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研究专题 | 从“尚武”到“崇文”：中华帝国治国文化的转换

中华帝国不仅是中华文明与中华文化在演进中催生出的国家形态，也是中华文明与中华文化演进轨迹的历史见证与重要载体。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其中的传统治国文化是历史形成的治国理政的思想理论和制度规范及其在此基础上凝练的观念、态度、情感和习惯。它直接记载着我国古代政治与社会的发展面貌，是考究中国古代史演变的主脉之一。在中华帝国治国文化中存在着“尚武”与“崇文”这对二元辩证、此消彼长的文化有机体，两者间的转换则勾勒出中华帝国治国文化演进的历史轨迹。而“制度”作为文化的承载体无疑成为文化转换的关键因素，特别是专制制度、国防兵制以及选官用官制的变革直接促成两种文化的转换，乃至整个帝国治国文化的改变。中华文化一脉相承，传统中国治国文化的转换在当代中国也必然有着深远影响，从学理上认识这种转化以获取启示，对于承继中华文化的国人在当代的中国实践中具有重要价值。

自公元前221年起，中国维系了大一统帝国的理想，然而分裂与统一的循环周而复始，有时一个周期长达数百年。其间，朝代更换时促时慢，既有太平盛世也有凶年饥岁。在整个传统王朝更迭史中，出现了被称为“帝国”的中华地域大国。既为中华帝国，则有契合自身的治国文化。“尚武”与“崇文”是中国传统治国文化，特别是中华帝国治国文化的两个重要构成。“尚武”向“崇文”的转变，不仅从文化视角展示了中华帝国乃至传统中国的演进史，而且凭借“自觉输出、主动吸纳＂的文化特性，深刻体现中华文化中治国文化与文化治国的内在统一。我国自古就有对“尚武”与“崇文”两种文化之考辨，而“尚武”与“崇文”的生成与转换集中显现于中华帝国时期。

中国古代之“尚武”，是有关人及社会精神风貌的一种描述。而《辞海》将其释为崇尚武事，意即尊崇有关军事或强力的事务。本文认为，“尚武”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1）重视武备，属认知层面；（2）好勇好战，属习性层面；（3）自尊自强，属心理层面。

中国古代早期极为尚武，与当时人类在恶劣自然环境中保全自身、寻求安稳的本性密不可分，据此有学者认为，尚武精神源于危机意识。随着中华文明的兴起，中华大地各群、部落相继组建邦国、王国直至秦灭六国、统天下。这期间出于保家卫国的主要目的与统治阶级实现天下一统的政治理想共同形成的双重交错意识令各国不得不穷兵赎武，故而助长了尚武文化的散播。秦帝国作为中国大一统的文明正源，也是中华文明史中出现的首个帝国。如此看来，受战事长久洗礼的先秦与秦帝国最早孕育出了尚武文化，并使尚武文化风靡彼时。

先秦时期尚武文化的特点在于，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平民百姓皆以“武”为念，故民族好勇、国家尚武。“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强大武力与坚固国防是统治阶级维系统治和延续政权之基。在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控御下，民众则有“执干戈以卫社稷”的护国信念，这虽是基于护小家的本心，但与卫国家的使命始终交织在一起，故先秦武士备受仰慕，有谓之“国士在，且厚，不可当也”。在先秦，尚武精神的宣扬与教育紧密关联，特别是贵族所受“六艺”之教，其中军事科目占比很大，如注重“射”“御”都鲜明体现了掌握军事技能的重要性。《左传·隐公五年》有言：“春觉，夏苗，秋称，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先秦的广大普通民众亦兵亦农，熟悉战事、善用兵器，这无疑是统治阶级出于自身利益为适应军事发展的需要而做出以适应实战的要求的结果。这时期尚武不单意味着好战，还在道义层面形成了一种尚武精神。《子鱼论战》言：“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尚武精神要求既要塑造勇猛阳刚之象，又要创出诚信守德之魂，因而作为一种文化精神的“尚武”即“尚德＂。隋代王通更是在《文中子·卷五·问易》中说：“帝国战德。”或许，尚武精神的存续正是中华帝国形成的内在规定。

承袭先秦文化的秦帝国治国文化更为尚武。从军事国防、选官思想、社会经济与文化政策上可见一斑。

（1）军事国防：维系大国一统，秦军驻守全国，南北边塞皆是重点屯兵之地。制以铜虎符发兵，虎符剖半，右半由皇帝手握，左半在军帅之手，左右相合方能调军，军权于帝王至关重要。另，秦军以地域为基分京师兵、郡县兵、边防兵；以兵种为基分步兵、车兵、骑兵和水兵。帝国军事体系化，充分彰显统治者尚武之治国理念，即以“武”卫至高无上的皇权。秦帝国虽是大局稳固，然时受北方匈奴侵扰，故遣蒙恬率军抗击，获胜后便大规模筑长城戍边，致使匈奴“不敢南下而牧马”，同时南守五岭，开疆扩土成就帝国霸业。秦帝国将尚武文化与军事国防建设实践全面融合，致帝国长久稳固。

