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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制片 | 04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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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 科 夫 斯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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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片「挽歌」的编导没有编撰一句对白，旁白全部摘自柴科夫斯基的书信。我喜欢这种克制的创作方式，但又担心内容过于跳跃，影响大家理解，忍不住啰嗦几句。
首先，我想就艺术家发表一点个人看法。一切艺术家都是不幸的生活造就的。内心没有痛苦的人不可能成为一流的艺术家。难以排解的痛苦让人易于处于紧张状态，因而对外界事物反应过激——这是艺术家个性敏感，甚至神经质的原因。
痛苦又是创作的源泉，因为创作正源于释放内心痛苦的渴望。
一流的艺术作品必须有力度。只会搞软绵绵的、不痛不痒的东西的人不能叫艺术家。这力度就来自郁积压抑的痛苦在创作时的喷薄而出。没有郁积就没有力度。因此，艺术家是灵魂的受难者，越优秀的艺术家是越悲惨的受难者。
然而，艺术家又是自觉的受难者。人生来就是受苦的，痛苦并非只降临到艺术家的头上，但艺术家选择「苦中作乐」。只有自觉接受这种心灵折磨的人才能创作出打动人的伟大作品。选择创作就是选择孤独和受苦，这种自我放逐不是追求幸福的普通人愿意承受的，因此罗曼·罗兰说：「大众把崇高伟大当作游戏。要是他们看到了崇高伟大的真面目，那就连望一望的勇气也没有了。」
理解了这几点，我们也许就更容易理解柴科夫斯基和这部短片。
柴科夫斯基1840年5月7日出生在小镇沃特金斯克的一个富裕家庭，父母都有着良好的音乐素养。父亲当过中校，任冶金厂厂长。母亲是法国移民的女儿，有着良好的文化教养，喜欢弹琴，有一副美妙的歌喉。母亲是父亲的第二任妻子。
柴科夫斯基有六个兄弟姐妹。他四岁时，家里聘请了一位家庭女教师，22岁的法国女孩范妮·杜尔巴赫。年幼的柴科夫斯基与范妮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很依赖她，称其为范妮小姐。范妮保存了柴科夫斯基少年时期的大部分作品。
柴科夫斯基五岁开始学钢琴，很快就展现出这方面的热情与天赋。起初父母支持他学习音乐，但最终决定送他去学法律。一方面是因为当时音乐只是贵族的享乐，真正从事音乐工作的人缺少社会地位，另一方面是因为家庭收入日见拮据，父母希望他早日独立。
十岁时，柴科夫斯基不得不告别家人，前往圣彼得堡法律学校学习。这所学校专门为司法部培养官吏。不难想象，一个在小镇幸福温馨的环境下长大的孩子，突然要离开父母兄妹，只身去遥远的大城市学习并不热衷的法律，心中有多么的不舍。他在给母亲的信中用调侃语气写道：「告诉大家我戒了蜂蜜，因为法学院没人匀给我。」
他在外学习期间，母亲不幸感染霍乱离开了人世，那时他14岁。从小离开母亲给柴科夫斯基带来了情感上的创伤，这种创伤伴随了他一生，造就了他敏感忧郁的气质。
被迫放弃音乐是另一件让他难受的事。他不喜欢法律，求学期间寻找各种机会接触音乐，只有音乐能让他暂时忘掉痛苦。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他在给范妮小姐的信中写道：「我永远不会离开我的钢琴，它是我悲伤时的慰藉。」
