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不起的刘阿斗”，“傻孩子刘阿斗”其实是个巨大的历史误会。真实历史中的蜀汉皇帝
刘禅
，在位四十一年，实际执政三十年，个人智力表现正常，治下国家安定，百姓乐业。此外更具备充分的自知之明，施政风格
豁达
、
从容
、
大气
，堪称数千年历史少有的一代明君。
蜀汉皇帝刘禅
《三国志》
作者
陈寿
是蜀汉旧臣，在刘禅的传记里写下「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竖则为昏暗之后，素丝无常，唯所染之，信矣哉」，肯定刘禅在执政大多数时候，都是信任贤相的明智君主。
而另一位因写《陈情表》而名垂千古的蜀汉旧臣
李密
，对晋相张华的特意问询，称刘禅「得诸葛亮而抗魏，任黄皓而丧国，恰如齐桓公得管仲而霸，用竖刁而虫流」，认为
刘禅可与齐桓公相比
，就是那位尊王攘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率领华夏民族抵御游牧夷狄第一次大侵攻的春秋五霸之首。
虽然在司马氏的西晋王朝，他们当然不能过多说自己故君刘禅的好话，因此用词褒贬兼备，但皆可算是当时人对刘禅中肯客观的评价了。
其一、刘禅之长：气量甚大、爱德下士，萧规曹随，选贤任能。
历史上的刘禅在长达四十一年的在位期间，虽然确实不如他的英雄祖先汉高祖刘邦、汉武帝刘彻那样英明神武，但也并没有什么明显的昏君劣迹。他个人才能虽不甚出众，也比不了他的父亲昭烈帝刘备，但若在大一统王朝的治世做个太平皇帝，同样绰绰有余。
诸葛亮逝世后，刘禅实际掌握了政权达三十年之久。既有天子名分，又有诸葛亮临终前《遗表》背书，如果刘禅定要肆意妄为，整个蜀汉政权并无任何人能制约他。蜀汉一众著名大臣，
蒋琬、费祎、董允、姜维
们任职期间的军政成绩，皆离不开刘禅的首肯和鼎力支持。
蜀汉四英：
诸葛亮逝后，刘禅先后以大司马蒋琬、大将军费祎为录尚书事，总揽朝权；后又以姜维、诸葛瞻为录尚书事，（包括蒋琬费祎、费祎姜维共录尚书事时期）
最重要的朝政大权，刘禅一直都交给当时蜀汉最杰出的人才担任。直到在位的最后几年，方有黄皓之失，隔绝上下，终致其祸。
蜀汉大将军姜维
只有根本不理解两汉时代政治的人，才会将刘禅并没有乾纲独断、大权独揽，而是选贤任能，任用大臣主政，当做了他推卸责任、厌倦权力的表现。
从明太祖废宰相制起，明清两代就并没有真实意义的宰相了，内阁阁老、军机大臣，虽也有宰相之名，其实不过君主的私人秘书。或者说，是在君权侵吞了相权以后，再临时分担代理其中一部分的君权+原相权。
非要用大明太祖皇帝、成祖皇帝、或清代诸帝那种标准，以为皇帝将宰相的活抢了自己一个人做，天天瞎灯火赶早朝，忙到晚上还要批阅无数奏折、事无巨细大小皆察，才算“模范好皇帝”，恰恰是离现代最近的明清体制带给世人的最大误解。
蜀汉承东汉体制，天子五日一朝，三公坐而论道，事务决于台阁即尚书台。大臣加“录尚书事”者，便可代替君主管理尚书台相关文书事务，兼有行政权和决策权，尚书令直接受其管理，实际权力可类比先秦和汉初丞相。天子只需垂拱而治便可。这便是秦汉士人“虚君实相”的政治理想了。
既然刘禅论能力远不及父亲和相父，能有充分的自知之明不添乱，能在绝大多数执政期间里，充分信任大臣能力，使之发挥才干，如此已算得履行了其皇帝之职，又何必定要朝乾夕惕、夙兴夜寐呢？
