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带着营造学社的助手前往中国山西省的群山中寻访古建筑，此时，距“卢沟桥事变”爆发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他们从北京出发，一路辗转，换乘火车、马车、汽车，赶到五台县。最后雇了骡子，沿着崎岖小道朝荒凉冷清的深山进发。他们似乎是在和时间赛跑。他们究竟要寻访什么样的古建筑呢？
梁思成和林徽因这次前往五台山的考察已经是他们在山西寻找中国古建筑的第3次远行。
尽管他们知道，五台山寺庙群中有大量的古建筑，但他们并不想在此停留。因为这里的寺院大多明清年间经过重修，这不是他们寻找的目标。
这一次，他们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五台山西南的一片群山之中。
梁思成，1901年出生在日本，他的父亲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康有为的学生、戊戌变法领袖之一。晚年的梁启超逐渐从政治舞台上淡出，把主要精力用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梳理上。当梁思成长大成人时，
作为父亲，梁启超为儿子设计了文化创造的人生目标。
最终使20世纪的中国又多了一位有永恒价值的文化人物。
林徽因，梁思成夫人，1904年出生在福建，她的父亲林长民是中国近代立宪派领袖、擅长诗文、书法，曾经出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等职。
梁思成18岁时，梁启超和挚友林长民出面，为梁思成和林徽因定下姻缘。但梁启超的态度是，我只提供邂逅，并不包办婚姻。
梁思成和林徽因，这一对现代史上令人惊艳的传奇夫妻，有着极其炫目的出身和起伏跌宕的故事。
1924年，梁思成与林徽因结伴共赴美国。当时，美国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由著名的法国建筑师克雷主持。克雷教授尤其主张学生要深入研究建筑史并强化透视图的训练。梁思成顺利进入宾大建筑系读书，由于建筑系不招收女生，林徽因不得不先在美术系注册入学，而后才转入建筑系。当建筑系教授向他的中国学生询问中国建筑史时，梁思成感到十分茫然，他告诉教授，古代中国似乎从来没有把建筑当成一门艺术，建筑史的研究更是一片空白。
就在梁思成为中国建筑史感到茫然时，北京商务印书馆刊印了一部新发现的古书《营造法式》，发现者朱启钤曾是北洋政府大名鼎鼎的人物，也是梁启超的故交。
《营造法式》是现存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建筑手册，收录了北宋时期的建筑图例和施工标准，作者李诫是宋徽宗的工部侍郎。
1925年，梁启超给在美国留学的梁思成、林徽因寄去《营造法式》一书，并特意写了他的评价：“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光宠也已。”
尽管梁思成当时几乎无法读懂这部“天书”，但他隐隐感到，一扇探索与研究中国建筑史的大门正在悄然开启。然而，他们的第一步将向哪里迈出呢？
北京东城区有条不起眼的巷子，名叫赵堂子胡同。中国营造学社就诞生在这里。学社的创建人朱启钤，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内务总长。1930年，朱启钤发起成立了“中国营造学社”，这是中国第一个建筑学术团体。营造学社早期的工作，侧重文献方面，
中国古代流传至今的有关建筑技术方面的书籍仅两部，一部是宋代的《营造法式》；另一部是清代的《工部工程作法则例》。
由于书中词语日久失用，构造做法难以理解。于是，营造学社需要受过现代建筑学训练的专业人才，参与破解这两部巨著。