（2）选官思想：以军功爵为代表的尚武文化作为最基本的指导思想成为秦朝选官的基础，而对于文士则相对不是太重视。有谓“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秦朝废贵族官本位，改世卿世禄制度，换论军功行赏以授爵位官位。《商君书·赏刑》载：“利禄官爵抟出于兵，无有异施也”；“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除庶子一人，乃得入兵官之吏”。可见尚武文化已渗透至秦帝国政治选官的全过程，形成以军功为核心的“爵本位”。另，秦帝国创制中央专制集权以稳朝政，是朝政文治的先行示范，整个政府机构所建立的三公九卿制均由皇帝直接把控，太尉、卫尉、郎中令等皆是直接从事军武之职，且手握军权。“尚武”以主流文化形态占据秦帝国朝野。

（3）社会经济：秦帝国将粮食储备作为战略储备来管理和运用。如关中地区有咸阳仓、栎阳仓、霸上仓；中原地区有敖仓、陈留仓、宛仓；东部沿海地区有琅琊仓、黄仓和腄仓；西南巴蜀地区有成都仓。各仓连线横贯秦全境，是帝国战略储备之基本体系。这表明社会经济的军事化色彩甚为浓重。“耕战”同样体现了社会经济与军事战争的紧密联系。秦帝国极为重视农耕与战事，主张两者结合，此与前文述先秦时期广大民众“亦兵亦农”的性质相同。更显著的是，秦帝国为强化军事与农耕有效衔接、以屯代守，实现数次民众迁徙。正如《汉书·食货志》应劭注云：“秦遣蒙恬攘却戎狄，得其河南造阳之北千里，地甚好。于是为筑城郭，徙民充之，名曰新秦。”这无不显示出高度融合的社会经济军事一体化布局。

（4）文化政策：“重武轻文”现象普遍存在。以“焚书坑儒”为最。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施行“焚书坑儒”实质是统治者巩固政权、维护专制的结果，其所体现的尚武文化已超出作为文化精神的尚武本身。言外之意即秦统治者尚武的程度已达极致。

总而言之，秦治国文化承袭先秦时期“尚武”之精髓，在建立大统帝国后全方位强化了尚武思想，致使尚武之风在诸领域愈刮愈盛。秦帝国虽说是将尚武文化极致发挥，却形成过激尚武，为帝国覆灭奠定了基调，同时也为崇文文化的兴起提供了空间。

在秦帝国尚武文化的先行引领下，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史中存在过的其他帝国也深受秦尚武之影响。但在整个历史演进过程中，崇文文化渐兴且逐时与尚武文化交叉融合。“强汉盛唐”时期集中体现了两种文化的交互过渡趋势。

首先是汉承秦制，汉帝国承袭秦帝国尚武之风，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虽然汉朝内政时有波澜，即便到了最混乱时刻也能凭借强大军事实力抵御外敌甚至开疆拓土，对军武的重视表明汉帝国尚武文化的盛行。汉高帝在国家初建且国力尚弱之时，亲率大军进攻匈奴；汉武帝以“武”为重，强力抗击匈奴、积极开疆扩土：先后出现卫青、霍去病、李广等优秀将领，终于击溃匈奴，修建外长城之光禄塞、居延塞，收复河套并将河西纳人版图，促使“漠南无王庭”的局面，又先后吞并南越、闽越、夜郎、滇国、卫满朝鲜等国，远征大宛，降服西域诸国，使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强国。他还通过设“武功爵”解决了开边巨费。汉帝国之武功唤起了民众高涨的爱国拥君情绪，更扎稳了皇权根基，致使“尚武"在汉帝国的治国文化中取得了合理性的地位。

同时，崇文文化渐兴。这主要体现在学术及教育上：高帝诏群臣荐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来朝应试，网罗天下儒家人才，并在董仲舒等人建言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武帝时即设学校，后于长城外给博士弟子建筑校舍，名叫“太学”；后王莽扩充太学，增加博士人数至每经五人，于《五经》之外又添立《乐经》，学生增加至万余人。此时选官制度亦有更改，“博士和博士弟子之外，又有任子，有吏道，有辟举。其天子特诏，标明科目，令公卿郡国荐举的，是后世制科的先声；又州察秀才，郡举孝廉，则是后世科目的先声”。显然汉帝国虽承袭“尚武”以治国，却有意识地休养生息避免过度锋芒以充国库、理内政，而崇文文化即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渐兴，并与尚武文化逐渐交融的。