此外，刘禅亦能遏制君主的自身好恶，礼敬直臣。他虽宠信黄皓，然董允在世之时，能死死压制黄皓不得升迁，刘禅哪怕因此到了“深恨之”的地步，对董允仍然生前重用，身后荣褒；姜维扬言要杀黄皓，刘禅亦让黄皓给姜维道歉，意图调处两人关系，使之和睦。
总结刘禅一生，虽做不到完全清心寡欲，屏黜奸谗，但不因小人而害正臣，对大多数君主而言已算难能可贵了。
其二：刘禅时代蜀国国家安定，百姓乐业。
频繁大赦，事出无奈；“面有菜色”，未必属实。
章武三年夏四月，先主殂于永安宫。五月，后主袭位于成都，时年十七，尊皇后曰皇太后。大赦，改元。
建兴十二年春二月，亮由斜谷出，始以流马运。秋八月，亮卒于渭滨。征西大将军魏延与丞相长史杨仪争权不和，举兵相攻，延败走；斩延首，仪率诸军还成都。大赦。
延熙元年春正月，立皇后张氏。立子璿为太子，子瑶为安定王。大赦，改元。
延熙六年冬十月，大司马蒋琬自汉中还，住涪。十一月，大赦。
延熙九年夏六月，费祎还成都。秋，大赦。
延熙十二年春正月，魏诛大将军曹爽等，右将军夏侯霸来降。夏四月，大赦。
延熙十四年夏，大将军费祎还成都。冬，复北驻汉寿。大赦。
延熙十七年春正月，姜维还成都。大赦。
延熙十九年春，进姜维位为大将军，督戎马，与镇西将军胡济期会上邽，济失誓不至。秋八月，维为魏大将军邓艾所破于上邽。维退军还成都。是岁，立子瓚为新平王。大赦。
延熙二十年，闻魏大将军诸葛诞据寿春以叛，姜维复率众出骆谷，至芒水。是岁大赦。
景耀元年，姜维还成都。史官言景星见，於是大赦，改元。
景耀四年春三月，追谥故将军赵云。冬十月，大赦。
其中大赦理由，包括即位改元、立皇后太子、军队胜利、敌国内乱、敌国重臣来投等。大赦肯定是对国家律法的损害，因此诸葛亮执政期间，仅仅在刘禅继位之初大赦过一次，并表示过他和刘备“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的施政理想。
陈寿对此相关的评价：【然经载十二而年名不易，军旅屡兴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自亮没后，兹制渐亏，优劣著矣。】
费祎执政期间，大司农孟光也公开抨击了对诸葛亮死后，频繁大赦的反对，费祎竟不能应答。
【大司农河南孟光于众中责费祎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敝穷极，必不得已，然后乃可权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贤，百僚称职，何有旦夕之急而数施非常之恩，以惠奸宄之恶乎！」祎但顾谢，踧踖而已。
初，丞相亮时，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悉矣，曾不语赦也。若刘景升、季玉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由是蜀人称亮之贤，知祎不及焉。】——《资治通鉴》
封建帝制国家，是极难有现代国家一样的严明法治的，而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人治。
诸葛亮的理想主义施政，只有凭他卓越当世的个人能力、鞠躬尽瘁的工作热情、事无巨细的工作态度，可说是燃尽生命中所有能量才得以实现；
此后即使是他看好的继任者，公认的贤相费祎也同样难以为继。长久面对蜀国地域狭窄、国力弱小这样的现实，作为务实的政治家不得不做各种妥协。
蜀汉大将军（宰相）费祎
