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要讲述的故事来自一个深山里的摩梭古村——油米村，它坐落于川滇交界的无量河畔，那里居住着81户摩梭人，他们自称“阮可”，意思是“江边人”。无量河是金沙江的支流，蜿蜒而下流经纳西人和摩梭人世代耕耘的干热谷地，这里虽然地处偏远、物质贫瘠，但在代代相传的东巴文化和摩梭礼俗的浸润下，人们寄情天地、善待万物，过着怡然自乐的山间岁月。
油米村实拍图
油米村之所以吸引着一代代的研究者前往，是因为东巴
文化，截至“东巴文化三书”的研究团队到油米村调研时，村里还有着9位东巴和2位侠武，其东巴文化活化传承的完整程度，在整个地区内都属罕见。东巴文化自成体系
，对西南地区的民俗风物影响深厚，而东巴文更是世界上唯一尚在使用的象形文字，堪称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
山外岁月日新月异，山间风物历久弥新。
通往油米村的水泥路终于在2020年修通，这里的摩梭村民，还有为了民族文化、家园故土而坚守着的东巴与侠武，未来又会经历什么样的挑战？
为了探寻这个摩梭古村的村落形态和信仰民俗，孙庆忠教授、宋一青教授及其研究团队在此进行了延续多年的田野调查，其部分研究成果即记录在我们今天将讨论的这几本书中——影像志
《纳人乡韵》收录了300余幅摄影作品，记录纳西族与摩梭人的山间
生活；《摩梭仁者》用口述史的形式对村里的东巴、侠武的人生经历、日常生活、宗教仪式、社会交往等进行了抢救性记录；文化志《守望东巴》详细记录油米三大家族的每一户人家的生活细节和摩梭古村的历史文化。
油米村实拍图
Q1：
请问孙老师，您是怎么进入油米村，怎么了解到它，为什么想要做这样一套书的呢？
我为什么要从北京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研究东巴文化？这实际上得益于农民种子网络的带头人宋一青教授，她带领团队在祖国的东西南北做了20多年有关传统老种子的搜集工作，我多次被他们感动。
在今天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老品种的种子已经离农民的生活越来越远了。但是他们
用20
年时间，搜集各地的传统种子，让农民在保护种子的同时保留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我们跟他们接触后发现，做种子仅仅是他们走进乡村的入门抓手，更重要的是期待通过种子跟乡土社会深度连接，进而推动乡村建设。
我从2
012年开始做农业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保护工作，宋老师就邀请我当种子网络团队的教官，带领大家在一个村子里扎下心来做系列的民族志实地普查，我就借着这样的机缘得以跑到金沙江4个村子，
特别是走到油米村的时候，我被那里现存的东巴文化深深感染，原本它是一个特别遥远的存在，一听虎头山、无量河，就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神秘的地方。而当我在那里待过40天之后，我被深深打动了。
我是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的老师，我们的研究更关注乡土社会，乡村发展是我们脑子里绕不过去的符号。
这样一个曾经被视为偏远落后的村落，但又保留着东巴文化的原生形态，这样的村落未来会走向哪里？这是我从第一次走进去到最后一次走出来，脑子里一直在追寻的问题，这就是机缘了。
Q2：
朱老师也经常在云南做调研，您在云南的时候有没有接触过东巴文化？您觉得东巴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我第一次去丽江是1997年，到现在已经27年了，那个时候我还在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读书，准备当导演，所以经常跑一些犄角旮旯的地方，那个时候丽江刚经历过大地震，我们去的时候还完全不是旅游区，是一个相对比较破败的小镇。
在那个地方我买了一本书，顾彼得的一本书，叫《被遗忘的王国》，我在那本书里面第一次看到对东巴的描写，但是那个时候东巴仪式在丽江古城已经很难看到了。
后来我慢慢地去了解纳西、摩梭、东巴、达巴等相关的东西。
其中一个原因是我后来做影视人类学，很多时候面向的是村民影像或者叫做原住民影像。在当时云南的少数民族影像的作者（拍摄者）当中，由当地人自己拍纪录片进行文化表达的脉络里面，有一些摩梭人表现得非常突出。他们拍过一个片子叫《离开故土的祖母屋》，还有一个片子叫《我们怎么办》，他们都是当时落水村的村民。他们发现当原来的村庄被外来的旅游文化所侵蚀，包括传统的民俗、传统的走婚，他们传统的婚姻方式被丑化，他们会有自己的文化认知。那个时候我开始认识摩梭人。