唐帝国的治国文化与秦帝国、汉帝国以“尚武”为主的治国文化不同：虽承袭尚武之风，然崇文之风愈刮愈列两种文化的交融在这时期极为明显。唐帝国的武功极盛：采用府兵制、开创武举制，并有意开疆拓土。如太宗平外患，固边疆，被四方诸国尊为天可汗；玄宗灭东突厥、高宗灭西突厥，西突厥灭亡后，诸国皆震恐来朝，中国所设的都督府州，遂西至波斯。唐朝凭借强大军力致国土面积较前朝尤为广远，如《唐六典·卷四》载：“凡四蕃之国，经朝贡以后，自相诛绝及有罪见灭者，盖三百余国。今所在者有七十余蕃，谓三姓葛逻禄……远蕃靺鞨、渤海靺鞨……各有土境，分为四蕃焉。”可见万国来朝之势足以彰显唐之盛世，是以，帝国军制与对外征战助长了尚武文化的沿袭。

另一方面，唐朝文化达至极盛之地：研习佛学、吟诵诗词、擅长书法、改革文学等。而“崇文”正是借以文学之内容与形式在主流的尚武文化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在选官用官方面，“唐时则设科甚多，其常行的为明经、进士两科。明经试帖经、墨义，进士试诗赋”，“唐制，则士可投牒自列，州县就加考试，送至京师，而试之于礼部”。唐文选属吏部，武选属兵部，致力于文治武功。

“崇文”与“尚武”的交融，在唐朝的治国文化中呈现出共存共进之态。譬如开元六年二月诏：“比来选人试判，举人对策，剖析案牍敷陈奏议，多不切事宜，广张华饰，何大雅之不足，而不能之是！自今以后，不得更然。”唐朝的统治者在治国理念上讲究文武并重，是两种文化交融的有力考证。又如《帝范》中太宗自述道：“斯二者递为国用。至若长气亘地，成败定乎锋端，巨浪滔天，兴亡决乎一阵，当此之际，则贵干戈，而贱庠序。及乎海岳既晏，波尘已清，偃七德之余威，敷九功之大化，当此之际则轻甲胄，而重诗书。是知文武二途，舍一不可。与时优劣，各有其宜，武士、儒人焉可废也。显然，唐时对于两种文化的审视是比较趋于理性、讲究均衡的，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社会大众，既尚武又崇文，在封建王朝史中开启了中华帝国治国文化文武交融的全盛时期。

陈寅恪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朝是商品经济、文化科教高度繁盛的时代。然宋帝国与前朝帝国在治国文化上大相径庭，特别是实现了从“尚武”到“崇文”的迅速转换。起先是由于宋初统治者基于对前朝割据战乱、君弱臣强导致亡国的深刻反思，而后则归因于北伐失败彻底打消了统治者对外征战以实现统一的政治愿景。因此，宋帝国奉行以“崇文抑武”为核心的治国理念，使“崇文”在整个中华帝国治国文化演变进程中占据了主流。

首先，宋朝的治国文化并非拒斥武功，只因前朝教训过于深刻且战事诸有不顺，导致崇文获得了较为宽阔的成长空间。范浚载道：“大抵五代之所以取天下者，皆以兵。兵权所在，则随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以亡。减少武功、削弱地方兵权是维系统治者政权的关键，因而宋初期统治者全面强化专制皇权，分化中央与地方事权以有效保障君主专权。其次，因二次北伐大败于辽国，进而采取“守内虚外”之策，以太宗为首的统治集团逐渐放弃开疆拓土的积极战略，转而实施内修政事的消极策略。如端拱初太宗诏文武百官进呈帝王之策时，宰相李防“引汉、唐故事，深以屈己修好、弭兵息民为言，时论称之”。虽说休养生息也是前朝之举，然面对辽军大肆侵犯，时任皇帝真宗却选择与辽议和，签订“澶渊之盟”。即使前朝也有议和之事，实是为蓄力重整旗鼓，然而宋朝却是继续执行消极防御的策略。正如史料记载：“此古之圣贤所以偃武而后修文，息马而后论道也。真宗皇帝四方无事之语发于景德二年，是时澶渊之盟契丹才一年耳，而圣训已及此，则知兵革不用，乃圣人本心，自是绝口不谈兵矣。最后，宋帝国大兴儒学，本想以文治弥补前朝尚武之失。但随战败接连而至，加之儒学本就重内轻外，更是助长了“崇文抑武”文化的盛行。据史料载，宋太宗阅读兵书时常显不屑之色，而在读《道德经》后则示：“朕每读至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尝不三复以为规戒。王者虽以武功克敌，终须以文德致治。朕每日退朝不废观书，意欲酌先王成败而行之，以尽损益也。”

宋帝国的“崇文抑武”，是整个中华帝国史中帝国治国文化从“尚武”到“崇文”转换的重要节点。进言之，宋朝将传统尚武文化或者“文武兼备”文化彻底更改，使“文治”成为后世王朝治国之核心。虽然此后历朝历代尽乎借军事之力缔造自身，然而每至政局稳固后便行文治之治。是以，整个中华帝国治国文化演变的历史轨迹即从秦帝国“尚武”伊始，再经汉唐时期的“尚武”与“崇文”兼备，后至以宋代“崇文”之风盛行为终，后世元、明、清各帝国承宋“崇文”之风，将其推至极致。