梁思成、林徽因回国之后，在东北大学创办了建筑系。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他们回到北平。刚好这时朱启钤成立营造学社，他找到了梁思成和刘敦桢。
1931年，这一年，梁思成出任中国营造学社法式部主任，正式开始了他研究中国传统建筑的学术生涯。梁思成认为，唐代建筑艺术是中国建筑发展的一次高峰，他确信，中国木框架建筑的建造原则以及过去三千年来这种建筑方法的演变之谜，就隐藏在现存的古代建筑遗迹中。但最大的困难是，如何在广袤大地上找出那些可能幸存的古代木构建筑。
而日本出版的《中国建筑史》更是断言：唐及唐以前的木结构建筑在中国已不存在，只有在日本奈良才能见到。
这个断言深深刺痛了梁思成。但这个近似冷酷的断言至少在当时就是事实，日本京都和奈良的中国唐代建筑保存完好，随处可见。
1932年春，梁思成从北京鼓楼展出的一张风景照片上，发现蓟县独乐寺不同于清故宫的建筑风格，于是促成了营造学社的首次田野考察。
独乐寺建于辽代，距今一千多年。独乐寺的建筑形制上承唐代遗风，下启宋式营造，是研究中国建筑发展的珍贵实物。观音阁内高达16米的辽代泥塑观音像，与独乐寺建筑群一起经历多次大地震而奇迹般地幸存。更让梁思成兴奋的是，独乐寺在时代上虽属于北宋，但形制上却更接近梁思成渴望见到的唐代建筑。对独乐寺的考察让梁思成相信，他看到了黎明前的曙光。
从此，梁思成和林徽因率领考察队频频走出北京，去寻找那些濒临灭绝的古建筑，为它们测量、照相、登记。这支非官方的考察队，出现在当时混乱纷扰的乡镇和田野上，自成一道奇特的风景。
中国营造学社相继调查了蓟县独乐寺、宝坻县广济寺，正定县隆兴寺，山西大同金辽时期的华严寺和善化寺，以及著名的应县辽代木塔等古建筑，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找到唐代的木建筑。
在考察中，常常满怀希望跑了几百公里，却只发现一堆废墟，或许还有几片屋瓦或几根柱础作为此行的回报。客观上说，木头是一种易损的建筑材料，即使有宽广、外伸的瓦顶作保护，木柱和桁架也很容易遭受虫蛀、腐蚀和火灾，更何况，还有人为的破坏和战乱的侵扰。每次战乱都是珍贵古建筑厄运当头的时刻。战胜者为了彰显自己的武力和威风，往往以焚毁战败者的宫室为荣耀，从项羽当年焚烧“咸阳宫室”的那场大火开始，几乎每次朝代更迭都不能幸免。
但在一些气候适宜，地处偏远的地方，木构建筑还是可以留存的。
当时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新疆发现了保存完好的汉代木简，梁思成由此坚信，上至唐代的中国古代木构建筑一定有所留存。从1932年到1937年初，梁思成和林徽因已经实地考察了137个县市，1823座古建筑。可是，他们一直期望发现的一千年以前的唐代木结构建筑却从未出现过。
唐朝已经过去了1000多年，1000多年的战火和风霜雨雪，一座木结构的建筑能够从公元10世纪保存到20世纪，实在是难以想象的奇迹。
奇迹来自一个偶然。梁思成偶然看到一本画册《敦煌石窟图录》，这是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敦煌石窟实地拍摄的。在在这本书中，梁思发现，敦煌61号洞中有一幅唐代壁画“五台山图”，这幅巨型壁画上绘制了佛教圣地五台山的全景，其中有一座叫“大佛光之寺”的庙宇引起梁思成的注意。
五台山，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佛家认为是“文殊菩萨的道场”。五峰当中的小镇叫台怀，五峰以内叫“台内”，以外称“台外”。台怀周围寺刹林立，香火极盛，建筑经过历代多次重建或改建，已少有明清以前的庙宇存在。台外因地处五台外围，寺刹散远，交通不便，人迹罕至，香火冷落，寺院经济拮据，没有力量重修，反倒可能让一些古老的建筑侥幸保存下来。
1937年，日本侵华步骤急剧加快，时局日益紧张。梁思成越来越感到时间的紧迫，他和林徽因希望在战争爆发前把华北、中原的古建筑调查做完，以免这些人类的宝贵遗产毁于战火而不能给国人留下一图一景，成为他们终生的遗憾。
