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保守派的未来：多族群的工人阶级联盟

图为网站文章截图

图片来源：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2-12/new-conservatism-free-market?utm_medium=social&fbclid=IwAR2z-FuJbQcirlQzreW8g4aViDeofzfOYayirBvigeZAQd1kneSskaeA2GY

美国保守派的未来：多族群的工人阶级联盟

作者：奥伦·卡斯（Oren Cass）

译者：梁冰一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美国政客们遍稽群籍，试图寻求措施来应对这场可能导致家庭、企业、政府陷入财务危机的公共卫生灾难。国会和白宫的共和党人疯狂地翻阅从1980年代起已被翻烂了的剧本，以确定当前合适的减税政策。然而面对全社会隔离的情形，他们显然无章可循。

许多共和党人不以为然，仍提议减税。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呼吁降低资本利得税率，他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一样，鼓励进一步加大公司在餐饮业和娱乐业的税收抵扣；特朗普的经济顾问史蒂芬·摩尔（Stephen Moore）则主张“递延”工薪税——这连美国商会都认为不可行。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的继续流行，《关怀法案》通过两个月后，《华尔街日报》编委会质疑是否需要进一步减税，并建议“对今年余下的日子里所有个人投资免征一切资本利得税。”同一天的早上，《纽约时报》头版一个占了六栏的大标题写道：“随着全球陷入病毒恐慌，股市出现螺旋式下跌。”曾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南卡罗来纳州前州长妮基·黑利（Nikki Haley）展现了一个未来的共和党总统竞选人的素养，她在推特上写道：“应对经济变局，减税始终是一个好办法。”

https://cn.bing.com/images/search?view

新冠病毒的特殊性使得所有的应对措施都显得无能为力，但这些措施也只不过是最近几年被“中间偏右”派不断重复的一套模式的最新版本。即使面对新的经济挑战，例如中国激进的重商主义、金融危机、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共和党也严格遵守减税、削减支出、放松管制和自由贸易的这套模式。

沦为教条、循规蹈矩是美国政治历史悠久的“传统”之一，然而保守主义目前的处境格外特殊——缺乏清晰、明确的保守主义 。经济自由主义者、社会保守主义者和外交政策鹰派的联盟发动了“里根革命”，战胜了“滞胀”，并赢得了冷战，他们理应为其成就感到自豪。但是， 这种每个阵营各自负责的状态使得大量公共政策的制定为一小撮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所掌握——他们与保守派之间几乎没有共同的价值和判断，而保守派则落得讨论“社会问题”的境地。随着保守主义经济思想的式微，自由主义思想逐渐渗入到市场原教旨主义中，而如今大多数评论家随随便便地把这种市场原教旨主义称为“保守主义”。其结果便是造成了对保守主义乃至整个美国政府而言的政治危机 。这些中间偏右派既不保守，也不回应民众需求，因而既无法发挥其作为一个国家保守主义力量的出口以及对进步主义潮流的制衡的重要作用，也无法赢得很多选票。

在总统竞选期间， 特朗普暴露了共和党当权派的弱点及其选民的一蹶不振、利尽交疏。但他并不“保守”——事实上，从他身上看不到任何执政的意识形态或能力 。他蒙羞离开白宫，也使共和党失去了对参众两院的控制，他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作为总统没有尽到任何职责，还打破了几百年来即将卸任的总统承认败选并和平移交权力的传统。

如今，保守派是时候重新向中间偏右派申明他们的政治主张了。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许多严重问题的产生都部分源于缺乏清晰明确的保守主义，而这些问题需要保守主义的解决方案 。同时，进步主义日益沉迷于探讨身份政治及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们的问题，这便使之在与另一种意识形态相竞争时尤为不堪一击——后者能关注到大多数美国人（不论种族或宗教）所共有的，对家庭和社区存在基础的忧虑。在政治领域，现任者往往有更大的赢面，但高举保守主义旗帜的当权派已经失去了活力，如今，他们躲在破败的围墙后面，念着老掉牙的、早已没什么人相信的信仰。而 面对现在的情况，围绕多族裔、工人阶层的保守主义进行重整，或许是个办法。

https://cn.bing.com/images/search?view=detailV2&ccid

特朗普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获胜是一个非同寻常的“畸变”。如果特朗普参加的是一场正常的共和党初选，他需要去努力争取多数的支持者。如果最终和他决战的对手比得克萨斯州参议员特德·克鲁兹更受共和党领导层喜欢，特朗普可能会输掉——好比四年后，当佛蒙特州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可能最终获得党内提名时，民主党人迅速地集结在了拜登周围。而在大选中，如果特朗普的对手是一位能干的政治家，而不是希拉里·克林顿，他可能也会败选。最终，2016年特朗普靠几个州的极微弱优势赢得了选举人票，而大比分落后输掉了普选票。