中华帝国治国文化从“尚武”到“崇文”的转换，实则是一种客观性与主观性相统一的文化变迁过程。所谓客观性，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强调的客观存在与历史必然相统一，表现为一种自然变迁；所谓主观性，即人在历史活动过程中具有自主意识与计划行为的能力，表现为一种计划变迁。当然，“历史人”本身也是一种客观存在。从文化变迁的角度看，中华帝国治国文化的转换是自然变迁与计划变迁共同作用的结果。由于中华帝国治国文化的转换无不与帝国政治特别是统治者意志和行为紧密相关，因而本文意从计划变迁视角对中华帝国治国文化转换进行成因分析。马克思指出：“政治国家就是国家制度……国家本身的抽象只是近代的特占因为私人生活的抽象只是近代的特点。政治国家的抽象是现代的产物。”据此而言，以制度为切口追溯文化转换的成因是为可行路径。另外，制度创设深刻影响着社会文化的演变取向，特别是良好制度的创设与差的制度甚至恶的法则所产生的后果具有明显差异性。

在触及政权问题时，封建王朝最易于演变成统治阶级内部就此展开斗争的角逐场，君王将相对其乐此不疲，政权更迭、国家兴亡时有发生。伴随新旧政权交替的国家制度更易成为周期性常态，而“除圣人立制难以变动外，一般的经制与权制均可因时、因势、因事加以调整，属于人们行事的依托”。中央集权与君主专制制度便是圣人立制外新旧政权、前朝后世差异性表征的集中体现。中央集权与君主专制作为中国封建王朝的政治轴心，衍生出众多具体制度以强化中央和皇帝的权力。围绕中央集权与君主专制进行的制度变革，实质也是专制制度强化的过程。而正是基于历史形成的、由统治者创设的制度规范，不仅在原有基础上改换了国家的运行机制，同时还深刻影响着民众的观念、态度、情感和习惯，以至于不同时代形成的治国文化既有共性也有个性。“一个国家的制度精神，既是特定政治哲学的精神表达，同时也是源于民族精神文化的集中体现；它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制度选择，同时也被所选择的制度所决定。”中央集权与君主专制制度的创设虽然由统治者本身利益与意志所决定，并具有历史的继承性，但无疑映射出古代人的思想内容与意识倾向，如君权神授式的宗教信仰；天地君亲师式的至尊伦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式的权力崇拜；家国天下式的整体主义等。这充分说明制度变革对于治国文化的转换具有重要影响。

专制制度表现为皇帝与中央权力的集中，内蕴一种“文治”倾向。由于专制制度建立的出发点在于实现皇帝个人专制且有赖于政治、社会秩序的稳定，而诸如朝臣将帅、封疆大吏、地方藩镇等手握各种权力（尤为军权），成为威胁皇帝专制与中央权威的不稳定因素。因此，整个中华帝国史中专制制度变革带来的效能，是逐渐削弱地方势力以强化中央权威、分化朝臣权力以实现皇帝专制，代之以文教礼乐治国治民。故“尚武”向“崇文”的中华帝国治国文化转换具有历史必然性。

在整个中华帝国治国文化转换过程中，专制制度变革与治国文化转换并非同步进行。从制度变革视角看，专制制度往往在新政权确立后即进行了创设，引导着治国文化的改变，治国文化的形成则相对滞后。如此，可将帝国中的专制制度与治国文化视作一对变量，专制制度是自变量，治国文化是因变量（如图1所示）。宋以前的帝国专制制度变革与治国文化从“尚武”向“崇文”的转换呈正相关，专制制度的强化促使治国文化崇文化，进程却相对缓慢。直至宋朝，崇文化加快。起因于安史之乱造成的地方割据，制度的文治制衡功效被打破，导致五代十国混战局面出现。对此宋初统治者意识到：君弱臣强、藩镇割据是造成战乱的根源，于是行“偃武兴文”政策，在中央层面实行文官制与收精兵；在皇帝层面行“二府三司制”。文官制虽是选官用官制度，实为专制强化的产物。

首先，文官制的创设极大削弱和限制了武官权力，官僚体系中文重武轻的局面由此形成，有效抑制了内政外朝“武人跋扈”的局面。文人还出任将职。如枢密院官职多为文人，据统计，枢密院历来正职共85人次，其中文职出身者63人次，占总人数比例的74.1%；武职出身者22人次，占总人数比例的25.9%。可见文臣力压武将，具有极大话语权。其次，将地方精兵收编为中央禁军。宋太祖下令：“诏殿前、侍卫二司各阅所掌兵，简其骁勇者升为上军，而命诸州长吏所部兵送都下，以补禁旅之阙。又选强壮卒定为兵样，分送诸道招募教习，俟其精练，即送阙下。一是形成保卫皇帝的专属力量；二是削弱地方武将的兵权，加强对地方管控以巩固皇权和中央集权，防止藩镇割据。宋朝的中央集权制较之秦郡县制、汉郡国并行制、刺史制和唐节度使制等更彻底之处在于，其强化中央集权和皇权的最有效方式是皇帝掌握绝对军权，对于可能存在军武属性的官职或地方皆以文替之。最后，“二府三司制”是宋统治者削弱相权、加强皇权的制度设计，较之丞相位高权重的“三公九卿制”，宦官、外戚干预朝政的中外朝制和维持庞大朝臣之均衡的“三省六部制”更甚。宋朝的治权、财权、军权在朝臣和各府部门中分散交错，大权尽系于皇帝之手。

