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里安：经济理论有什么用？

文/范里安（谷歌首席经济学家）

新古典经济理论正日益受到攻讦。批评与指责主要来自其过于繁复玄奥，同时过于数学化。按照这些批评意见，新古典经济理论应当在心理学、历史、社会学、生物学和政策上多下功夫，而不是过分追求数学、物理学和所谓的严密。它应该是更加动态的，更具实验色彩的，对制度结构更加敏感的。

这些批评中大部分都是有道理的，每个人都希望有一种制度化的经济理论以及对动态的良好把握。如果能够建立一些关于内生偏好变化的有效的模型，那当然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们在这些领域没有建立起令人满意的模型的原因不是像有些批评家想像的那样，是主流经济学家们认为这样做的好处太低而不值得去做，而是他们认为这样做的成本太高。没有人知道如何建立一套关于经济动态或偏好变化的有效模型，关于经济制度的切实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也是极为困难的。这些绝对是难题，而大多数理论家都要遵循科学研究的自然规律——先易后难。

不过，我们毕竟还是取得了一些进步的。有关演进、组织、制度的模型以及其他一些长期被忽视的课题都已在经济理论家当中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我并不认为最近在这些领域中取得的成就是由于理论经济学家才开始认识到这些问题的重要性，而是由于分析方法的发展，使得对以上这些问题的研究能够得出丰硕的果实了。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也许正是过去我们在经济理论上艰难探索所走过的每一步，才使得我们进入了对以上许多重要问题都能有所理解和掌握的境界。我们在对非对称信息、博弈论、组织理论和政治程序方面的逐渐理解，为我们在众多难题的研究上开创了全新的视野。我们也许还不足以至千里，甚至还只是刚刚起步，但至少我们已经在前进方向上做到了略窥门径。

尽管我们在谈到经济理论的进步时是（审慎地）乐观的，但是本文的主题却并不是关于经济理论的前沿问题，而是要谈谈作为经济学一个分支学科的经济理论的地位。我所描述的观点当然只是个人的看法，但我认为也是经济学家广泛认可的。不过，它毕竟还不是具有普遍性的，如果这些观点是普遍性的，那为此再耗费笔墨已毫无意义。

1．为什么经济理论是值得研究的？

经济理论为什么是值得研究的？这个问题可能会有许多答案。一个很显然的答案是经济理论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知识领域，其本身也极具趣味性。没人会说诗歌、音乐、数理或天文学是“没用的”，但是人们可能会经常听到关于经济理论过于玄奥的抱怨。我想人们可能会从纯美学的角度为经济理论提出辩护。的确，在某些迫不得已的时候，许多经济理论家承认他们是因为经济学很有趣才从事其研究的。

但是我想纯粹美学方面的考虑还不能为经济理论提供一个完满的解释，因为在经济学中，理论是有其“作用”的。理论并不仅仅是就事论事的智力游戏，它在经济研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的主旨也在于提出经济学是一门政策科学，而且也正因如此，经济理论对经济学的贡献也应根据经济理论如何有助于对经济政策的理解与实施这方面来加以衡量。

2．作为政策科学的经济学

经济学的魅力与希望部分地来自于它提出了关于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描述,这一点不同于大部分其他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社会学和政治科学也有一些政治取向，但是它们大部分只是涉及到其各自学科功能的理解。自然科学当然是具有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潜能，但是这只是作为知识活动的一项副产品而已。

在我看来，许多方法论学者都没能真正注意到经济科学这一本质特征。将经济学与物理学等相比本身就是错误的，相比之下将经济学与工程学相比还略显恰当些。同样，将经济学与生物学相比也是不恰当的，而与医学的比较可能更为贴切。我想凯恩斯在谈到经济学家应该更像是牙医时，只能算是半开玩笑吧。牙医总是说他们能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好，经济学家也是如此。牙医行业与经济学的方法论前提极为相似：我们是实用主义者。没有哪门“政策学科”——工程学、医学或者牙科学——在方法论方面给予更多关注，大体来说，经济学也同样不太关注方法论。

当你在思考这个问题时，你可能会感到很惊奇，在工程学或医学中并没有很多的方法论方面的研究。这些学科给20世纪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尽管科学哲学家们几乎完全忽视了这些影响。将这种忽视与其他一些社会科学加以比较，我们可以发现，那些社会科学在方法论的争论方面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科学哲学，正如在哲学系里所讲授的那样，似乎从根本上与自然科学是关系紧密的，同时，那些哲学家们也在心理学、生物学和一些社会科学都有涉猎。

