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文宜
来源：《领导者》
一晃母亲已经走了十年了。我一直想写点东西纪念母亲，但不知从哪儿写起。我家的后院连着一片原始森林，每到春天，林子边上都会盛开一片金银花，从家中小楼的窗户望出去，黄白相间的小花似繁星点缀在青翠之中，阵阵清香沁人心肺，不由得想起当年母亲在西直门小院栽种的金银花来。
那是一个独门独户的小院。父亲在庐山会议后遭受劫难，被充军西藏，平反回京后，全家终于又有了一个自己的小天地。当时正是文革风暴来临的前夕，母亲正在家养病，她很珍惜这一段短暂的安宁。搬家后，她张罗着拓宽花圃，种植花卉，搭葡萄架子，除草施肥，整天在院子里忙个不停。她在院门对面种的是金银花，藤蔓爬满竹架，厚密青翠，像一座影壁。当金银花盛开的季节，推开那两扇镶嵌在青砖中的红漆小门，满眼闪烁着的是无数星星般的花儿，白的似雪，黄的如缎，扑面而来的是野茶花的香味。每天放学后，我回到家，喜欢开着门做功课，尽情享受着小院的温馨。
可是，好景不长，文革风暴很快席卷全国，母亲在劫难逃，后来没能再看到她亲手栽种的金银花。一九六八年夏，母亲被地质部的造反派从家里揪走，随后又被宣布逮捕，关进秦城监狱，在阴暗牢房里被单独囚禁了七年，最后出来的时候已经精神失常。
记得那时人去院空，金银花凋谢。留下的是被抄家后的一片狼藉。抄家的那伙人把整个院子翻个底朝天，连厕所、鸡窝都不放过。他们还嫌不够，临走前又用排笔黑墨在外面院墙上歪歪斜斜地写上“现行反革命”、“狗特务”、“罪该万死”等口号，连院门也被大标语糊上。他们还在周围的大街小巷刷写标语，一直贴到西四大街和长安街，弄得四中的同学们都来问我：你家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母亲原名林锦双，出身名门之后，是鸦片战争中爱国名臣林则徐的五世孙女。外祖父林步随是清末进士，授翰林院学士，赴美任留学生总监督，曾在美国芝加哥西北大学攻读法学，回国后，曾任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长、币制局副总裁，后来弃官从商，走实业救国道路，把一生积蓄的十余万大洋全部投资办实业，但在动荡的年代，外祖父不断被劫受骗，最后穷困潦倒，沦为一名寓公。
林锦双双胞胎妹妹：晚年林子东
外祖父是一个有民族气节的人，母亲从小就耳濡目染，家道中落，更使母亲有一种忧患意识。一九三五年冬，母亲年仅十四岁，刚上初中，就和女一中的同学一起参加了“一二·一六”抗日救亡运动上街游行，要求停止内战、收复东北失地。当时正值寒冬腊月，警察打开高压水龙，用冰冷的水柱射向人群，母亲瘦小单薄，只穿了件棉旗袍，被水柱一打一个跟头，摔倒后又从结了冰的街上站起来，冻得全身打哆嗦，可还是和同学们一起与挥舞着皮鞭、枪托的军警展开搏斗。
后来，母亲考上燕京大学，参加了北平地下党，组织读书会，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母亲在南河沿的家就成了地下党的重要交通站。文革后，我在北京医学院读书，北医的许多老人都知道母亲。她在抗战后发展了北京医学院的第一个党员徐彦，徐彦又发展了北医的老党委书记彭瑞聪。直到今天翻开北医校史，还可以看到这些记载。一九四一年，因日寇追捕，母亲在北京待不下去了，遂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参加了八路军。她是晋察冀军区荣臻小学（后来的八一小学）的第一任校长。
全国解放后，母亲被选送到马列学院（后来的中央党校）学习。母亲天资聪颖，从小又受过很好的古文熏陶，英文也不错。毕业后，她很想留下来，从事历史研究。但领导考虑到她有燕京大学学医的经历，于是派她到北京医院当党总支书记（当时没有党委），负责党务工作。在北京医院工作期间，母亲与院长和专家们合作愉快，和上上下下都处得很好，但她对做党务行政工作不感兴趣，还是想搞历史研究，最后终于如愿以偿，又回到了中央党校，在历史教研室担任讲师，主讲近代史。