在制度领域形成的“崇文抑武”理念，或说是以“崇文抑武”作为建构专制制度的统治者治国理念，都说明宋朝统治者为强化绝对集权不遗余力。他们通过强化专制制度，改变了长久占据主流的尚武、文武并重的治国文化。可见，地方与朝臣军权的削弱致使武功尽乎失效，同时，以文替武来实现强化皇权与中央权力所迫切需要的稳定政治环境。中华帝国治国文化在宋朝专制制度变革的过程中，实现了分水岭式的“尚武”向“崇文”转换。总而言之，专制制度的不断强化极大促进了中华帝国治国文化的崇文化转换。

中国古代史围绕封建王朝政权的分裂与统一展开。改朝换代、治乱循环的中国古代历史周期，在民族大一统文化的驱动下形成，“分”只是暂时的，目的是为了“合”中华帝国史整体呈现出“纵向稳定”的演进态势，其背后是帝国自身各要素动态失衡后的重塑。帝国前后轮替无不伴随着内忧外患的产生，而帝国制度的变革恰是对所处时境所做的适时性调整，在此基础上，帝国治国文化也随即发生变化。

除从专制制度创设层面加强中央权力与皇权外，国防与兵制建设作为中央集权与君主专制强化过程中延伸出的具体制度，在变革过程中同样促成了中华帝国治国文化从“尚武”向“崇文”的转换。国防与兵制建设的首要目的是维持社会稳定、防止内乱外患。自秦至宋以来，国防与兵制建设在意图与战略上呈现出内紧外松的趋势，直接体现为中央权力强化与国防军力渐衰。

宋以前，各帝国在国防与兵制建设上整体取得功效，而与国防兵制相伴的治国文化也主要体现为“尚武”或“文武并重”。秦统一后，虽大局稳定，但时有外患，故常对外征战以致重外轻内。如始皇帝遣将蒙恬率军30万北逐匈奴，又派尉屠睢率50万大军南平百越，军出而国都空，一旦有变则远水难灭近火，正如陈胜吴广起义，大有覆灭秦朝之势，秦虽将其平定，却已是勉强为之，而对六国贵族叛乱则完全力不从心。以此可见，秦因常年对外征战而弱化了内部管控能力，构成对皇帝与中央的威胁。宋朝统治者深谙外强中干之害，故收精兵以专卫皇帝安危与国都安全。显然，秦对外征战的国防兵制在宋时已被守内虚外的国防兵制取代。这实际反映出秦“尚武”的原有价值在宋治国文化中消散。汉初虽施行“休养生息”政策，较秦重内修，但仍承秦尚武，且“及汉兴，冒顿始强，破东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广兵强，为中国害。南越尉伦总百粤，自称帝。故中国虽平，犹有四夷之患，且无宁岁”，故数次对外征战，特别是汉武帝在位几十年间“征讨四夷，锐志武功”取得成效。对外武功助长了汉朝治国文化中的尚武之势。但正是从汉始，汉初统治者总结秦过度尚武教训时认为“重内修”也是强国之举。经西汉征战后，光帝“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非警急，未尝复言军旅”，施与民休养生息之策，边功之事遂减少，而文治之风渐兴；另外，西汉后期至东汉，募兵制成为与征兵制具有同等分量的兵制，然此制不重训练、疏于整顿，且以钱财募之，故军武战斗力下降。且建武七年，光帝下诏＂宜且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令还复民伍“气可见，汉国防兵制的变革与重心的偏移逐渐削弱武功，而原先尚武或是文武并重的治国文化也随之而变。

直至宋朝，其国防兵制尽乎不具前朝武功之效。这与宋“抑武兴文”直接相关。当然，宋朝极力推崇文治根本上归咎于五代十国。有数据表明，唐末到五代十国前后历时80年，中国内外一片混战，生灵涂炭。前后58个皇帝中竟有42个死于非命。其中，唐武宗在位时，全国有496万户，后周世宗在位时，仅余120万户，而到宋初为200万户，损失率76%。五代十国对于法统的绝对践踏导致了世间原有秩序崩塌。为此，宋初统治者在总结五代十国教训中，将解决君弱臣强、藩镇割据之法首先落实在削弱军武力量上，这在国防兵制变革中体现较为明显，除前文论及的收精兵外，宋也实行募兵制。但与前朝不同之处在于，宋募兵须由中央下令，避免地方拥兵自重，以免危及皇权与中央权威。同时，为消除武将作乱的可能性，宋军制通过“将从中御”“兵将分离”等法极大削弱了武将与地方的军权。值得注意的是，与“抑武兴文”政策适配的是“守内虚外”的国防战略。太宗曾言：“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尤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显然，宋国防兵制的创设具有严重的守内、崇文倾向，这无疑是统治者对前朝教训矫枉过正的结果。至此，“尚武”于宋再无立足之地，“崇文”则大行其道，占据治国文化的核心地位。