1859年，学了近十年法律后，柴科夫斯基毕业了。19岁的他在司法部供职，任书记员。他深感司法工作的呆板乏味，仍然利用业余时间钻研音乐。1863年，俄国第一所高等音乐学府圣彼得堡音乐学院成立，柴科夫斯基被录取为该院的首届学生，他停薪留职入音乐学院学习。
经过四年学习，柴科夫斯基于1865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受邀前往刚刚成立的莫斯科音乐学院任教授。尽管一个月的工资只有区区50卢布，但他很高兴能从事与音乐有关的工作，同时继续自己的创作。此后十年间，他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包括芭蕾舞剧「天鹅湖」、三部交响曲、第一钢琴协奏曲、钢琴小品「四季」等。
1868年，法国女高音歌唱家黛西蕾·雅朵来莫斯科演出。柴科夫斯基看了她的首场演出，对她产生了爱恋之情，后来两人多次见面，33岁的雅朵也爱上了28岁的音乐家，并订立了婚约，准备第二年夏天结婚。不久，两人产生的矛盾。1869年9月，雅朵撕毁婚约，嫁给了男中音歌唱家帕迪拉。这对柴科夫斯基精神上是个沉重的打击。
在莫斯科生活的最后阶段， 柴科夫斯基又遭受了一次打击。音乐学院的一位女学生安东尼娜写了一系列热情洋溢的情书追求柴科夫斯基，最后称不嫁给他就自杀。柴科夫斯基对这位女学生全无印象，谈不上感情。他当时迷上普希金的诗作「叶甫盖尼·奥涅金」，打算改编成歌剧。诗中主角叶甫盖尼年轻时拒绝了塔姬雅娜以致后来终生活在悔恨当中，入戏太深的柴科夫斯基也许将自己想成了叶甫盖尼，认为自己不应回绝这段感情。两人于1877年7月结婚。
然而，蜜月还没结束，柴科夫斯基就发现他憧憬的幸福是一场灾难。两人回到莫斯科时，他已经濒临崩溃。婚姻让柴科夫斯基心烦意乱，无法再进行创作，他焦虑万分，但又不愿意伤害无辜的妻子。两周后，他企图在冰冷的莫斯科河中自杀，后被人救起。柴科夫斯基与安东尼娜只在一起生活了两个半月就分居了，从此再没见过面。直到柴科夫斯基去世，两人也没有正式离婚。
与没有感情的人结婚当然是他糊涂，但是也有学者推测他的痛苦还来自发现了自己同性恋倾向的严重性。当时同性恋是明令禁止的，公开同性恋身份会被流放西伯利亚。即使到了苏联时期，官方对这件事也是讳莫如深。1940年莫斯科出版的柴科夫斯基家庭书信表明了他痛苦的婚姻和同性恋倾向，但很快就被查禁了。流入西方世界的唯一副本是音乐史学家亚利山德拉·奥露娃（Alexandra Oriova）偷运出去的。柴科夫斯基所说自己担心被人窥视的、「极力隐藏不愿被人触碰的」也许就包含这件事。有关他的同性恋倾向后面还有叙述。
婚姻的挫折曾使柴科夫斯基一蹶不振，所幸这时他得到了冯·梅克夫人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持。冯·梅克夫人是一位俄国铁路巨头的遗孀，非常富有，名下有两条私有铁路，还有许多田庄和别墅。她爱好音乐，经常周济一些穷困的音乐家。法国作曲家德彪西曾担任她女儿的音乐教师。她是柴科夫斯基的崇拜者，得知他靠教书谋生，无法全身心创作，便慷慨解囊相助，每年为他提供6000卢布的资助（柴科夫斯基月薪为50卢布）。
双方约定仅以书信往来，永不见面。1877年至1890年间，两人互通信件达一千两百封，为后人研究柴科夫斯基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双方信守约定，一直没有正式见面，即使在音乐会或宴会上偶然遇到，也装作互不认识。有一次，两人在冯·梅克夫人的宅邸外邂逅，柴科夫斯基正在散步，而夫人与家人驱车游玩，两人对视了一小会儿，柴科夫斯基脱帽致敬，夫人则有些不知所措，但两人没有说话。当天，柴科夫斯基就致信为无意中违反了约定道歉。夫人回信说没有什么可道歉的，还邀请柴科夫斯基到家里欣赏她新近的画作，当然，要等她离开家以后。