然而，天不遂人愿。母亲在党校期间，政治运动连年不断，根本没有从事历史研究的可能，很快又卷入政治旋涡之中。一九五八年，她随党校领导杨献珍下放到河南长葛县农村蹲点，了解到当时农村大刮共产风，虚报粮食产量，饿死许多人的真相，回来后如实向上级作了汇报。后来杨献珍在中央的会议上引用了母亲的汇报发言，批评大跃进是“唯心主义”。康生后来在党校整杨献珍，母亲受池鱼之殃。在这种情况下，母亲在党校待不下去了，调到了地质部，担任政治部政策研究室主任。这时已是文革前夕。
一九六八年五月，母亲被从家里抓走时，罪名是“现行反革命”，说她“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其实就是在家里和别人讲了几句真话，结果祸从口出。事情的经过是：一九六七冬，我父亲好心收留过一个来京上访的老战友，在家里住了几个晚上。这人叫李光灿，当时是辽宁大学的副校长，延安时代曾在政法委工作过，知道康生历史上叛变的问题。那几天晚上，父亲不在家，母亲出面陪他说话。母亲因为党校的事对康生印象很坏，便和李光灿议论了肃反时康生如何在北京医院装病，躲避审查，而医生们认为他根本没有病，还说了江青在北京医院养病时如何整治护士，如让护士一天给她织一件毛衣，还强迫护士跪着给她洗脚等。母亲担心这帮人上了台，国家可要遭殃了。
后来，李光灿被辽大造反派揪斗，在逼供下，交代了母亲议论康生、江青的内容。辽大造反派将此材料报给康生。康生生性多疑，本来就对自己的历史问题心里有鬼，为了掩盖这段历史，在文革中下令处死了曾任上海临时中央负责人的卢福坦，杀人灭口。母亲的议论正好触到康生的心病，他亲自给母亲定性，说她是“现行反革命”。地质部造反派又趁机向康生报告了母亲一九五八年跟随杨献珍到河南蹲点，在汇报会上反映当地大跃进问题的言行，于是母亲又多了一个罪名。康生在母亲的上报材料上亲笔批示，说母亲是“杨献珍的走卒”，“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不仅如此，康生还想把父亲也关进秦城监狱，与母亲并案处理。
一九六八年秋，康生的批示送到总参后，幸亏当时李天佑副总长出来讲话，说父亲的工作表现是好的，文革中保卫国防部机关不受冲击有贡献，提出对他的审查要留在总参进行，把康生给顶了回去。李天佑当时是常务副总长，为人正直，敢担责任，讲话也有分量，康生奈何不了他。李天佑的这几句话保护了父亲，全家因此免遭覆巢灭顶之灾。父亲对此一直念念不忘，后来病重时还一再嘱咐我们一定要当面向李天佑的遗孀杜其远阿姨表示感谢。
母亲被抓进去后，曾一度关在地质部政干校的牛棚里。母亲利用我送东西的机会，对看守说，她的钢笔摔坏了，让我拿回去修。我当时感到有些蹊跷，看到母亲给我使眼色，马上会意了。看守看了一下笔，就让我带出去了。回到家后，我急切地拧开钢笔，在笔囊的钢套里，卷着一张小纸条，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原来母亲凭着搞地下工作的经验，送来消息，保护家人。母亲的纸条告诉我们她为什么被揪斗，康生批示的内容，专案组审查逼问她的重点，要父亲心里有数。为了不连累别人，母亲把所有“罪过”都自己担当起来，要我们“跟她划清界限”，做好长期到农村吃苦的准备，还对每一个孩子需要添置的衣物一一作了交代。母亲这些近似诀别的话，犹如五雷轰顶，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这确实是母亲的字迹。多年之后，当我再次读到母亲的墨迹时，仍然心如刀绞，百感交集。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七日，母亲被北京卫戍区正式逮捕。记忆中，那是一个令人心悸的夏天，闷热得让人透不过气来。当时，父亲在总参办的学习班接受审查，也不能回家。我是家里老大，弟妹们还小，营救母亲的事就自然落在我的身上。我焦急万分，四处找人求救，跑地质部机关打问，给上面写信，可以说是病笃乱投医，能想到的人都找了，但毫无结果。我一筹莫展，最后想到了给周总理写信。母亲当年在北京医院工作时，曾当面向周汇报过工作，留给周的印象不错，说母亲是个“精干的女同志”。于是，我连夜给周恩来总理写求救信，恳求他无论如何救救母亲。但信送出去之后，石沉大海。
