结果令人震惊！读书虽苦，请让孩子对教育抱有希望！

在中国，有个导演叫郑琼，也做了相似的一部纪录片，叫《出·路》，她跟踪拍摄了 农村孩子，小镇青年，国际大都市里的少女的人生十年 ，让你看到三个阶层的孩子，“读书”是如何影响命运的。

甘肃白银市会宁县，野鹊沟小学。

马百娟沿着土路步行来到学校。

老师是个农民，识一些字便抽空来教书。这间学校只有一年级和二年级，教起来不是太费力。学生虽然少，但老师同样很认真。

“上学要打工，不上学也要打工，为什么要上学？”那是马百娟父亲的看法。结果马百娟在家呆到10岁，直到校长出面游说，她才背上了书包。

一口井，一条路，一间商店，一所学校，组成了野鹊沟， 这个地方仅仅以一个地名存在着，就像活在这里的人们，根本无人在意 。

小如棋盘的课堂里，一块黑板，四面白墙，墙上挂着视力表、校训。

老师用掺杂着西北黄沙味道的方言：“马百娟你来读一下。”马百娟读着课本，眼睛亮亮的，藏不住的笑意。像在教堂唱诗 。

游戏时间，两排瓦房围成的水泥地上，孩子们围着一个篮球，像四五个面团和气地撞来撞去。

不用去学校的日子，马百娟已经是家庭劳力中重要的一部分了。

虽然她没有足够的力气，只能以自己的足底为圆心，将身体前倾时的全部重量压在麻绳上，才拉动了这头驴。

马百娟像是驴子，驴子也像是马百娟，他们彼此较劲。

拉扯麻绳，解扣，拎起桶，身体摇晃了一下又稳住，马百娟打上来一桶的水。野鹊沟的人一生只洗两次澡，水很珍贵。

马百娟的爸爸60岁，脸像是野鹊沟沟壑纵横的一张地图，妈妈有智碍。哥哥14岁便出去打工。几个人围着一张矮小方桌，就着一碟咸菜，默默咀嚼。

鸡蛋、文具、牙膏，野鹊沟的杂货铺什么都卖。马百娟拿着一叠皱巴巴的纸钞，向老板一样样讲清自己要的——自动笔铅笔芯，一个五毛，两个大数学本，一共三块二毛钱。回去的路上，她像吃糖果的孩子一样满足。

装上新买到的自动笔芯，马百娟和同学们，蹲在山头画画，画出他们梦想中的一切一切。

老师用含着黄沙的方言说：“我们今天来学习《我的家乡真好》。”

白纸黑字印着的课本，马百娟不会去质疑，虽说这里描绘的家乡，和野鹊沟并不一样。

还是在土坡上，马百娟念自己的作文，她说：“ 长大后去北京上大学，然后去打工，每个月挣1000块，给家里买面，因为面不够吃，还要挖水窖，因为没水吃。 ”

马百娟做梦才能去的北京高校，被17岁少女袁晗寒轻而易举地放弃了。

在北京家中的秋千上，她晃荡着。她在央美附中留级一年后，仍旧有几门课不及格。

一天妈妈告诉她，休学手续已经办好。

要知道，央美附中，是全国学艺术的小孩，家中几代人努力挤破头也想进的。

漫长的夏日白天，她用书和电影打发时间。此外就是对着一幅已经完成一半的作品，妈妈在旁看了一下就走了，把私人空间留给她。

“一代搞制造，二代搞金融，三代搞艺术。”虽然不完全吻合，但粗线条地勾勒出了袁晗寒的家庭轨迹。

父亲从事房地产，母亲觉得她有艺术天分，钢琴、舞蹈、美术班轮着上了一圈，袁晗寒最后选择了美术。

“我恐慌的不是没事干，而是会不会一直没事干。”

17岁，辍学，她逻辑清晰，并很快自己打破了这种局面。骑着自行车，她转悠到南锣鼓巷，一眼看中一间铺面，租金两万。她租下了这个铺子。

问妈妈为什么要给2万，让她去做一件打水漂的事，“就当交学费了。” 对于父母，爱好大过一切。

自己跑商店，买38块钱一桶的枣苗牌凝胶，穿着裙子刷墙。

说起未来，她没有想过会成为哪个阶层的人。

“不会饿死就行了。”这么说的人，后面，都有一个家庭在为她兜底。

而她，也显示出了承担这份命运的决心。开张那天，袁晗寒背了一个足足有半人高的登山包，门口已经被漆成了大象巴士的样子，打开了JVC的音响，摆出“open”的牌子，弄好风铃。

