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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木赐香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节点。对辛亥年沪汉争权及孙中山最后的当选进行解读，或许能够加深我们对民国政治重建困境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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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的重大筹码：辛亥革命前的十次起义
1894年，孙中山上书李鸿章要求改革被拒后，出国前往他早年求学的檀香山，并在檀香山聚议成立了兴中会。该会通过了孙中山草拟的《兴中会章程》。在入会秘密誓词里规定会员必须坚守不渝、忠实履行的斗争任务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
1895年2月，孙中山等人与早先成立于香港的辅仁文社的杨衢云、谢缵泰达成联合协议，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会。3月，兴中会决定于当年重阳节(10月26日)在广州发动起义，并期待由此引发全国性的连锁反应。他们还设计了一面青天白日旗图样，作为义军的旗帜。10月10日，兴中会在香港开会选举总办，即会长。与会者不过七八人，但分歧却很严重，孙中山一方和杨衢云一方险些闹翻。正如唐德刚所言，一个槽子上，拴不了两头驴。最后，两头驴是这样勉强拴一起的：杨衢云做总办，孙中山做秘书。后因机密泄漏，两广总督谭钟麟派兵搜查，70多人被捕，起义失败。
这是孙中山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的第一次。此后，孙中山直接策动的武装起义有：1900年的广东惠州起义、1907的广东潮州黄冈起义、1907年的广东惠州七女湖起义、1907年的广东钦州（今广西钦州）防城起义、1907年的广西镇南关起义、1908年的钦州马笃山起义、1908年的云南河口镇起义、1910年的广州新军起义、1911年的广州黄花岗起义等。
屡败屡战，十次起义都失败了。但对孙中山以后下山摘桃，则是巨大的资本与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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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
▍二
、革命领袖缺位，黎元洪被逼上位
从孙中山起义地点的选择可以看出，革命党人当时看重的是两广地区，并不看好湖北、湖南等长江中下游地区。在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同盟会（1905年由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合并而成）二号人物黄兴对革命失去了信心，打算从事暗杀活动，以谢海外侨胞，重振革命信心，在孙中山等人极力劝阻下，才放弃个人暗杀之念，转而组织“东方暗杀团”，从事有计划的暗杀活动。与黄兴看法不同，同盟会另一核心人物宋教仁则认为，以往所进行的革命都是在边境地区进行的，实为下策，今后应转到长江流域进行，如能到首都和北方则更好。为此，他和谭人凤、陈其美等人于1911年7月在上海成立了同盟会中部总会，希望能够有所突破。
1911年9月，湖北共进会、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的领导人孙武、蒋翊武、居正等人准备起义时，派居正到上海请黄兴、宋教仁、谭人凤前来武昌主持。居正的信息，令宋教仁与谭人凤颇为兴奋，将情况向当时远在香港的黄兴进行了通报，同时决定不等黄兴回来即赴汉主事。意外的是，谭人凤染病入院，宋教仁的好友、当时已被关在湖北狱中的胡瑛也派人劝告宋教仁暂缓来鄂，宋教仁遂止步。黄兴当时也并未予以足够的重视，认为各省之间的联络还没有形成，不宜贸然行动。这样就造成了革命威权人物在湖北的缺位。
10月10日武昌起义发生，本来就自感智慧不够、能力不足的起义领导人孙武受伤转移，蒋翊武脱逃、刘复基等人被抓，革命党人群龙无首，连个能镇住场面的人都没有，饥不择食地把躲在床底下的清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相当于旅长）黎元洪拖出来，逼他做了军政府都督。黎元洪是君主立宪的信仰者，被迫加入时还对起义总指挥吴兆麟进行了一番指责，用唐德刚的话，这明明是个历史反革命与现行反革命嘛，最后居然跟大家一块革命了——于10月13日剪掉发辫并向革命党人表示，愿和大家生死与共。
黎元洪的加入对稳定和推动革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许多人看来，黎元洪都革命了，我们还愣着干吗？一块儿下水呗。这正是革命党人想要的效果，但却为后来的沪汉争权埋下了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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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