在刘禅此后实际统治的30年间，一共11次大赦，和诸葛亮时代比当然是过频过滥。可看看同时代魏国吴国执政者，包括孙权、司马懿父子这些在历史上均可被称为政治家的所为，也一样在依靠频繁地各种大赦来缓和矛盾，延续统治。
依据《三国志》各帝纪传大略统计了一下，
曹丕在位6年，1次大赦；曹睿在位13年，5次大赦；曹芳在位15年，9次大赦；曹髦在位6年，3次大赦；曹奂在位5年，4次大赦；
孙权在位33年，8次大赦；孙亮在位6年，6次大赦；孙休在位6年，4次大赦；孙皓在位16年，14次大赦；
大赦的本意，是赦免罪犯、减轻罪责。再注意一个事实，当时蜀汉作为一个人力资源贫乏的小国，却不停以攻为守，对北方大国频繁发动攻势。而刘禅的大赦令，绝大多数发生在重臣（蒋琬、费祎、姜维）还军成都、准备新的攻势时。
那么这些大赦令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显而易见了，不外乎让那些罪犯囚徒，去填补下一轮军事行动所需的人力资源。换言之，就是史上常见的“谪发囚徒为兵”，如秦始皇征南越、汉武帝征大宛例。只不过秦皇之鉴不远，轮台诏书犹在，便用大赦天下的名义粉饰太平。
一如孙皓仅仅用相当于刘禅一半的实际执政时间，就下达14次大赦令，荣登“三国大赦帝”宝座，仁君乎？然则其人正是史上出了名的暴君。其“大赦”目的，可想而知。
因此单因频繁大赦之事，用不着对刘禅过度批评。不能完全效仿诸葛亮在位时期的施政方式，正因彼时蜀汉君臣能力不够，非不欲也，实不能矣。毕竟单论治政，古往今来又有几人能及诸葛亮这个千古奇才？真当“诸葛大名垂宇宙、千载谁堪伯仲间”是随便说说的么？
《汉晋春秋》：【孙休时，珝为五宫中郎将，遣至蜀求马。及还，休问蜀政得失，对曰：“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臣闻燕雀处堂，子母相乐，自以为安也，突决栋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祸之将及，其是之谓乎！】
如果孙权和司马懿可以长期在三国类游戏里拥有90以上的政治能力，曹丕曹睿父子也可以拥有80以上的政治能力，都被大众视为理所当然的话，那么作为君主，刘禅的政治能力也应该是这个数值，并不逊色于他们。
长期以来，治下百姓“面有菜色”被当做刘禅施政昏庸无道的铁证，近乎已成共识。然而考其出处，仅来自于东吴使臣对其君主孙休的一面之辞。
孙休其人，陈寿评价他“以旧爱宿恩，任用兴、布，不能拔进良才”，算不得贤君；为巩固权位便杀害被权臣废黜的幼弟孙亮，算不得仁主；孙休信用张布、濮阳兴主持朝政，托孤此二人，他们却废其子而迎立孙皓。孙皓即位后杀孙休之妻并二子，足见孙休亦无基本的识人之明。
东吴景帝孙休
刘禅实际执政三十年，发布十一次大赦，尚且被批评为“兹制渐亏，施非常之恩，以惠奸宄之恶”。
孙休在位仅六年便四次大赦，军事上无对外胜绩，不乏海盗进犯，乱民起兵；其政绩比之刘禅，甚至比之暴君孙皓，又能强多少呢？
从前吴使张温盛赞孔明时代蜀汉施政，被孙权认为有损国体，因此贬官。前车之鉴如此，更何况孙休的能力见识胸怀，更远不及其父呢？
因此当孙休问及蜀政得失，吴使多加夸张贬辞，亦属寻常。
只是不久后蜀汉军事失败而灭国，诸如“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这些贬低之辞，才成了吴人所谓的“先见之明”，竟成青史定论。说到底，不过成王败寇罢了。