一九七二年夏天，我和弟弟们获准到秦城监狱探视母亲。算起来，我们已经五年没有见到她了，既兴奋又忐忑不安。走进秦城监狱，迎面而来的是一幅大标语“绝不对人民的敌人施仁政”。
后来听母亲说，秦城监狱的犯人们都没有名字，看守只叫号码。母亲的号码是68169，意思是秦城监狱六八年关押的第一百六十九个犯人。秦城监狱有着不同等级的牢房，母亲被关在条件最差的地方，阴暗潮湿，终年不见阳光，冰冷的水泥地泛着水珠。刚到的那一年，她被关了整整一个夏天，不让放风。秋天时，当专案组准许她放风时，牢门的铁锁已经锈得打不开了。冬天，北京小汤山的刺骨山风直逼牢房，寒气袭人，人整天坐着，尤其难捱。几年下来，母亲患了风湿性关节炎，很长一段时间连站都站不起来。后来，她向看守借来针线，拆了棉衣的下摆，把棉絮缝在棉裤的膝盖部位遮挡风寒，才熬过漫长的冬天。
狱中规定犯人晚上睡觉，必须面向门外，让看守们能看到。头顶上则彻夜亮着大灯泡，令人难以入睡。就连洗澡时也必须开着门，母亲有一年洗澡受了风寒，疼得胳膊抬不起来，连头都梳不了，狱方也不给治病。后来母亲强忍着疼，每天坚持锻炼，把胳膊一点一点地往上抬，才没有落下残疾。为了打发时间，母亲每天在小小的牢房里，数着步数，来回不停地走，走到头踢一下墙，然后再往回走。由于多年坐牢，母亲已经养成了这个习惯，后来回到家里，也喜欢在屋子里来回踱步，还免不了踢一下墙。母亲出狱后，我们带着她去逛北京的各大公园，给她散心。但母亲说什么也不肯去动物园，开始我们很奇怪，后来才弄明白，原来动物园是囚禁动物的地方，母亲一看到老虎在笼子里转来转去，就想到自己在秦城的日子。
对母亲来说，最难忍受的是长期单独监禁的精神折磨和对五个儿女的牵挂，那时最小的妹妹刚满八岁。母亲常常被恶梦惊醒，梦见抄家的造反派砍断我的胳膊，梦见父亲带着全家做苦役，梦见自己走进一条黑胡同，永远没有尽头。我是学医的，从精神病学的角度说，长期单独监禁的折磨是一种最残酷的刑罚。人在蒙受冤屈时，需要见亲人，倾诉内心的委屈和牵挂，可是这些做人的基本权利都被剥夺了，时间长了，中枢神经的兴奋与抑制递质的释放比例就会失常，出现幻听幻觉，人就是这样被逼疯的。
后来听母亲说，刚被关进去时，她非常思念家人，后来关在同一个走廊的女狱友的结局给她敲了警钟。起初，母亲就听见这个狱友不断地呼叫她女儿的名字，哀求组织上让她回家，声音悲惨凄厉，日夜不断。后来没有动静了。有一天，突然听到看守们呵斥她不要吃大便，叫她洗碗吃饭，母亲这才知道，这个未曾见面的狱友已经疯了。再后来，听看守们说她人已经不在了。于是，母亲强迫自己不再去想家人，用她的话是强迫自己把家人关在门外，从不去打开这扇门。母亲凭着这一点，挺过了五年。我们去探视她以后，这扇门打开了，她知道了这些年来家人的近况。可是以后又不能见面，这把她给害了。
秦城探监后，我和弟弟们再次要求看母亲，被拒绝了。又过了半年，听说母亲精神失常了，耳边有幻听，拒绝吃饭，经常叫着我的名字。我一听就急了，托人打听情况，总算争取到了再见面的机会。这回母亲和上次见面完全不一样了，目光呆滞，面容憔悴，头发打着卷，囚服上都是饭嘎巴，见到我们没有任何表情，胸前却抱着一本封面印有毛泽东穿绿军装的《红旗杂志》，呆呆地站在那里。
后来母亲的病情继续恶化，只能靠着插管鼻饲维持生命。在这种情况下，专案组还不让她保外就医，反而追问我母亲是否有精神病史，想推脱责任。父亲和我感到母亲的生命已经危在旦夕，救人如救火，必须争分夺。