两人的友谊持续了14年，柴科夫斯基将冯·梅克夫人视作知音，称她是「能够了解我灵魂的朋友」「拯救了我生命」。两人甚至还促成了一桩家庭联姻。1883年，冯·梅克夫人的儿子尼古拉娶了柴科夫斯基的侄女安娜。
1890年9月，冯·梅克夫人毫无征兆地写了最后一封信，并提前附上了一年的资助金，她告诉柴科夫斯基，说自己破产了，今后不能再寄钱给他，也不要再通信了。柴科夫斯基因与她断绝多年的友谊痛不欲生。他多次写信希望恢复友情，都没有收到回复。
冯·梅克夫人写这封绝交信的原因至今仍然是个迷。史学界有多种推测。一种推测是冯·梅克夫人因为沉迷于柴科夫斯基的音乐和通信，忽略了照顾自己的小儿子，让他患上了肺病，因此感到内疚，决定断绝关系，所以谎称自己破产了。然而这种推测很快就遭到了质疑，因为她在信中请求柴科夫斯基不要忘了自己，如果她觉得负疚，就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更不会提前附上一年的资助金。
另外一些证据表明，冯·梅克夫人当时已经患上肺结核，加上手臂萎缩导致书写困难。有人推测这才是她中止通信的原因：夫人不愿意委托他人执笔，否则就不得不向第三者暴露两人的亲密关系。她宁愿中止通信。
另一种说法是冯·梅克夫人的家人觉得夫人与柴科夫斯基的关系过于亲密，导致社会上风言风语，让家庭蒙羞。而且他们认为柴科夫斯基太贪财，在收到沙皇每年丰厚的津贴后，仍然继续接受夫人的资助。沙皇在1884年授予柴科夫斯基圣弗拉基米尔勋章（成为世袭贵族），后来又任命他为宫廷乐师，每年发给他3000卢布的津贴。家人威胁夫人断绝关系，否则就将柴科夫斯基的同性恋倾向公之于众。夫人为了保护柴科夫斯基，不得已写了这封信。这方面的证据还包括：最后一封信和资助金是由一位亲信送给柴科夫斯基的，而以前的信和支票都是通过邮局寄送的，这也许是因为夫人发现自己的私人信件已经遭到家人的控制。提前送上资助金，也是因为这个缘故。
绝交信和柴科夫斯基的同性恋倾向一样，成了未解之迷。我们只知道，柴科夫斯基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直到三年后去世。他去世后不到两个月，冯·梅克夫人也因肺结核离开了人世。
柴科夫斯基是1893年11月6日去世的。去世前，他似乎已经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九天前，他在圣彼得堡指挥了自己的第六交响曲的首演，他将这首交响乐名为「悲怆交响曲」。
官方对外宣布，他因误饮不干净的水而死于霍乱，但这种说法从一开始就遭到质疑。音乐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回忆道：「我记得曾经在『悲怆交响曲』演出的休息时间问过他，他写这部作品是否是计划好的。他回答当然是计划好的，只是不想提前宣布。他最后一次去圣彼得堡时，我只在音乐会上见到了他。几天后大家谈论的都是他病重的消息。他的公寓一天几次被全世界的问候塞得满满的。这太奇怪了，尽管他死于霍乱，但所有人都被允许去吊唁他！我记得维耶治比洛维奇喝的烂醉……不停地吻着他的脸。」
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对柴科夫斯基死因的怀疑并非无中生有。为避免传染，霍乱病人会被隔离，死后尸体也应隔离。
音乐史学家亚利山德拉·奥露娃认为，柴科夫斯基是自杀的。有人写信向亚历山大三世告密，称柴科夫斯基是同性恋。如果柴科夫斯基的同性恋倾向被公开，他会被剥夺所有荣誉，同时令法学院和所有的校友蒙羞。于是几名昔日的校友组成荣誉法庭，对柴科夫斯基进行询问。询问持续了很长时间，几乎有五个小时。最后法庭做出决定，柴科夫斯基本人也同意。他们要求他自杀。一两天后，圣彼得堡就传来了他病死的消息。
