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画师
Lee Kyutae）
只有回家过完春节，我这一年才算真正结束。
从两个月前买火车票起，我就开始盼着回家过年。坐过许多次火车，时长最长的一次是从广东到上海，25个小时的硬座。
当时还在读大二，我刚从报社结束一段并不愉快的实习生活。记得座位对面有对偷情出来旅游的一男一女，一路上两人手牵手肩并肩说着各自男女朋友的坏话。
这是运气好的时候，运气不好只能买到站票。通常我会挤到车厢中间的过道，至少能有座椅靠扶着。但要忍受半小时一次的“啤酒饮料矿泉水，花生瓜子八宝粥，来腿抬一下”。
列车员一过来，我就得醒一次、让一次、被挤一次。
更多时候我会躲在厕所旁边，跟回家的农民工待在一起，我会留意他们的对话，一般情况他们直接坐在行李上，发呆、沉默，抑或停车时下去抽根烟。
大一那年春节，老家通往武汉的还是那种绿皮火车，没有空调，冬冷夏热，经过12个小时颠簸，下了车整个人开始恍惚：我是谁我在哪儿？现在全国各地几乎见不到那种绿皮火车了，我也算是亲历了一个历史。
这几年坐火车回家，窗外的山坡、麦田、河水、低矮楼房，以及一排排高大的树木飞驰而过。我总会想着：怎样过都是一生，其实生活在这里的人，未必就不幸福。
不管漂泊在什么地方，有家在，人生还是有奔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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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春节，大姐带着她交往一年的男友回家。在九月份的时候，姐姐打了两万块钱给家里，交代爸妈把屋子收拾一下。他们忙活了几个月，东墙修一砖，西墙补一块。等大姐快到家门口了，爸妈还在缝补沙发上的坐垫。
“来不及了！”我妈对着镜子套上新买的衣服，紧张不安到扣错了扣子。我记得那是几年来她第一次买新衣服，深紫色的棉外套，穿起来也没有多好看。“谁让你磨叽的！”我爸又开始骂起来，他用湿毛巾理顺自己的头发。
那天正好下着雨，地面坑坑洼洼，泥泞不堪。姐姐和男友一坐进房间，屋顶上就开始滴水下来，这时沙发垫突然掉了，里面残旧的海绵也露了出来。贫穷的本质，再怎么遮掩，也还是会暴露。
我对过年有许多不好的记忆。小时候年底那几天，村上的人总是不约而同来我家里要账，不是农药化肥钱，就是耕地收割钱。我生气，怪我爸没用。一有人敲门，我就赶紧放下碗筷，关紧门躲到房间里。
那时候爸妈给我的压岁钱都是五块十块，多的时候能有二十五十。但不管生活怎样，我妈都会到街上给我买一件好看的衣服。我把衣服平平整整放在柜子里保护好，每天拉出来看上几次，等大年初一那天穿上，算是过年最幸福的时刻。
后来家里条件好起来，那种只有过年才能穿新衣服的欢喜也早就没了。再后来，姐姐和我为家里添了许多家具、电器，没有了从前的难堪与尴尬，回家过年似乎也变成一个极其平常的行为。
这几年也在想，为什么一定要回家过年？一定要在这个人口大迁移的时刻选择回家？其实我心里一直都明白：
回到老家，因为那里有外面不可能有的东西。这种东西，大概一年只能看一次，且余生看一次少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