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也退：他为什么认为欧洲人征服美洲是合理的

文 | 云也退

茨维坦·托多洛夫只来过一次中国，在上海，我的朋友袁莉教授，也是托氏《我们与他人》的译者，陪老先生去逛了朱家角和豫园。她说，返回法国那天，她和先生送他去机场，站在机场大厅门口，托多洛夫朝着他们不停地挥手，直到他们的车开走，他才进去。

远在学府和学界之外，我只能间接听听朋友转述的印象。托多洛夫是保加利亚生人，主要是法国人（1963年后到法，后来入籍），但更是欧洲人，这是我从他的书中得来的印象。法国就是欧洲，至少也是欧洲的代言人，而保加利亚不是——所有东欧国家都只是东欧而已，所以从东欧走向世界的著名文化人，比如米沃什、赫贝特，都带有“欧洲价值”的光环：“欧洲人”成了他们立足的身份。

▲ 茨维坦·托多洛夫（1939—2017）

在法国待着，比在保加利亚强（毋庸置疑），而在欧洲待着又比在美国待着强：托多洛夫在一次访谈里表达了这个意思。他是个喜欢普遍胜过个别的人，他觉得美国太讲究个别了，美国人都奉行相对主义的价值观，搞什么多元主义，弄得大家都只认同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但是在欧洲，这么多国家和民族，在停止互相征战之后结为共同体，这就是走向普遍的重要一步。进一步说，在美国，不管你是什么肤色什么信仰，你的认同顶多也就抵达“美国”，不能更远了，你要和美国的荣辱、美国的利益捆在一起；而在法国，你却很容易认同“欧洲”，一个开放的、一直在变化的概念。

眷恋普遍的人，能够从相异的现象里找出相通之处。托多洛夫生于二战爆发的那一年：1939。后来，因为人生的头三分之一在保加利亚度过，斯大林主义在这个贫穷、悲惨、被人忽略的农业国闷声不响地制造了许多血案，他自然会去关注、去研究从纳粹集中营—苏联古拉格—极权主义这一被无数人嚼烂了的历史脉络，他注意到，众多写集中营、劳动营的亲历者都在写个人经验的极端性，特殊性，不管是德国人摧残囚徒，还是囚徒们为了争取生存而互相陷害，总之就是极端。《面对极端》这本书，就是托多洛夫读这些作品的心得，他说：不，我还看到了另一面，集中营里并非不能共同生存，也有很多幸存者是靠着互助活下来的。

分析家跟道德家（moralist，有道德关怀的人，中文里的“道德家”多少有点贬意），是两个很难统一的身份：分析像大屠杀那样的事，你怎么告诉读者，其实道德的价值一直在那里，没有被湮灭？可托多洛夫偏要这么做。他说，你研究历史也好，思考政治也好，都得负“道德义务”。

到底扛过“自由、平等、博爱”的大旗，法国人尤其热衷于期待一个人类共存的未来，并且研究共存的可能性和方法——在托多洛夫的预设中，这可能性永远存在。他的另一本早期著作，考察的是另一段人类的血腥记录：西班牙人征服美洲。从哥伦布发现大陆开始，到柯特兹率领的殖民军残忍灭绝北美的阿兹特克土著，如此残酷的历史，哪里还能找出人与人可以共存的证据？托多洛夫找出来了，他取得了一个惊人的结论：欧洲人赢得了战争，是因为欧洲人之间彼此能更好地理解，沟通能力更强，于是，善于理解他人的欧洲人征服了“他者”。

《征服美洲》或是托多洛夫最受诟病的一本作品，他强要在历史中找出正面的、普遍的东西，反而暴露出一种欧洲中心论的傲慢；他也不是历史学家，免不了要扭曲史实，或者有目的地采择证据，来为自己的道德结论服务。不过，结合后来评论卢梭的《脆弱的幸福》来看，托多洛夫总在追寻一个信念：欧洲是一个庞杂的思想—文化传统，它能同时孕育近现代的恐怖暴力和反对这种恐怖的力量。要做一个人文主义的学者，你就得辨析出这一庞大传统中具有正面价值的内容。

《征服美洲》出版于1984年，十多年后他又出版《我们与他人》和《不完美的花园》两书，我的读感是，就仿佛一个人在沙漠里苦苦寻找过绿洲后，重新回到自家的水库。水库里装的是他最熟悉的法国文人，上到蒙田，下迄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中间经过了他最喜欢的孟德斯鸠、卢梭、邦亚曼·贡斯当：他们个个都写道德文章，为未来的人类社会画策。尤其对其中最“邪恶”的法国人卢梭（硬扯的话，保加利亚的凄风苦雨都可以追溯到卢梭造的孽——人们认为他的著作开启了现代独裁之门），托多洛夫以专著《脆弱的幸福》来谈他的理解。他说，卢梭思考的正是真正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我们要过一种什么类型的生活？我们与自己、与周围人、与国家体制、与政治的关系是怎样的？

▲ 《我们与他人》/[法]茨维坦·托多洛夫 著/袁莉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这种思考，必须有人去做，哪怕冒着欲速不达的风险；一个民族的思想者，不能只替自己民族的利益和前途考虑，而要超越个别，走向普遍。托多洛夫的著作主题很丰富，但是贯穿其中的一个教诲是，欧洲几个世纪以来积累的思想文化遗产，已经留下了许多道德的甘泉，掬而饮之，眼界便豁然开朗。例如，他在《日常生活颂歌》一书中论述17世纪荷兰黄金时代的绘画，他说，这些话不是发明，而是“发现”了日常生活中的美学，无论是斯梯恩、弗朗斯·哈尔斯还是维美尔，我们从其画作中看到的都不是夸饰后的现实，而是客观事物、人物、场景真实的样子——它们本身的美。

法国人真是迷恋普遍主义的价值观，无怪乎海峡那边的岛国人，总嫌弃他们眼高手低，陷入虚妄的书生气。托多洛夫的书富于法国哲学家的自信，认为孕育于书斋的思想可以指导现实行动，他乐于描述人应该成为的样子，不太乐意胪列一个个细节来勾画人现实中的样子，因为后者是暂时的，即将被告别甚至被克服。在1997年出版的《不自在的人》一书中，托多洛夫断言，我们生而为人的真谛，“不在于仅仅拥有特殊的利益，相反，同样是这些利益，我们要有能力超越它们。”

托多洛夫2月7日去世，去世前刚刚写成一本书《艺术家的凯旋》，跟《个体的颂歌》《不完美的花园》《脆弱的幸福》等等放在一起，看得出其人的乐观。可是新问题出现了：欧洲人现在的心情，同托多洛夫入籍法国时大不一样，如今，“恐外症”不再是一个对极少数保守分子的贬义描写，而是广泛散布的心情。2008年，托多洛夫在一次访谈中说出了他的设想：单纯站在人的层面上，我们和他们只要对话即可；但如果是“诸神”之间相遇——两种信仰教义彼此抵牾，谁都不服谁——可就麻烦了。

（本文原标题：《人活着的真谛，是超越自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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