我认为许多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在其经济学方法论的论著中都没能对大多数经济研究中的政策性导向给予充分的重视。原因之一是缺少能够运用的恰当的模型。无论是在工程哲学、医学哲学、还是牙医哲学，任何一种政策科学中我们都很难找到可以建立分析框架体系的方法论模型。构建这种理论（模型）的重任就落在了经济学家的肩上。我想，这也正是涉及到方法论与科学哲学问题中最令人感兴趣的地方。

3．解读经济学家的行为

我认为理解多数经济学家的所作所为的关键是如何理解经济学的政策导向。我们来看一个经济学家对行为最优化模型进行的强化。

正像心理学家经常提醒我们的一样，人们往往不那么追求其行为的优化。在这方面有一些实验研究的实例，在这些研究中发现人们常常违反所谓预期效用最大化、基本概率计算等原则。如果经济学家只对描述性消费者选择行为模型感兴趣，他们会理所当然地放弃那些最优化模型（理论）。

经济学家们并不仅仅简单地对描述性的模型感兴趣。经济学家们要运用对消费者行为的观察来提出政策建议。即使人们自身做出一些“非理性”的决策，出于公共政策的原因考虑，制订“理性”的决策仍然是有意义的。我们来假设一个关于个人显示出非传递性的选择行为的例子：假如A优于B，B优于C，C优于A，在进行社会选择时应如何处理这样的偏好顺序？我认为寻求一个在某种意义上最接近某个个体所表现出来的非传递性规则的可以用作政策选择导向的传递性规则是有可能的。这些“理性化”了的偏好可以用作政策的导向，而那些“非理性”的则不能。

这种特殊方法也许并不适用于所有条件。如果你想预测消费者对一项新的市场促销活动的反应，你显然需要一个关于消费者行为的描述性的模型。但是如果你想要进行成本—利润分析，你应当拿出一套度量利润的固定的方式。从理性行为模型入手分析也许是一项明智之举。

4．高级理论（曲高和寡）

在经济学方法论研究方面有一个小小的群体。只不过我认为这个小群体对于经济学一个范围极其狭窄的子学科倾注了过多的精力，即通常所说的一般均衡理论。一般均衡理论的确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学子学科，它的影响渗透到整个经济学的方方面面，但它毕竟只是一个很小的子学科。即使在它的鼎盛时期，全世界也大约只有50人左右从事一般均衡的研究。如今，已经很少有人从事一般均衡的“纯”理论研究了，人们更加关注的是该理论的应用。

一般均衡理论常常由于其过于繁复玄奥而遭到攻讦。然而，麦肯齐（McKenzie）、阿罗（Arrow）、德布鲁（Debreu）和其他一些经济学家在五十年代的研究成果已经在诸如国际贸易、公共财政、金融市场以及宏观经济学等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的结构已经成为当今政策分析的标准组成部分。可计算一般均衡在最近的加拿大、美国、墨西哥之间的贸易谈判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这种应用型的一般均衡模型在将来毫无疑问会大大增加。

这些模型通常只是阿罗-德布鲁模型的特例而已。即使专事可计算一般均衡研究与应用的学者们也认同这样一种观点：这些模型及建模工作在本质上更多的是对经济变量之间相互作用的主要路径，并非是要对经济进行预测。不管怎么说，经济学仍然是一门非常“年轻”的学科，随着更多的经济学家通过这些模型获得更多的经验，我们将会得到更多更好的模型。

古典一般均衡理论的其他流派,如马克思主义学派、斯拉法学派、奥地利学派等的分析,没能像一般均衡分析那样成功地转变成具有较强的操作性。本文后面将提到，这种趋势将会推动那些诸如一般均衡分析之类的高级理论的发展，结果会更加强调可应用性在作为一门政策科学的经济学中的重要性。

5．经济理论在政策科学中的作用

姑且按我的说法，将经济学看作是一门政策科学，如果我要为其可操作性辩护，则首先从其政策功能的角度出发。我应当提出经济理论是有助于政策制定的，然后再罗列一长串类似论调的。这个单子无疑是不完全的，欢迎大家对其进行补充和完善，但是也许这会有助于将讨论的焦点集中在“经济学家为什么这样或那样做？经济理论在这个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之类的问题上。（完）

文章来源：《Method & Hist of Econ Thought》1993年（本文节选自范里安为1992年10月于巴黎召开的学术会议“经济学正在成为一门硬科学吗？（Is Economics Becoming a Hard Science?）”上的讲话，译文来源网络，译者不详，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本篇编辑：丁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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