上述可见，中华帝国史中国防兵制的变革既逐渐又最直接地削弱了武功，代之以“文治"的制度创设，这必然促使治国文化崇文化发展。首先，国防兵制建设的重心逐渐呈现由外至内的偏移，最终导致“守内虚外”政策的颁行，进而以点带面促成治国文化崇文化；其次，“守内虚外”的国防兵制与国防战略摒弃了原有的“防御外来侵略和颠覆而采取的一切措施的战斗力”这一“国防”中的关键要素，致使国防对外能力形同虚壳，区别于完整意义上的“国防”概念，不仅压缩了武功文化的生存空间，还将国防制度、战略俱以文治化；最后，国防重心的偏移与国防本身的变质强化了帝国治国的文治之术，从制度创设、运作模式上改变了“以武治国”的传统，推动了崇文文化的发展。总而言之，在大一统文化内在驱动下，治国文化的转换终究是服务于帝国内外稳定与统一的。国防与兵制的历史变革，促成了中华帝国治国文化由“武功一稳定”的传统向“文治一稳定”的转换。

“尚武”向“崇文”的中华帝国治国文化转换，有赖于帝国选官用官制的变革特别是科举制的兴起。自秦以来，选官用官制的演变与科举的形成发展都内在遵循着“重文轻武”的制度创设原则。一方面，手握兵权的朝中武臣与地方武将对皇权与中央权威形成或直接或潜在的威胁；另一方面，文官较之武官而言不熟战事、没有兵权且多善于卖弄口舌，故易于管控。因此，依照重文轻武原则创设与变革的选官用官制在君臣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两个层面极大压缩了武将官员与武将官职设置的数量，从而限制武将势力、防止藩镇割据，强化了皇权与中央权威。变革中的选官用官制与科举制的兴盛，促使帝国治国文化在以文为重的制度创设与变革中逐渐崇文，人才选拔模式、民众情感培养、国家运作机制等都据此发生重大转变。

秦至宋选官用官制度的变革加速了帝国治国文化崇文化发展。在选官用官制度变革过程中，文官制的创设、完善与文职数的不断增加对武官及武官制形成冲击，文官与武官间的关系从早期“文”对“武”的补充到中期两者的均衡，至后期变为“文”对“武”的彻底压制：一是文官具有极大话语权；二是文官与文职数量激增，构成庞大官僚体系；三是文官逐渐接手武将职权。对此，民间也流传着“文官动动嘴，武官跑断腿”等言。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的产生是和封建集权政治相适应的，它随着封建集权政治的发展而不断嬗变。自秦建立中央集权制以来，中华帝国的统治管理方式便发生深刻变化，其中，官僚体系的构建为“文兴武退”的治国文化转换提供了场域。秦统一后虽行军功爵，但因战事减少且内政需以官僚维持，军功效用打折扣不说，政务管理又需要一定的文化素养，而非有军功有武艺有臂力者所能胜任，于是官与爵分离在秦的官僚体系中，文武分开体制的成型使占据主流的军功首次受削，为以文治国的治国文化提供了契机。直至宋文官制的确立，从制度层面全面钳制了武将在朝中与地方的势力。而汉唐时期选官用官制的建立，既不同于前朝也不同于后世，此时官员的选拔要求文武双全，官职的设置讲究同等均衡。西汉“郎官乃武士侍从，出则成军，而当时以二千石以上子弟及明经孝廉射策甲科博士弟子高第及尚书奏赋军功良家子充之。又可见时人尚武习军事之风矣。而“唐制举之名，多至八十有六，凡七十六科，至宰相者七十二人”。唐制举包含诸多军事科目，是文人因受限于贡举名额少而意愿人仕的另一种渠道，从中可见唐制对人仕者的文武才能要求很高。显然汉唐时期选官用官制以文武并重为创设原则，在制度层面形成对在位的文武官员以及意愿考取官职的人做出规范，这种规范所带来的影响必然由政治领域延伸至社会领域，进而推动帝国治国文化从尚武到既尚武又崇文的转换。与之相比，宋朝在选官用官制度的创设上却是“一边倒"的态势，文官文职不仅占比大，还设置在枢密院等核心军事部门，朝政、地方、军武皆由文官把持。所谓“武将篡权、文臣弄权”，但“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几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气故宋统治者在权衡利弊后仍选择以文抑武的治国之策。如宋太祖言：“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众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可见，“抑武兴文”政策通过文官制的创设与执行，全面强化了“崇文”的中华帝国治国文化，谓之“以文立国，武功不兴”。