循着《敦煌石窟图录》的线索，梁思成和林徽因很快在北平图书馆查阅到了有关大佛光之寺的资料，五台山《清凉山志》记载，佛光寺始建于北魏，唐武宗灭佛时被毁，仅仅12年后佛光寺重建。由于大佛光寺处于五台山的外围，祈福进香的信徒很少。这份记载和梁思成的推断吻合。为此，梁思成给围绕这座寺庙的整个山区道路都绘制了地图。也许，这就是最后的机会，梁林夫妇立即决定前往五台山。
1937年6月，梁思成、林徽因把一双儿女托付给大姐，带着助手莫宗江、纪玉堂动身前往五台山。这是他们第三次前往山西寻找古建筑了。而当时，他们的身体状况并不好：梁思成拖着一条伤腿，林徽因患着肺病。他们到达五台县城后，没有去台怀镇，而是直接去了南台的外围，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寻找《五台山图》中的大佛光之寺。
1937年6月26日，从清晨走到黄昏时分，梁思成、林徽因一行来到台怀镇西南两百余公里的豆村。转过山道，他们远远望见一个隐藏在连绵山峦下的古寺。难道这就是佛光寺吗？当年的古寺早已香客冷清，荒凉破败，看守寺院的只有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僧和一位年幼的哑巴弟子。当老僧明白造访者的来意后，佛光寺寂寞多年的山门，便为这几位神秘的远方客人敞开了。
据五台山《清凉山志》记载，佛光寺始建于北魏，唐武宗灭佛时被毁，被毁之前的“大佛光之寺”的影像，被描绘于几千里之外的敦煌石窟，可想而知这座寺院在唐宋时代五台名刹中的地位。
梁思成进入寺院，一眼看到出檐深远的大殿，就断定这是一座比他们以前所见的更古老的建筑。然而，梁思成和林徽因依然感到疑惑。因为他们之前反复研究的《五台山图》上，“大佛光之寺”院内，分明画的是一座三层高的大殿，可眼前的建筑却只有一层。它究竟是不是古籍上所记载的佛光寺呢？
1964年，也就是梁思成、林徽因发现佛光寺27年之后，一位叫柴泽俊的年轻人，在北京的古建学习班上，当面向梁先生询问了他见到佛光寺东大殿的第一印象。山西省文物局高级工程师柴泽俊介绍：到了佛光寺，梁先生高兴极了，他说，我没有想到，五台还能保存下这么好的一座唐代建筑，它一下就把我吸引住了。
大殿内的景象让梁思成和林徽因惊讶不已。梁思成后来写道：“那高大的殿门顿时就给我们打开了。里面宽有七跨，在昏暗中显得更加辉煌无比。在一个很大的平台上，有一尊菩萨的坐像，他的侍者们环他而立，有如一座仙林。”
眼前这些身材高大，造型别致的彩色塑像，仿佛让他们回到了遥远的历史时空。
从艺术造型上看，佛像面颊丰满，弯弯的眉毛，端正的口唇，都具有极其显著的唐代风格。菩萨立像大都微微向前倾斜，腰部弯曲，腹部略微凸起，这都是唐中叶以后菩萨造像的典型特征。
柴泽俊说，当时有一批匠师终生为寺庙服务，终生研究塑像艺术，达到了极高的境界。
穿行在大唐盛世的时空中，梁思成夫妇感觉进入了一个魔幻的世界。尽管他们熟知中国雕塑史，重大的发现就在眼前。但是他们仍需要找出确凿无误的证据去证实这个发现。
梁思成写到：“在平台左端，坐着一个真人大小的着便装的女人，在仙人丛中显得非常渺小畏缩。和尚告诉我们，她就是篡位的武后。”
梁思成和林徽因感到有些困惑：且不说这个女人是不是武则天，如此写实的塑像与天国的菩萨安放在同一个佛坛上，已十分罕见。梁思成记得，只有敦煌壁画上信女像的位置才与此类似。这个女人究竟是谁？她与佛光寺有什么关系呢？
这是非常特殊的例子，相当于功德已经圆满了，可以进入到佛菩萨档次中去了。天色已暗，更多的疑问还需要明天的详细探查才能释然。由于这座寺庙附近没有可供住宿的学校，梁思成和林徽因他们只好留在大殿过夜。
平日工作时，梁思成管林徽因叫“scale（标尺）”，因为林徽因总是作为参照物出现在建筑照片上。而测绘时，梁思成大多是爬在屋梁上，所以林徽因管梁思成叫“梁上君子”。
这一晚，“标尺”和“梁上君子”彼此依偎温暖着，计划明天的工作。那一年，梁思成36岁，林徽因33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