其三：蜀汉亡国，实为国力不济，天时不足，刘禅并不负主要责任。
蜀汉灭亡根本原因，可以说从关羽丢失荆襄、刘备猇亭惨败，两战合计近十万大军以及大批良将的损失，就已注定了它的立国先天不足、偏安一隅，兵寡物微；
以诸葛亮千年不出旷世奇才，十年北伐，耗尽心力亦只夺取边远两郡。随着诸葛亮逝去，时间推移，中原经济和人口的不断恢复，占据中原九州之地的魏晋帝国对南方吴蜀均在国力上形成压制性优势，而蜀汉立国时便存在的荆益士族之争亦只能一时压制，不可能彻底解决。是以天时地利人和皆失，实非人力所能挽回。
刘禅在位期间的最大错失，便是信任他称之为“趋避小臣”的宦官
黄皓
。蜀汉执政如姜维、诸葛瞻，蜀汉故臣如陈寿、李密，均视此人为亡国之罪魁。
蜀汉中常侍黄皓
贤臣董允在世期间，一直压制黄皓，使之不能为害；董允死后，
陈祗
接任侍中、尚书令，开始与黄皓交好，内外勾结。而陈祗死后，黄皓“始专政”“操弄威柄”，其劣迹包括离间皇族，令甘陵王刘永十余年不得朝见；将不附和自己的名将罗宪贬为巴东太守等；
但另一方面，陈祗并非明显意义的奸臣，根据《谯周传》，当姜维北伐“军旅数出，百姓彫瘁”，陈祗和主和派代表谯周争辩，令谯周做《仇国论》，本身是姜维北伐的鼎力支持者，同时亦是死后令刘禅痛惜流涕的信臣。
毕竟宦者是朝臣和士人的死敌，北伐派如姜维、休兵派如诸葛瞻，均一致视其为祸害，誓欲除之。姜维求杀黄皓不得，远至沓中屯田避祸，间接促成了魏国决定大军南伐。
魏军准备进攻时，黄皓因衔恨姜维，迷信鬼巫，压下姜维要求「分护阳安关口、阴平桥头以防未然」的表章，直接导致了邓艾偷渡阴平时，蜀国上下猝不及防，诸葛瞻父子绵竹一战败死殉国，刘禅绝望投降。
因此说黄皓是蜀汉灭亡的直接责任人之一，当无疑问。刘禅在众臣抵制下信任了这个小人几十年，还为不能擢升他而记恨董允，晚年更令此人掌握了中枢机要大权，以至于被隔绝内外，责任同样无可推卸。
但另一方面，当时诸葛瞻率军于绵竹大败，成都留守主力军队已经损失殆尽，所谓剩下的三万大军，是一群只有纸面意义的老弱病残，怎能对抗邓艾刚刚大胜的百战雄师？
而姜维数万人马虽然星夜驰援，却被钟会十余万大军穷追不舍，就算等他及时赶到成都城下，迎战合计二十万的两路魏军，同样凶多吉少。
蜀汉对南中一直是「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是费用不乏」，掠夺其各种物资来维系统治和用兵的高压政策，当其大半国土丢弃、自身权威丧失时，刘禅如想南逃至叛服不定的南中来反攻复土，只能说全无可行性；而投奔东吴亦不过同样是寄人篱下为臣虏。
谯周代表益州本地大族的发言，更清晰表明他们已经彻底放弃了蜀汉政权，一如半个世纪前放弃刘璋一样。毕竟在魏晋九品中正制下当地方豪强的前景，怎么也比既出钱出力，亦被荆州派士人等外来户排挤打压强得多。
是以，
刘禅投降亦是迫于无奈
，
并非在情势尚可挽回时就自毁国家
。
刘禅开城后，除第五子刘谌受降之日哭庙自尽，长子刘璿死于成都兵乱外，其余五子随其到了洛阳，蜀国宫人被赐给灭蜀有功的魏国无妻将士，刘禅之妾李昭仪也在发配中，以此为辱自杀。亡国女眷，从来身不由人，可惜可叹，但也证明了刘禅确是个有魅力的男人，才让一个女子不愿做新朝功臣的正妻，而宁愿为他殉死。对比千年之后的花蕊夫人事相对照，同为后主，刘禅强于后蜀孟昶多矣。
其四、刘禅作风严谨，从容大气：君淫臣妻，绝无此事；怀恨孔明，子虚乌有。
刘琰