科举制确立于隋唐时期，也属于古代选官用官制度。科举产生以前，传统王朝主要行军功爵制，王朝开疆拓土或是社会发生动荡都与从军功爵制中塑造出来的军事强人密切相关，武功更有效也更受人推崇，然而科举制度施行后，包括墨义、贴经、策问、诗赋、杂文等考试形式的设置使得“文章"亦成为考生实现安身立命、成就功名的主要途径。从科举制形成的前后历程看，选官用官制度中人才选拔机制特别是考核方式的改变，逐渐扩展了封建王朝人才引进的社会面，特别是唐宋时期科举制的发展，使中国古代文化焕发蓬勃生机，进人黄金时代。受科举制的影响，中华帝国治国文化崇文化进程加快。值得注意的是，在唐至宋的科举变革过程中，进士人数大幅增加，宋朝进士人数是唐朝进士人数的数倍。据史料记载，武周时宰相共73人，其中进士11人；玄宗时宰相共34人，进士只有7人；肃宗时宰相16人，进士出身的只有4人；代宗时宰相12人，只有4人是进士，而两宋时期任用的133位宰相，大多数是进士出身，仅一位出身武将。且整个唐朝共有进士7448人，宋近11万名进士。另外，因唐人人仕的基本途径由推荐、行伍、科举、门荫组成，故进士人仕的人数并未像陈寅恪所言“进士之科在唐朝以为全国人民出仕之唯一途径”，反倒是宋朝不断扩大进士人仕名额，大兴科举。尤为太宗继位后，科举取士名额大增，此后更甚。显然，宋较之唐大幅增加科举取士名额，实为宋守内虚外、主以修文之后果。正如太宗言：“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隋唐以来，科举制的创设及变革根本上以强化皇权为核心，特别是宋朝对科举制的改革，全面落实了“抑武扬文"的治国政策，从制度层面牵引和塑造国民情感、观念、意识和习惯，促成整个社会风尚转换，分水岭式地改变了长久以来所推崇武功之治，代之以崇文的帝国治国文化。

中国历史呈现的是一幅中华文化一脉相承的宏大画卷。中华文化历经先秦的创生期，到秦汉至宋元的发展期，再到明清以降的转型期，为文明从未间断过的中华大地留下了极具宝贵的历史财富。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从“尚武”到“崇文”的中华帝国治国文化转换中汲取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对于生活在现代文明中的华夏民族认识和理解当代中国意义非凡。

秦帝国的建立是中华文明史演进的关键节点，它标志着作为历史文化共同体的中华文化以及作为民族共同体的中华民族的正式形成。中华帝国治国文化的形成始于秦帝国的建立，直至宋帝国的出现，其间整个帝国治国文化的历史轨迹逐渐形成由“尚武”向“崇文”的转换。转换不仅是客观现实对于主观意识的决定性影响，同时还是主观意识趋向客观现实并对客观现实施以影响的过程，而这种影响集中体现在文化精神的塑造上。

诸侯混战造就了先秦时期尚武之风盛行，秦国从中脱颖而出成就了统一霸业，汉帝国、唐帝国及宋帝国也曾诉诸武力以实现大一统，可见尚武的重要目的在于完成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的大一统。这似乎有悖于中华民族追求和平统一的文化传统。但极其重要的是，中华帝国寻求大一统的根源在于中华民族拥有追求和平统一的基因：战的终极目的是实现长久和平统一。同时可见，在“尚武”向“崇文”的转换过程中，实现大一统的方式逐渐由文治替代武功，即从以武力征服为主转换为以文化同化为主。特别是汉帝国施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后，儒家思想立为正统。其中，“天下大同、人心无恶”作为儒家宣扬的核心思想，既表达了“仁”及仁政的最高理想与最高境界，也推动了后世王朝治国文化崇文化的发展，因而出现了统治者将“天下大同、人心无恶"奉为最高政治信念与民众寄望天下太平的一体共识。秦帝国之后，儒家思想与“崇文”渐融，以至占据内政主流，软实力的输出成为对外实现和平统一的主要方式，形成“以仁为本”的治国理念，整个帝国存续的合法性皆以“仁”为本。因此，随着中华帝国治国文化从“尚武”到“崇文”的转换进程逐步加深，“以文促统"的方式也更受统治者与民众推崇。中华民族追求和平统一的文化精神在承继崇文文化的基础上，不断深化。放眼当今世界，地缘政治冲突加剧、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大国竞争博弈激化、单边双边矛盾突出、南北贫富差距加大等问题愈加显现，成为阻碍各国及全球发展的屏障。对此，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始终坚持和平、开放、合作、共赢、包容发展，实现了和平与发展的融合，为全球和平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人民。显然中华民族追求和平统一的文化基因塑造着整个当代中国，同时，当代中国实践也展现了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始终致力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多元和谐的坚实行动。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在，中华民族必将也一定能够凭借强大凝聚力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实现祖国和平统一。