为了争取时间，父亲和我熬夜起草给中央的求救信，由我署名。可是写给谁呢？这让我们很踌躇。母亲的罪名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她炮打的康生、江青和张春桥这些人都是文革权贵，正红得发紫，向他们求救无异于与虎谋皮。更不用说，张春桥的老婆文静就是诬告电讯器材“来路不明”的始作俑者。在准备草稿时，我心里想说的话太多，为母亲的冤案感到不平，我想到了母亲的一生——年轻时为抗日救国投身革命，到头来却被关进号称“人民共和国”的监狱，被折磨得想奄奄一息。可是这些话却不能写，投鼠忌器。最后，我只写了母亲病危的事实和保外就医的要求。
这封求救信写好后，考虑来考虑去，最后还是决定给周恩来总理送去。可是递上去后，渺无音信。后来，在外交部工作的舅舅凌青说，龚普生大使愿意帮忙。这真是个好消息。龚普生是龚澎的姐姐，担任过外交部国际条法司长和驻爱尔兰大使。我去报房胡同找她，一进门见到一位穿着讲究、举止优雅的中年妇女，目光和善。我告诉龚普生，母亲也是燕京大学学生，因家中寄存过捐助抗日用的电讯器材而被逮捕审查，关了五年，现在精神失常，幻听拒食，靠鼻饲维系生命。龚大使听后眼圈红了，说：“我一定尽快把你的信转交给邓（颖超）大姐，她会帮助你的，等我的消息吧。”可是一个月后，舅舅凌青沮丧地告诉我们，当龚普生把我连夜赶写的求救信转交后，依然毫无消息。
父亲并不灰心，又想办法。他说几年前曾向叶剑英元帅汇报过工作，叶帅应该还会记得他。父亲向单位要了一辆北京吉普车，闯到叶帅在西山的驻地。卫兵看见是个老军人求见，就放父亲进去了，见到叶帅的秘书王守江。王对父亲说：“叶帅现在不在北京，但我一定设法让叶帅在四十八小时内看到这封信，并且批几个字。请你放心。”多年来，我一直记着这位未曾见面的王叔叔和他那简短而亲切的回话。果然，是因为叶帅有批示，要一专案办立刻治病救人。母亲这才得到保外就医的机会，活了下来。叶帅是母亲的救命恩人。
于是，母亲从秦城监狱转到北京复兴医院，原来叫公安医院，是秦城监狱的对口医院。母亲的身份仍是犯人，虽然住在内科病房，但活动范围规定不能超出医院。毕竟能和家人团聚了，这对母亲治病是一个莫大的帮助。北医精神病专家侯大夫诊断母亲得了反应性精神病，她说这个病要想彻底好，只有消除致病的强烈刺激。确实，心病还须心药医。母亲渴望自己的问题得到解决，从监狱中出来，过正常人一样的生活，可在当时的情况下，又怎么可能做得到呢？
母亲住院后，父亲不管刮风下雨，每天都挤公共汽车到医院看望母亲。他穿着一身军装，总是提着饭盒，气喘吁吁地爬上三楼，在医院里很显眼，人们都知道有个照顾特殊病人的老军人。母亲每天吃饭对家人来说，都是一次难关。开始时，她说什么也不吃，经常把饭菜打落在地，弄得父亲和小妹一身。每次吃饭都大费周章，要好说歹说，一口一口地劝她喂她，实在不吃，只好给她插管鼻饲。
经过一段时间治疗，母亲的病状有所减轻，但病根没有除，时好时坏，甚至一度想自杀。一天晚上，轮到我值夜班陪母亲。我平时睡觉很轻，有一点动静就会惊醒。半夜，我在朦胧中，突然发现母亲的病床上空无一人，房门大开，我一惊，急忙跑出去找人，走廊里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影，结果在三层楼梯转弯处发现母亲，她的一只脚已经跨过栏杆，正要往下跳。我上前一把把母亲抱了下来。还有一次，母亲又犯病了，耳朵里的幻听命令她与家人彻底了断，于是在大白天突然不顾一切地冲向凉台。那天在医院陪住的是刚上中学的小妹，拼命拉住母亲，用力过猛，把腰给闪了，可还是拉不住，吓得小妹直哭，苦苦央求。看到自己心爱的小女儿这样，母亲才暂时打消了自杀的念头。
有一段时间，母亲拒绝吃药，因为奋乃静这种药的副作用很大，使人坐立不安，手脚会不由自主地颤抖，结果命令式的幻听又出来了，有个声音跟她说，你现在和家人在一起，只能加重你的罪过，要她和家人一刀两断，回到秦城去。父亲苦口婆心地劝她吃药，说只有这样才能看到出来的那一天。母亲不相信，用颤抖的手写了一张纸条：“苦老头儿：你是痴人说梦，我是饮鸩止渴。”这张纸条一直保存下来，每当看到它，我就想起当时的情景，感到心酸。事隔多年后，母亲有一次看到自己当年写的这张纸条后，潸然泪下。我猜想她是想起了在患难中相濡以沫的父亲，父亲全力营救照顾她，而他自己却在两年后一病不起，撒手而去了。
