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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包
〔前苏联〕伊娜戈弗 译/李明
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姑娘都会绣上那么一个荷包，不过，我是绣了。
那时我15岁，每天都到一家军医院上班，医院成了我的前线。我有按我的身高缝的白大褂，有自己的头巾，我把它按当时时兴的样式，模仿着娜佳护士缠在头上。说起护士娜佳，她有一对黑色的睫毛和黑色的眼睛，就像来我们医院演出的一位女歌手在歌中唱的那样：“火车疾驶而去，铁轨轰隆声息，心上的朋友走了，也许，再无归期。那黑色的睫毛、黑色的眼睛忍着悲伤默默地送他远去……”那时，演员们常来我们医院演出。医院里有个不错的舞台，甚至有不大的木雕楼座的礼堂，它从前是一所学校的。
我不喜欢演员们演唱这首歌。不是歌本身我不喜欢，坦率地说，是听到这首歌，礼堂里所有的人都会想到娜佳，科利亚·阿斯塔什金也不例外。
科利亚的伤病已初愈。他是个飞行员，也是我们医院里惟一的飞行员。他是在叶尔尼亚市附近被德国人打下的，他如今身体已基本复原，每天都在等待着出院，回到自己的飞行部队去。
每当演员们来演出时，他总要为娜佳占个座位，如果哪一天娜佳不上班，他就为我占。
科利亚·阿斯塔什金的一只手负了伤，疼痛得不能鼓掌，到鼓掌时，他总对我说：“来呀，伸出手来。”于是我们手掌对手掌地鼓掌。他有一副勇敢开朗的脸，就像一个飞行员该有的那样。
他刚满20岁，却把我当成小姑娘，而娜佳又把科利亚看做是小男孩，因为她23岁。
1941年的年终就要到了，演员伊利亚·纳巴托夫表演了用流行调自编词创作的政治讽刺歌剧：“我随CC师，早抵某森林……”
他是用约翰·施特劳斯的《维也纳森林故事》中的华尔兹曲调演唱的，歌中说的是一个德国将军冯·施特劳斯男爵的事情。
“我把所有人集结在前沿，用手指那里，莫斯科已隐约可见，我们将在那里烤火、烤白面包……跟着我，向莫斯科进攻！”
这正是莫斯科保卫战击溃德国人的日子，礼堂里人们愤怒地跺着脚，我和科利亚仍是相互击掌，尽管他的那只手这会儿已经好了，我们仍这样鼓掌只是出于喜欢。我看着科利亚，心里想着，他马上就要走了，我再也听不到他那愉快的嗓音和话语：“伸出手来。”他走了也再不会有人叫我黄毛丫头和翘鼻子小姑娘了，尽管我实际上头发既不黄，鼻子也不翘。我不禁感到忧伤，或许，正是在那一夜，我决定给他缝个荷包做纪念。
在医院里，我曾经见过数不清的荷包，它们什么样的都有：花花绿绿的、鲜艳的、粗布做的、实用型的，荷包上大都有着奇妙有趣的绣织物和名字缩写，并题上字，如“打败可恶的法西斯”、“留做朋友纪念”、“亲爱的赠”等。
我找出些绸布头做里子，缝了个小袋，用根细绳穿过去，使袋子能够系紧，荷包就基本做好了。
剩下的就是绣，我用铅笔浅浅地在灰绸上写道：“一抽烟就想起我。”说真的，这话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我曾在一个荷包上看到过，我喜欢它就记在了心里。我坐在我家旁边的可将整个院子都能看得见的台阶上绣了起来。“你在绣什么？”我的邻居、同学热尼卡过来问道。
“你没看见吗？荷包。”
“给谁绣呢？”
“反正不是给你就是了，”我从栏杆高处看着热尼卡，“我绣给一个人，”停了会儿，又补充道，“给一个飞行员。”
我喜欢逗热尼卡，看他难受，我自己也不知这是为什么，热尼卡善良可信，那时我还不知道，这些品质正是一个真正的男人所具有的。