回顾柴科夫斯基的生平和迷团似乎还不足以让我们了解他是怎样一个人。我摘录了几则朋友对他的回忆，相信读者有自己的判断。
柴科夫斯基的朋友俄罗斯小提琴家布罗茨基回忆过这样两件事。柴科夫斯基在柏林时，那里刚刚铺设了电话线，布罗茨基打电话给柴科夫斯基，但他只讲了几个字就听到柴科夫斯基用颤抖的声音说：「亲爱的朋友，让我走吧，我觉得紧张极了。」 布罗茨基说：「我并没有强留你呀，你随时可以走呀。」 事后柴科夫斯基解释，只要他在电话里听到朋友的声音，然后意识到两人之间的距离，心跳就会突然加速到无法忍受。
有时候柴科夫斯基会给布罗茨基一家拍电报：「我要来看你们了。请保密。」布罗茨基一家都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累了，想家了，需要朋友了。一次发来电报后，他赶来吃晚饭，大家一起叙旧。晚饭后他来到音乐室，像往常一样手托着腮坐着，这时，布罗茨基和乐手拿着乐器悄悄走进房间，安静地坐下，开始演奏精心准备的柴科夫斯基第三弦乐四重奏。柴科夫斯基高兴极了！布罗茨基看到泪水从他的脸颊上滚落下来，然后他向每个乐手一次次表达了感激之情，感激他们为他带来了欢乐的时光。接着他对布罗茨基说：「我以前不知道自己原来写过一首这么美妙的四重奏。本来我不喜欢那个结尾，但现在觉得真不错。」
据音乐评论家卡希金回忆，在乡下时，柴科夫斯基喜欢给农民的孩子钱，对他们很溺爱。卡希金和朋友经常指责他这个坏毛病，认为这会腐化孩子。有一次，柴科夫斯基决定躲开那些被他的戈比腐化了的小乞丐。柴科夫斯基的散步时间这些小鬼一清二楚，他知道自己会在离开家的时候被埋伏，便在路上与朋友分手，钻进河岸边浓密的阔叶灌木丛，蹑手蹑脚地前进。但是他淳朴的策略毫无意义，那些小鬼早已摸透了他的心思，埋伏好了哨兵，柴科夫斯基一上桥，一帮小鬼就等在那儿。等朋友们到达时，正好听到胜利的敌人满载而归的喜悦笑声。柴科夫斯基慌张得满脸通红，急忙解释他实在情不自禁，而且只给了一点小钱云云。卡希金可不相信什么只给了点小钱的说法，因为之前柴科夫斯基一下午散步就花光了身上的钱，还借光了朋友身上带的钱。
卡希金还提到黛西蕾·雅朵二十年后重返莫斯科舞台演出的事。卡希金与柴科夫斯基一起观看了表演，他回忆道：「当她在舞台上出现时，他（柴科夫斯基）举起小型双眼镜放在眼上，直到最后也没放下。但是可以断言，他什么也没看清。为什么呢？因为泪水不断地从他的眼里流淌下来。」
柴科夫斯基曾对卡希金说，有一天晚上自己一个人待在乡村别墅，当他的目光落在自己的日记上时，突然掠过了一阵恐惧，好像担心万一死时身边没有朋友，这些生活隐私就会被什么人伺机窥视。他立刻生了火，把所有日记付之一炬，然后才上床睡觉。这件事让他觉得遗憾，但他又觉得这是明智之举。
文 | 徐定翔
1890年1月，俄国商人朱利叶斯·布洛克（Julius Block）邀请柴科夫斯基和朋友们试用一台爱迪生发明的圆筒留声机（phonograph cylinder）。留声机在当时是个新鲜玩意儿，布洛克本想单独为柴科夫斯基录制一段钢琴独奏，或者至少录一段话，都被害羞的柴科夫斯基谢绝了：「我钢琴弹得不好，嗓声也刺耳，为什么要把它们留下去呢？」最后，只有这段朋友们玩耍的对话录了下来：
安东·鲁宾斯坦：这玩意儿真妙！
朱利叶斯·布洛克：没错。
叶里扎维塔·拉夫罗夫斯卡娅：讨厌...他怎么敢这样叫我。
瓦西里·萨福诺夫：(唱歌)
柴科夫斯基：卷舌音可以发得更好些。
叶里扎维塔·拉夫罗夫斯卡娅：(唱歌)
柴科夫斯基：布洛克了不起，但爱迪生更伟大。
叶里扎维塔·拉夫罗夫斯卡娅：(唱歌) A-o, a-o
瓦西里·萨福诺夫(德语)：莫斯科的彼得·尤根森。
柴科夫斯基：谁在说话，好像是萨福诺夫 (吹口哨)
译 | 徐定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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