特别的葡萄奶18块，被摆放在显眼位置，这个方砖厂胡同4号的小小酒吧开业了。

在袁晗寒和马百娟之间的徐佳，像是这个国家的大多数。

面对497分，和第一次高考一模一样的分数，他感觉目眩，怀疑是命运的玩笑。497——离当年湖北的二本分数线还有7分！

2007年，亲戚承包了一个山头，一天午后，吃完饭的父亲开着亲戚的大卡车，连人带车栽下山去。徐佳如今和妈妈、弟弟局促在这间十几平米的出租房，都是因为那次事故。

念大学是父亲的遗愿。徐佳选择第三次复读高三，希望能把大学通知书拿到父亲坟前。

清早5点，天光已亮，徐佳洗了把脸，穿好和昨天一样的橙色袖子棒球服，和弟弟一前一后，骑车拐入湖北省咸宁高级中学，钻进枣红书桌上的教辅资料里。

两次高考失利，让他对失败已经有了恐惧，冒冷汗，手发抖握不住笔，面对镜头说起时，他仍是条件反射地眨眼、咽口水，最严重时，他想到过轻生。

早年父母在广东打工。务农或打工，是老家村子最常见的两种人生选择。出一个大学生，是祖坟冒烟，了不起的事。

妈妈的想法很简单，“即使是打工，也肯定是要文凭高的，不要低的。”

亲戚拿一些朴素的话安慰他，“你现在努力就行了，不要带着思想包袱。”

又是一轮又一轮的模拟考，徐佳的心在恐惧和希望中摇摆，老师拿从三本考到重点的往届成功案例刺激复读班上的学生。

没有领路人，徐佳只有自己调整自己。

咸宁考点，6、7、8日，高考就是这个城市最重要的事。校门口来了一些交警，大巴车如约到达考点。

考生焦灼地看表，家长们扇着扇子互相交流。对很多像徐佳这样的人而言，这是一次决定命运的考试。

他第三次走进了高考的考场。

这个背对着镜头羞怯地笑的女孩子，第一眼简直认不出，是当初那个眼睛总是亮亮的马百娟。

转学的水车小学里，学生嬉戏打闹，马百娟在门口，眼巴巴看着里面感觉自己格格不入。面对镜头，也总是回避。

靠着存下来的低保金和打工的大哥攒的钱，一家人在宁夏中卫买下了一处房子，有电，有水，能吃饱饭。提起老家，父亲说，“不想老家，老家把我苦怕了。”

虽然过上了“好日子”，马百娟却不能上学了。

水车小学的老师在做最后的努力，说马百娟按时交作业，学习也在努力，被哥哥一句“纯粹不想念了”轻轻挡回去。

结束了小学生活，马百娟尝试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她在中卫的街头游走，寻找务工信息。一间酒店几乎让她燃起希望， “工资1000多块”，正是她当时在作文里期望的，她眼睛重新亮了 。

“你这么小，为什么不读书？”“你能做什么？”

“我能扫地。”

“这里的地面是地毯，不用你扫，前台需要会使用电脑。”

几番对话，让她心冷下去。走出酒店，车来车往，马百娟没有停留太久，把视线投向一家德克士。

求职结果，纪录片中没有明说。看着低头无话的马百娟，我们已经猜到了答案。

南锣鼓巷的小酒吧没开多久就倒闭了，2012年的袁晗寒，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就读艺术方向的硕士。

全世界顶级学者艺术家来这里讲学、开讲座，很多人梦寐以求的资源，袁晗寒并不当一回事。

她说自己情绪不稳定，需要烟草、闲逛来消解，在阁楼上她自制卷烟，和妈妈视频。

很多时间，她会去魏玛和朋友玩，对着歌德和席勒的雕塑，讲着漫无边际的话。

幸运降临，徐佳考进了湖北工业大学。

大学四年，同学们玩神庙逃亡的，睡觉的，发呆的，大概是习惯了，老师讲课并不觉得尴尬。

学校是座大型催熟剂，所有人早早地成熟了。刚大三，宿舍里就在讨论“未来”。武汉给3千工资，深圳3千5，肯定留武汉啦。”

徐佳进入保险公司实习，成了一名电话接线员。

“王先生你什么时候接听电话方便？”

“方”字还没说出口，对面啪嗒挂断了。

徐佳在互联网上海投了简历，反馈寥寥。一个“神马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通知他去面试，他不敢怠慢，重金投资了正式的衬衫西装皮鞋。

当年的富士康连环跳楼事件闹得沸沸扬扬，这些借助大学文凭，从工厂流水线上逃脱的应届生们，讨论着富士康的心理咨询师和二楼的防护网，心有余悸。

在小门脸攒在一起的数码市场，他和同学们一手一个iphone出来。他说“自己以后有钱了，混好了，要买iPhone6。”

几经辗转，徐佳把自己“卖给”了中电技术——工作难找，徐佳和他的同学们没有太多选择余地。

完成了母亲的心愿，他没有感觉松一口气，反而有些心里空落落的。“一下子把自己卖出去的感觉。”

一份工作，只是焦虑的开端。

这一年，马百娟家的门对摄制组关闭了。

马百娟的父亲对镜头说，“女娃娃是别人家的人了”。马百娟在一边沉默。

对她的命运，父亲盖章定论了。 “除了嫁人，再没有别的出路。”

摄制组几经交涉，父亲说，“两万块，继续拍。”

一个少女，像大婶一样，挺着肚子谈论孩子、尿布和丈夫，讨论谁的肚子大。 16岁的马百娟，嫁给的，是表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