“那你给我也绣一个，行吗？”他问。
“给你，为什么？你又不抽烟。”我和热尼卡是朋友，有时他送我到医院门口。大门里那幢白色的经常灯火通明的楼房是他所不熟悉的神秘的世界。连我进大门对他来说也变得同样的不熟悉和神秘，完全不像他了解的那个扎小辫的小姑娘。她为什么每天要去那里，在那里做什么？一个小姑娘在大人们中间……这都成了他不解的谜。
我每天都上医院里去，抬担架，在防疫站值班，往各病房分发书籍，用勺给重伤员喂饭、念书信和代写信。伤员中一些人叫我女儿，另一些人叫我小妹妹，一个脊椎负伤的乌兹别克人叫我“小护士”，而科利亚·阿斯塔什金则叫我黄毛丫头和翘鼻子小姑娘。出院之日，科利亚·阿斯塔什金领取了发还给他的飞行服和带有蓝色领章———每一个领章上都有3个三角形东西———的军服，还有黄色的熟皮短皮袄，佩有红星的皮护耳帽。
四周一片雪白，雪在西伯利亚蓝色的晴空下炫人眼目。医院的院中已停好汽车，科利亚和其他几个痊愈的伤员，将乘车去火车站。
他们是我们医院里第一批治愈出院返回部队的伤员。大家都明白，战争还将进行得很久很艰难，这些年轻小伙子有的或许还会住进其他医院，有的则将长眠于地下……医院里每个能抽出身来的人都聚集到了院中的汽车旁，医院指导员简短地讲了几句话，队长拥抱亲吻了每个要走的伤员，上年纪的女管理员哭出了声，她有两个儿子在前线，其余伤员们从各病房窗口里望着院中的一切。
科利亚听着指导员讲话，安慰着女管理员，还不时向聚在各个窗口的伤员朋友们致意，不过，他看上去并不高兴。他在等着娜佳，而娜佳却一直没来，我不知道是什么事使她没来，也许，他们俩昨天刚闹过别扭。
“喏，黄毛丫头，”科利亚说，“伸出手来！”我伸过右手，他握得我生疼。
“怎么样，翘鼻子小姑娘，我的手不错吧，能拉驾驶杆吧？”他笑着，开着玩笑，而眼睛却始终在寻找着娜佳。我呢，这会儿则一直在想着藏在大衣口袋里的左手，左手里握着我为科利亚缝的荷包，这是我一生中第一个也是惟一的一个绣有“一抽烟就想起我”字样的荷包。
出院的伤员都上了车，科利亚仍四下张望，寻找着娜佳。我怎么也下不了决心把我的荷包递给他。
“你这样，”他突然抓住我的肩膀，“快去宿舍跑一趟……”我没等他说完，就沿着被人们踏实积雪的通向厢房的小路跑去。护士们的宿舍在那里。我没敲门就跑进屋，屋里空空的，只有刚下夜班的急诊室胖护士卡佳盖着大衣睡觉。
娜佳的床上空空的，床头柜上有一面镜子，镜框里夹着一张穿运动衣的小伙子的照片，这是张战前拍摄的娜佳喜爱的照片……科利亚已站在汽车的脚踏板上。
“怎么样？”他问。
我摇摇头，接着把我绣的荷包递了过去。
他接过去，脸上顿时现出激动的神色。
“这是她的，是吗？”他的眼睛幸福得闪着光亮，“你干吗不说话？唉，你呀，你这个翘鼻子……”司机按响喇叭，科利亚进了车里仍喊着：“告诉她，我给她写信！你听见了吗？可别忘了……”
下班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着科利亚，内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异样的空寂感觉。科利亚走了，我的荷包也随他走了。就让科利亚去想他愿想的事吧，最重要的是我的荷包将永远相伴着他，科利亚每当掏出它，读着上面的字，抽着烟时就会想起……娜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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