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教育理论和心理学研究均指出，一个人的早期生命经验是其性格的奠基地。人的性格是受自我内驱力支配的追求体系。每个人都在追求幸福，可幸福到底是什么？幸福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早期经验的满足。具体到心学大师王阳明的成长之路，这一点表现得尤其明显。
文献中记载，王阳明是跟着祖父长大的。这位伟大的祖父就是王天叙。据说他“性爱竹，所居轩外环植之，日啸咏其间”；还“雅善鼓琴，每风清月朗，则焚香操弄数曲。弄罢，复歌以诗词，而使子弟和之”。可以想象，单是这种充满了文人意趣的生活环境就很好地陶冶了幼年阳明的心灵。
这位祖父还有不俗的文采和可爱性格。他为文好简古而厌浮靡，作诗援笔立就，若不经意，却合格律。据说，他母亲极严厉，又特别偏爱她娘家的孩子和弟弟，但王天叙照样孝敬母亲、爱护弟弟。这种“以仁义之道处不公正之境”的涵养也使阳明具有了处逆心顺的作风。更难得的是，祖父在教养孩子方面非常有远见。他很好地保护了阳明纯真的童心和豪迈不羁的天性。
王阳明5岁才会说话。然而他一开口，就能背诵祖父曾经读过的书。大人惊奇，问他为什么会，他说：听祖父读时，默记住了。可以说，祖父在他小小的心里种下了“学为君子，学为圣贤”的种子。所以当他12岁与私塾老师探讨人生、提到最重要的事时，不赞同老师以“参加科举”为第一要事。对他来说，成为圣贤才是人生主题。
幼年阳明活泼好动，且矫健异常。《王龙溪先生全集》卷二《滁州会语》中说，阳明生来就“英毅凌迈，超侠不羁”。父亲中状元后，阳明就随父到了北京念私塾。他不肯专心诵读，总是偷偷跑出去与孩子们玩耍，且“制大小旗居中调度，左旋右旋，略如战阵之势”。其父见之，怒斥道：“吾家世以读书显，安用是为？”
阳明问：“读书有何用处？”父说：“读书则为大官，如汝父中状元，皆读书之力也。”阳明说：“父中状元，子孙世代还是状元吗？”父说：“止吾一世耳。汝若中状元，还是去勤读。”阳明笑言：“只一代，虽状元不为稀罕。”父亲听了更加生气地责骂他。然而，虽然父亲常常担心，祖父却对他充满信心。他凭直觉就觉得这孩子不是凡品，并用心守护，令其自由成长。
阳明13岁时，在身为翰林院修撰的父亲家，完全找不到畅快的感觉。他崇拜的是侠客。他曾独自溜出去游览北京北边的居庸三关。居庸关是京城北向之咽喉。当时，阳明骑马而上，路遇鞑靼人骑马而来。小男孩好斗的天性加上当时民族间的仇恨，使得他一时冲动，竟然拈弓搭箭，呼啸着朝鞑靼人冲去。鞑靼人猝不及防，加上山间回音奏响，唯恐这孩子身后还有大军，遂仓皇逃窜。
阳明在居庸关附近考查了一个多月。他游览长城，拜访当地老人，问询北方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了解古代征战的细节，思考御边方策。15岁时，他屡屡想向朝廷献上自己的“平安策”，又屡被父亲斥责：你懂什么！治安缉盗要有具体办法，不是几句现成话就能见效的。还是先敦实学问，再来建功立业吧。
然而，父亲的斥责并不能浇灭他对兵事的热情，不羁的性格决定了他不可能安静地埋头书斋。但在一个世代读书的家庭里，他即使对科考仅抱“不排斥也不沉溺”的态度，也要参加。既然参加科考，就得学习朱子注释的《四书》，还得练习作八股文。八股文究竟是什么文？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它历来被视为封建毒瘤，被狂批不已。可它真的万恶不赦么？这里面可能有误解。
八股文是写议论文的一种格式，本身无好坏之分。后来由于古代（北宋起）科考规定必须用此格式，遂遭到很多人的反对。八股文成了科举制度的替罪羊。事实上，一篇优秀的八股文不仅需要作者掌握渊源的典故以配合文中的措事类策，还要求作者具有严密的逻辑思维和言简意赅的文字组织力。试想，一个人具备了这些素质、能够写出这种水平的文章，不被执政者注意、不被拉拢进统治集团帮他们维护天下也太奇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