一案，刘禅才是躺着中枪的受害者，刘琰仅仅凭着自己的臆测，就以此由令麾下役卒去私刑殴打国家的外命妇（都乡侯夫人）；更兼污蔑天子、辱及太后；被受害者上告有司，因此被从重处罚，下狱处决，正应了《三国志》最后评价他的“招祸取咎，无不自己”。
对一个已成为国家累赘和祸害的老疯子，对一场可能闹出轩然大波累及政权声誉的大新闻，迅速以“挝妻”罪杀人诛心，将危害和不良影响尽可能减弱到最小，此事证明了诸葛亮治下蜀汉政权的危机应对能力甚强。 史册记载此案判决者是“有司”，并不能确定主导决策的是蒋琬、董允等成都留守大臣，还是天子刘禅本人。
具体可参见此文：
蜀汉官位排名第二的大臣，被刘禅下令处死，诸葛亮为何同意？
至于
给诸葛亮立庙
之事，秦汉礼制唯天子可立庙，本无臣子单独立庙之礼。无论开国之萧何、张良；开疆之卫青、霍去病；中兴之邓禹、吴汉，皆无此例。 刘禅为了孝顺诸葛亮，想了一个变通办法，立庙于距离诸葛亮墓地不远的沔阳，尽顺民心，存德念功，又崇正礼。
其实此举依旧违背礼制，刘禅肯为诸葛亮开此先例，亦算难得不易。
具体可参见此文：
不是父子胜似亲父子，历史上最孝顺的皇帝，让丞相之位只属一人
诸葛亮逝时，诸葛瞻不过8岁，其后被刘禅视若子侄，嫁以爱女，并无过人功绩才干仍一路擢升，34岁为卫将军录尚书事，执掌朝政大权，还不足以说明刘禅对其相父的深挚感情？
诸葛亮之子，卫将军诸葛瞻
自古君臣相处，“谗慝生心，乘间构衅”，原系寻常；幼主和摄政、辅政大臣相处，见疏生怒，立正刑诛，“不待死肉寒而君心早变”，亦是寻常之事。 后世多少英豪人杰，要么终身忧谗畏讥伺候雄猜之主，要么被不自量力的凉薄之君毁去半生事业身后英名，何曾有幸能遇到一个刘阿斗？惜哉！叹哉！
其五、刘禅不需要庸人式翻案，如早死数年，必是无可争议千古明君。
到了现代，有些翻案论者以己度人，用庸人的心态去洗白刘禅这样一个有作为的历史明君，同样不可取。
诸如“刘禅只是个身不由己普通人”“你知道阿斗有多不自由么”“阿斗终于解脱了”这种心灵鸡汤式的洗白方式，把刘禅的投降说成是“如释重负终于解脱了”，只怕和历史上真实人物性情，正是大相径庭呢。
历史上的刘禅刘公嗣，从12岁封汉中王太子起，便注定就是要承担为君之责。而且他也一直很乐意很享受地去做这个皇帝，直到57岁这年兵临城下、做不下去为止。史书上可曾留下过半点他不情愿从事皇帝这份职业的记载？
既在其位，便担其责。难道做刘备的儿子和皇位继承人，居然还委屈他了不成？难道做诸葛亮的学生和事业接班人，居然还亏待他了不成？
至于非要夸阿斗什么“投降为和平为百姓”“乐不思蜀保命有急智”，更是拿忍辱负重当成伟大去歌颂了，实不值一哂。
对于刘禅，最大的遗憾，恰恰是没有早死几年，因此即位后前十年谨遵父教，“政由葛氏、祭则寡人”的自知之明；后三十年萧规曹随的治平政绩；大都被历史忽略了，仅留下屈膝降敌的胆怯懦弱，乐不思蜀的千秋笑柄。
不妨看看另外几位著名君主，前秦世祖宣昭帝
苻坚
、南梁高祖武皇帝
萧衍
、大唐玄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
李隆基
，经历了数十年堪称千古明君的统治后，最后数年晚节不保，以至半生功业成空，沦为历史上的悲剧人物。
他们的共同点，皆是如果早死数年，历史地位将高得无以复加。之前他们在位期间给国家留下的那些隐患，同样也将被推卸给继位者，并给后来论史者留下“若某某帝王不死，必将如何如何”的遐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