后来在其中几位摩梭朋友的带领下，我还去了当时比较偏远的几个村庄，有一个村子在四川木里，叫利家咀村，也是这两年刚刚通路，它的偏僻程度和油米村有一拼，我第一次完全是徒步进去的。
再后来，我又开始做一些西方文化研究者在中国边疆地区的历史寻踪，这就涉及约瑟夫·洛克，他当时作为来到丽江的最重要的美国植物学家和文化研究者，在这里留下了很多的遗迹，包括他的故居、影像作品，还有民族电影。
在这么多年不断调查的过程中，我和那些地方来往得越来越密切。
Q3：
许老师，您一直以来做摩梭研究，并且您还会说摩梭语，您在做摩梭人调研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让您觉得比较有文化冲击的故事？
这个我觉得很难只选一件事。因为我觉得，我在2004年1月到7月期间，我成为了那里的人，我去很多摩梭人家里，或者参加仪式的时候，他们并不因为我的出现而避讳我。
所以我真实地觉得，那里曾经是、现在也是我的一个家。
可能是我进到那个村子住到那儿的时候，家里的那个妈妈说：雪莲，我叫你的汉语名字很难叫，你能不能起一个摩梭名字？我说可以，然后我就被带到一个喇嘛那里去，
他要求我跪下领取这个名字，我跪下那一刹那，就是我选择了要成为那里的人，所以那一刻对我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后面有一个小插曲，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查尔都玛，是“长寿观音”的意思，我特别开心，被称为观音。但是后来才知道我们村里有
7个查尔都玛，都是观音，后来出去的时候就得冠自己的姓。我住的那一家的家姓是那及，所以我就是那及·查尔都玛。大家现在看到这套书里面的名字可能比较费解，在名字前面还带一个汉族姓氏，变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符号，其实也是类似的问题。但不管这些符号的表象如何，本质上我在那段期间成了那及家里那一辈最小的女儿。
Q4：
我们出版这几本书其实只是做了第一步，让关于一个村落、一个族群的研究集结成书、形成一个出版物，可以面向更多的读者。然后我们要思考，在城市化、现代化大的潮流当中，我们要坚持的到底是什么？
我们在油米村先后做
了8
次调研。实际上每次去的时候都有一种焦虑，如何把这么一个复杂的文化清晰地呈现出来，这对每个人都是考验。另外，在做调研的过程中，总要跟东巴有更多的交流，其中一个核心话题就是这个村子是否还有未来？东巴文化能不能在这里传承下去？
我自己已经满头白发，比起团队其他的伙伴，我和老东巴接触的时间最长，我住在他的家里，每天早晨起来，他做完烧天香仪式，念完经书之后，吃完早饭我就跟他坐在房顶开启一天的交流。东巴们虽然对自己的东巴文化有很深的信念，但对于变化也表现得比较坦然，他们接受变化。
作者孙庆忠与生根
我觉得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不论生活在哪里的人，他们身上自然具有的一种禀性，不会为自己的文化失落感到多么难过，尽管他们也会
讲“文化
消失
是一种罪过”。他们之所以表现得如此坦然，就在于他们对于文化的消逝这样一个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事实并不相信，所以他说我们油米村虽然小，走出去的人也多，但是油米村就像一块吸铁石，会把所有的油米人再重新吸回来。
采录整理东巴的口述史很难，做这样一个小村子的文化志同样是困难的，影像志拍照表面上容易，但是要把我们存留的那些极富有深意的图片完整保留下来也同样不是一件容易事儿。我们努力做这个事情就是希望再过10年、20年、甚至100年，当人们回首的时候，能够知道油米村的这些摩梭人在21世纪初，他们的生存方式是怎样的。
这三本书是有顺序的，《纳人乡韵》是影像志，先从影像入手有一个视觉上的印象，让我们看看无量河畔大山肚子里的小村落的景观，吸引读者的视野。第二本《守望东巴》是文化志，我们要对全村的文化元素做一个普查，这是人类学的看家本事，做一本漂亮的民族志，通过各方面的呈现，展现人在这个环境中的生存形态，这是轮廓性的。第三本《摩梭仁者》是口述史，也是我最看重的，
油米村的生活以东巴文化贯穿始终，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不是东巴文化的外化表征，我们通过东巴的口述，不仅会看到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形态，同时也能看到他作为一个神圣祭司对于神、对于鬼、对于生活世界的理解。因此这是一本走向心灵的著作。
孙庆忠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与人类学系教授
朱靖江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影视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