▍三
、沪汉争权始末
10月12日，革命党人占领了汉口后，刚刚出狱的詹大悲等人在汉口成立了由“纯革命党人”组成的汉口军政分府，想要和湖北军政府分庭抗礼，无奈势力有些小。不过，有革命党人对黎元洪这个大都督不服则是显而易见的。同天，湖北军政府通电全国，宣告武汉光复，同时电请黄兴、宋教仁速来湖北共襄义举，并邀孙中山回国主持大计。
10月14日，最先抵达武昌的同盟会领导人谭人凤等，为稳定局势，表明湖北军政府的合法性，于16日在阅马场组织了授权仪式，为黎元洪授旗授剑。
10月28日，宋教仁、黄兴等革命大咖空降武昌，黎元洪非常高兴，特意令人制作一面上书“黄兴到”的大旗，派人骑着大马扛着旗在武汉三镇革命军控制区跑马一圈，以振士气，同时欣然接受大家的建议，推举黄兴为全军总司令。
黎元洪是真心的，可惜外来的和尚已有鸠占鹊巢的打算——让黄兴取代黎元洪，或由黄兴出任湖北湖南大都督成为黎元洪上司！五行缺德，太不厚道了，起义临时总指挥吴兆麟等强烈反对，外来的和尚这才作罢。这算是沪汉双方的第一次较量吧。
11月9日，随着独立省份的增多和与清政府和谈的需要，黎元洪以湖北军政府的名义致电独立各省军政府，希望各省尽快派全权代表来汉商讨组织临时中央政府事宜。但江浙集团并不认同，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上海都督陈其美主张在上海设立临时政府会议机关。11月12日，他们派代表从苏州致电独立各省，请各省都督府和咨议局各派代表一人到上海商讨筹组临时政府事宜。11月15日，沪、苏、浙、闽等省代表在上海举行会议，议决成立“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
11月17日，上海方面致电武昌，说老黎你也派代表来呗。老黎不傻，俺们首义之地屈就你们上海，想得太美，在电促在沪各省代表速赴武昌的同时，还通电各省，宣布成立下设内务、外交、教育、财政、交通、军事、司法等七个部的中央临时政府，同时宣布外交、财政总长人选，并请各省举荐其他各部人选。沪汉争权明显升级。
武昌方面的强硬姿态，迫使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于11月20日做出决定：“认鄂军为民国中央军政府”。但仍不愿全部放弃，提出一个“政府设鄂，议会设沪”的新方案。武昌方面仍不同意，并派居正等赴沪说服各省代表。别说非常时期了，就是正常时期，政府与议会分设两地，也是明显的扯淡嘛，上海方面扯不下去了，最终同意将联合会迁至武昌，但还是留了一手，要求各省留一人在上海“联络声气，以为鄂会后援”。这样就形成了各省都督府代表一分为二，多数赴鄂、少数留沪的格局。
11月30日，代表联合会在汉口开会，推举谭人凤为议长，议决在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前，以湖北军政府代行中央军政府职权，以鄂军都督黎元洪执行中央政务。会议还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并议决如袁世凯反正，将推举袁为临时大总统。
问题是，11月27日汉阳的失守和12月2日南京的光复，又为上海方面提供了翻盘的良机。其实早在11月初上海光复后，当地名流张謇、赵凤昌等就派人到汉阳与黄兴相见，希望黄兴尽快前往上海指导革命呢。上海方面如此，应该早就有了让黄兴率部攻克南京，使南京成为中央政府所在地的预算。只不过黄兴当时刚到武汉，被黎元洪登坛拜将聘为战时总司令不久，不好意思马上打道回沪而已。汉阳失守后，黄兴建议放弃武昌，进取南京，遭到了湖北革命党人的强烈反对，并被冠上一个“常败将军”的锅盔。黄兴终于有了借口，以众议不合为由赴沪。
黄兴抵沪后，陈其美和宋教仁马上开始撒欢了，于12月4日在上海召开了由各省留沪代表、社会名流等参加的共和联合会大会，投票选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并通过了将临时政府设于南京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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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兴
太不要脸了！按照原先的决定，留沪代表仅仅只是“联络声气，以为鄂会后援”，并无决定临时政府所在地与选举临时政府首脑的权力。因此武汉的代表们大为不满，要求黎元洪电告沪督，“请其宣告取消”。黎元洪当然也不满，于12月8日致电各省都督：“各省代表均到鄂，议定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并订期在南京公举临时大总统，组织临时政府。经敝处通电各省，谅已达览。现忽据来电，称沪上有十四省代表推举黄兴为大元帅、元洪为副元帅之说，情节甚为支离，如确有其事，请设法声明取消，以免淆乱耳目。”
南京光复了，武汉方面自然拦不住南京做临时政府所在地，但对凭空跳出来的黄大元帅，倒可以揪住不放。而且，不只湖北方面不同意，章太炎及江苏、浙江军界部分人士也反对黄兴出任大元帅，黄兴本人在汉阳失守后本就心绪不佳，对这个争议颇多的大元帅并不怎么积极，在众人的恳求下才答应“暂时勉任”——形式上，沪也算骑到了汉的头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