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名称: 复旦大学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
复旦大学 复旦发展研究院 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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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资讯 | 郑雯、黄荣贵:把握网络社会心态演进趋势

复旦大学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  · 公众号  ·  · 2017-06-06 14:54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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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本文为CCSGR研究员、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讲师郑雯和CCSGR研究员、复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黄荣贵《把握网络社会心态演进趋势》全文

本文根据复旦大学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的大数据研究,提出了一些全局性的、深层次的、相对稳定的网络社会心态演进趋势:(1)“安全感”已成为影响其他社会心态感受的基础心态和底线诉求;(2)“底层”、“民粹”已经从一种社会思潮变成一种工具性的传播符号,成为各种势力争夺、利用的焦点;(3)网络社会心态反转甚至心态异化时有发生;(4)中等收入群体开始走上网络舆论前台。



社会转型变动期,互联网已成为社会心态的重要呈现场域和主要交锋战场,在不同意见相互激荡、多种力量合纵连横的网络环境中,社会心态极易通过互联网快速蔓延、发酵和放大。网络社会心态不仅成为判断意见强度的重要指标,更可能蕴含远超出现实社会心态的社会能量,成为社会变迁的动力源。


复旦大学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对通过分层抽样获取到的2014—2016年的1.5亿条新浪微博博文展开大数据研究,按照“人工编码—模型训练与评估—预测”的分析流程,计算三年间网络社会心态的演进趋势,根据分析结果构造了好感度和反感度两类指数,即每万条微博中对特定议题或对象持好感态度或反感态度的微博数量。该研究发现了一些全局性的、深层次的、相对稳定的网络社会心态演进趋势,期冀为舆论引导工作提供些许思路,在纷繁复杂的网络舆论场中,把握趋势、优化战略、创新治理。

 

“安全感”成为基础心态

 

2016年以来,网络舆论热点发生转移,“安全”替代“反腐”成为新主题。“财产安全”(易租宝事件)、“经济安全”(A股熔断事件)、“健康安全”(山东非法疫苗案)、“信息安全”(魏则西事件)等一系列安全事件成为网络社会心态集中表达的高发地。研究表明,在生活满意度、对未来政治经济的信心、民生问题满意度、国际地位认可度、对各项国家政策态度等诸多测量指标中,微博博文大量讨论与“安全感”相关的问题,“安全感”已成为影响其他社会心态感受的基础心态和底线诉求。缺乏安全感的焦虑情绪,会联动触发对基本的人身安全、公民权利、生存环境、经济地位甚至国家改革信心的担忧,极易引爆舆情热点事件。


有效的舆论引导需要从人民群众最本质的基础型诉求出发,考虑问题,主动出击。事实证明,直面人民群众的底线诉求,不躲闪、不逃避、不失语,往往能很快“戳中痛点”,平息舆论;而就事论事,或疲于应对舆情,则常常事倍功半。在信息公开和信息互动中,回应关切、提供服务、安抚人心才能赢得舆论主导权。


“底层”变成传播符号


数据分析显示,互联网上,对底层群体的好感度指数,远超其他社会群体,连续三年都是好感度最高的指标,且在正负态度上呈现“压倒性”的正面倾向。说明网络舆论场对底层群体保持非常高的关注度,网络空间的底层属性仍然非常突出。


近一年的舆情事件也表明,“底层”、“民粹”已经从一种社会思潮变成一种工具性的传播符号,成为各种势力争夺、利用的焦点。具体而言,无论是左的或右的社会思潮都沉降到社会底层,扎根于广泛的群众基础中,强调底层路线,争取道义支持。在对问题的定义方面,不同社会群体也有广泛交集,例如,延迟退休或部分涉及底层群体的事件(如拆迁),都同时获得了大量共同关注。除此之外,还有包括某些商业资本在内的一些力量抓住公众对当下贫富差距、资源垄断等现象不满以及由此引发的对社会矛盾激化的担忧,把中国的一系列问题都归结为体制问题,在一系列舆情事件中“绑架”基层政府与民意,成为当前舆论引导工作中的大难题。