纵览整个中华帝国史，自秦帝国至清帝国，近两千年稳固的封建政治格局在1840年英国发起的鸦片战争中被粉碎，致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启了漫长且艰辛的近代屈辱史。史学界关于清帝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原因的分析各有不同，但主流观点认为大清帝国政府的腐败无能、封建社会经济基础的落后与英国综合实力的雄厚等共同作用是此次战争中帝国失败的主要原因。而清帝国的闭关锁国政策更说明了整个封建王朝到后期已经普遍形成了“故步自封、消极守成”的观念。“故步自封、消极守成”观念的形成本身也是清帝国治国文化的真实写照，这无疑与长久以来中华帝国治国文化由“尚武”向“崇文”的转换紧密相关，特别是在宋帝国施行“崇文抑武"的基础上形成的崇文主流文化，对于后世王朝的统治者在制定治国之策时几乎产生了定调性的影响。

列宁曾说：“在对待野蛮的势力时，绝不拒绝使用野蛮的斗争手段。尚武精神的缺失以及过度崇文带来的根本问题即政策上“守内虚外”以至于文化上“故步自封、消极守成”。而这种治国文化具有的柔弱性必然使得整个国家武事废坠、民气柔靡，同时对国防建设的忽视也必定招致外敌肆意人侵，面临亡国之难。就宋以前的中华帝国而言，文武尚未彻底分殊，文治多以武功为保障，无论开疆拓土还是抵御外敌，主要方式是通过军事征服。而宋帝国虽有数次对外征战的实践，却都以失败告终，导致其在对外问题上开始妥协求和、退避三舍。这表明，宋朝统治者在主观上确保国家主权完整的积极诉求经由“抑武崇文”政策的实施与“以文抑武”文化的形成彻底转变为委曲求全、安于现状的卑微请求。所谓“落后就要挨打”，毫无疑问，“故步自封、消极守成”的普遍观念，必定有损于民族国家要求主权完整的核心利益。以此可见，随着中华帝国治国文化由“尚武”向“崇文”的转换，原先具有积极意义的“尚武"精神逐渐隐没，取而代之的是悬于高空、不切实际的诗词歌赋与弱不禁风、逆来顺受的人格模样。正如梁启超言：“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和平与发展已成当今时代主题，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大行其道，发达国家利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和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中的主导地位损害发展中国家利益的现象还很普遍，国际和地区安全形势出现的新的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加。为此，捍卫我国领土安全与国家主权，维护地区稳定与实现和平发展仍需推进国防与军队现代化建设，因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中华帝国治国文化从“尚武”到“崇文”的转换既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历史实践过程，也是中华民族不断修复自我以实现复兴的探索过程。“尚武”还是“崇文”？到底是个辩证问题。尚武精神是指在个人层面拥有强健体魄、国家层面具有爱国主义、民族层面形成自强不息的优秀文化精神。因此传承和发扬尚武精神，无论对个人、国家，还是对整个社会而言都极为重要：它不仅是维系个人生命存在的根本，同时也是确保生存环境安稳的前提。然而过度尚武则超越了其作为文化精神所具备的内涵，尚武文化中存在的原始暴力性会以极端方式演变，如缺乏理性的压迫奴役、好战惹事、殖民侵略等等，特别是中华帝国史中存在的对内暴政、对外征战等行径都与过度尚武直接关联。崇文精神表达的则是对知识、学识、道德的一种追求，文人墨客、仁人志士等成为膜拜对象，其尤为强调修身养性、反对暴力、追求和平。塑造崇文精神能够提升人类的思想境界，有益于个人、国家及社会的理性化发展。然而过度崇文同样丢失了作为文化精神的崇文本身，如个性的柔弱胆怯、国家的空虚无力以及社会风气的颓废凋敝等。所以“尚武”与“崇文”不可偏其一偏则废。同时，“尚武”与“崇文”是有机统一整体中相互制衡、相互补充的两个组成部分，防止过度“尚武”需借助“崇文”之力，反之亦然孔子云：“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治理国家既要有文德教化，又要有军武保障，只有如此个人才能全面发展，国家方能强大，社会才会兴盛。

中华民族在久经磨难并饱受屈辱的近代百年史中艰难寻求着文武平衡，势必要将尚武精神与崇文精神合二为一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迎来了曙光，从救亡图存的困境中走上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这预示着“尚武”与“崇文”的失衡天平重回正轨，两种精神的交融为实现民族复兴梦提供了关键遵循。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各项事业全面发展，但国内国际形势依然严峻。在中华帝国治国文化从“尚武”到“崇文”的转换中汲取经验，启示着我们在日益复杂化、理性化与多边制约的现代国际关系下，国防建设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同等重要，这也凸显出全面建设的战略意义。利德尔·哈特认为，战争的目的是要获得一个较好的和平，这当然是从你自己一方的愿望来说的……一个国家，如果它把自己的力量消耗殆尽，那它也就不会有能力继续推行自己的政治，因而必然使其前途不堪设想。心无论如何，个人、国家及社会的发展都应遵循文武均衡原则，必须具备辩证统一的思维方式全面地看待问题，只有这样党和人民才能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取得更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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