在复兴医院期间，可以看得出来，母亲的心情很矛盾，既想和家人在一起，又怕这会加重她的罪过，永远也出不来。她对周围的事情很敏感，一有什么动静，就会产生思想波动。当时复兴医院也住了些像母亲一样的秦城难友，同病相怜。隔壁住的是王卓然老先生，他原来是东北大学校长、张学良的老师，当时已经八十多岁，满头银发。听到母亲的病和入狱的原因，老人沉默了半晌才说：中国何时才能有法律呢？后来陆续有人出去，获得自由，王老先生也获得自由，临走时还留下自己的住址，请母亲去串门。每当这种时候，就触动了母亲的心病，情绪低落好几天。
母亲终于度尽劫波，等到了出来的那一天。一九七六年打倒了四人帮后，母亲的问题平了反。地质部机关专门开了一个规模同逮捕母亲时一样的大会，宣布为母亲平反。我代表母亲在大会上发了言，控诉康生、江青迫害母亲的罪行，为母亲讨还公道。母亲坐在下面静静地听着，脸上露出了笑容。正像侯大夫所说的，母亲出来后精神上获得了解放，幻听终于彻底消失了。
当我在异国他乡再次看到金银花盛开时，母亲已经不在人世了。当年我是在她的鼓励下，凭着自己的本事考进北京医科大学，毕业后，又在她的支持下参加全国医学院校出国研究生统考，获得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奖学金，在不惑之年，远渡重洋，来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
在求学的崎岖道路上，母亲扶持着我一路走来。记得临行前，我曾为无法照顾怀孕的妻子而发愁，母亲用温暖的手握住我的手说：你放心走吧，家里有我照顾坐月子呢。她给孙子起了名字叫“琢”。我知道，母亲这也是在鼓励我，“玉不琢不成器”，求学不能半途而废。
来美国最初几年，言语不通，学习和生活压力很大，过得很艰难。那时，我最大的乐趣就是盼望能看到母亲从大洋彼岸寄来的家书，老妈妈总能从平淡的家事中告诉我有趣的见闻，从变化的人生中总结出不变的规律。我不再孤独，汲取了她送来的精神营养去克服困难。听弟弟说，我每次给家里写的信，母亲都小心收好，和别人聊天时常常念叨信中所提的事，她看到我日夜苦读，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一次次考试，高兴得掉下眼泪来，把信纸都打湿了。在这个世界上，母子之心是相通的。
一九八六年我第一次回北京探亲时，因为当时经济不宽裕，穿了一件在便宜店买的夹克，袖子太长，挽了起来。年过六旬的母亲看在眼里，悄悄地拿出针线钵，戴上老花镜，穿针纫线，把多余的袖子缝到了里面。小小的针脚平整细密，接口浑然一体，令人惊叹。记得当时母亲坐在窗口，金色的夕阳照在母亲花白的头发上，母亲的双眼眯成缝，左拇指紧紧摁着袖口，右手捏着细针，一针一线把对儿子的关爱和期望都缝在里面。此情此景，不正是唐朝诗人孟郊在“游子吟”中所写的“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的情景吗？它将永远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经过十年苦读，我拿到了药理学和临床医学两个博士学位，通过了耶鲁大学医院住院医师训练，还做过美国医学科学院研究员，获得了专利发明奖，现在政府机构从事审批新药的工作。在美国这片广阔的国土上，人民生活富足，享有言论自由，可以批评弹劾政府领导人而没有恐惧。
闲暇时，我常常坐在后院的凉台上，静静地看着蓝天，白云行走在参天大树之间，远处金银花飘来阵阵清香，每当此时，我就想起了母亲。苦难是一种人生财富。它可以在逆境时给人以力量，它激励我在异国他乡克服困难，度过苦读学业的日日夜夜。同时，它可以促人思考，明白事理。母亲是一个老共产党人，七年的秦城牢狱，让她有机会反省自己一辈子所走过的道路，从革命吞噬儿女的自身惨剧，认识到这场革命本身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