事实上,我们的舆论引导向来不乏群众基础,关键是要有战略定力,运用好人民群众、网络社会“偏爱”的解释框架,对核心价值观进行生动具体的解疑释惑,凝聚共识;对社会思潮和社会现象,激浊扬清,去伪存真,以“正思潮”、“明态度”、“聚人心”。一方面,要善于团结底层、为人民说话;另一方面,也要坚持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品格,不随波逐流、不见风使舵,能够顶得住压力、避免被“民粹”绑架,陷入“民粹”的泥潭无法自拔。



心态反转时有发生


举两个网络社会心态反转甚至心态异化的例子:


一是网民对“反腐”的好感度伴随着对“官员”群体的反感度持续上升。


近几年,“反腐”作为国家政治工作的重要方面,一直保持着相当高的话题活跃度和好感度,网民对中央反腐的政策方针和落实情况表达了普遍的支持和认同,连续三年好感度一直具有压倒性优势。2015年,反腐成效显著,这一年成为“反腐”话题在网络上讨论热度最高的一年。但与此同时,网民对“官员”的反感度指数也在反腐达到高潮的2015年后急剧上升,成为近三年上升幅度较大的指标。网络空间积累的对官员的不满言论增多,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当前经济转型过程中,社会阶层分化,各阶层利益诉求多元化而产生许多矛盾和冲突,政府官员成了网络舆论的“靶子”。另一方面,反腐治理进入新阶段,大量曝光官员贪腐案例也可能激发普通群众对官员群体的反感情绪,因此反腐宣传也要把握好“度”。



二是网民在民族文化上的优越感不断上升,民族主义情绪也不断累积,从理性心态反转为非理性心态。


2014—2016年,随着中国国力不断提升,网民对“文化自信”的好感度连续三年持续攀升。但受近几年南海纠纷、多起涉华种族歧视事件等国际事件影响,网民感觉中国没有得到国际社会应有的尊重及与大国地位相称的国际待遇。在愈加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可能发展出一种非理性的“以我划限”的文化倾向,对民族主义的好感度指数近三年持续大幅上升,从2014年反感度指数高于好感度指数逆转为2016年好感度指数高于反感度指数。与此对应,微博言论对世界许多国家、地区的态度都趋向负面。



普通民众表现出民族主义心态有其积极正面的作用,有利于团结人民,凝聚国家向心力,但非理性的“文化自信”、极端的民族主义,则可能放大和激化社会矛盾,成为影响网络空间舆论的负面心态,对社会稳定、国际关系都可能造成负面影响。


舆论引导是一把双刃剑,面对复杂多变的舆论环境,要特别注意全面平衡。比如大力宣传反腐成效时,也要着力塑造一些“人民的好干部”典型,打老虎不忘扬正气;比如利用微信头条痛斥韩国部署萨德时,也要倡导理性爱国。要在向社会传递正能量的过程中,真正成为中国正气的塑造者,先进思潮的引领者,民族精神的传递者,从而引领主流舆论声音,树立权威舆论导向。



除此之外,网络舆论场中还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即中等收入群体开始走上前台。一方面,中等收入群体取代“三低”人群成为网络舆论的主力军,理性表达渐成主流,有利于构建网络感性和理性的平衡生态;另一方面,中等收入群体对其诉求的表达更加坚定、持久,其问责范围扩大化,亦表现出强烈的反权威特征,具有垄断性权力的机构和个体成为网络舆论的新“靶子”。因此,面对互联网用户结构的深层转型和网络社会心态的演进趋势,舆论引导工作也需要加强研判,与时俱进。


(图片来自网络)


作者 郑雯

复旦发展研究院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CCSGR) 研究员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讲师

作者 黄荣贵

复旦发展研究院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CCSGR) 研究员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学系 副教授


版权声明

本篇文章发表于社会科学报2017年6月1日。本文由作者授权发布,未经许可,请勿转载(个人转载不在版权限制之内)。如公开出版机构需转载使用,请联系刊发杂志及作者本人获得授权。

引用格式
郑雯,黄荣贵. 把握网络社会心态演进趋势[J].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