尽管如此，他的成功还是暴露了美国政治体系的深层腐烂——一个运转良好的、能够为选民服务的政党，不会允许自己像美国共和党一样被“操纵” ；一个国家若有反应迅速而有影响力的政治阶层，也不会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府选出一个低俗的电视真人秀明星来执政。

特朗普的种种异端和破坏行为简直等同于一场大型自然实验，其结果令人惊讶。他所强调的问题与两党一贯的论调几乎都不沾边，而尽管他对这些问题也没有提供任何解决方案，却似乎引起了选民的共鸣。与此前选举中的共和党候选人相比，他在非白人人群中赢得的支持率可谓显著增加——这无疑驳斥了许多有关身份政治的标准假说，也表明“中间偏右”派建立一个跨种族的文化保守集团是可能的。然而，特朗普没有为继续开展政治运动提供任何基础。

无论遵循何种有意义的定义，特朗普在行事风格或政治主张上都不是“保守派”——但是他似乎也不是什么其他派。他的背景表明他不遵循任何一套政治原则，而他整个竞选期间释放观点和政见也从未得到采纳。 在没有知识框架的情况下，特朗普政府的命运因其被任命者能力的高低而起起伏伏，而这些被委以职务的人在工作中往往自相矛盾——对每个声明、任命或推动某一方面的政策行动，政府通常会有另一个推动其他方面的计划。毫无疑问，这被证明对国家治理和联盟的建立而言都是障碍，并且为连任竞选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当然，如果2020年美国经济能以之前一年的速度蓬勃发展，而不是挣扎着应对史无前例的公共卫生危机，特朗普可能很容易获得连任。

https://cn.bing.com/images/searchview=detailV2&ccid=TSLN8%2fE7&id

特朗普竞选失败后，分析家们一直在探讨他所打造的民粹主义形象是否代表着保守派的未来——这无疑误解了他所扮演的角色。没有特朗普，就没有典型、明确的特朗普主义。特朗普的就任好比一场地震，是数十年来不断累积的压力之下政治格局发生转变的直接结果。地震不会建立任何东西，地震只会破坏、摧毁，但这是暂时的——地震的作用是暴露那些草草建起的、地基不稳的建筑。需要使用这些建筑的人会赶紧把它们再建起来，但是震后，我们有机会重新进行评估，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并以更适合当下情形的方式进行重建。 问题根本不是地震本身，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应该建立什么。

保守主义的标志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是反对变革或渴望回到更早的时代。有人误以为保守派缺乏实质的立场而其观点仅仅反映自己所处的环境，这些误解导致了一些令人困惑的结论，例如，“1750年的保守派会反对美国的独立，而1800年的保守派会支持美国的独立”，或者“如今保守派会支持全球化迅速发展以及放松对金融市场的管制，因为这是当下的发展趋势”。 事实上，保守派之所以成其为保守派，是源于他们对制度和规范在人们生活和政府执政中所扮演角色的关注。 政治理论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曾写道：“当社会基础受到威胁时，保守的意识形态会使人们意识到某些制度的必要性以及现有制度的可取之处。”

现代保守主义之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提供了这种动态机制的一个典型实例。伯克虽然是英国下议院议员，但他支持1776年美国革命，理由是英国专横的行政管理和专制的税收政策已不可逆转地破坏了其与殖民地的关系。伯克认为，如果美国人挣脱乔治三世国王的统治，他们将能更好地发展自治传统。然而，十年后，伯克却认为法国大革命是恐怖的——他看到激进的暴民拆毁了社会赖以存在的护栏和支柱。当然，他对于两次革命的评价都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美国成为了蓬勃发展的民主国家，法国则陷入了混乱。

“伯克是‘神圣传统的继承者’，也是‘失败制度的改革者’。” 保守派学者尤瓦尔·列文（Yuval Levin）曾如是写道。正如伯克本人所说的那样，“好古的性格和革新的能力，二者合在一起，便是我心目中政治家的标准。”如今，这种性格在保守主义者中很常见。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曾花费多年时间考察人们道德判断的基准，他发现保守主义者倾向于表现出更多的道德关切——他们无差别地强调关怀、自由、公平、忠诚、权威和尊严。“他们认为人需要外部规则或约束才能行为检点、彼此合作，从而实现发展，”海特写道，“这些外部约束包括法律、制度、习俗、传统、国家和民族，以及宗教。”相比之下，自由主义者无与伦比地强调关怀——尤其是对被压迫者的关怀。对自由主义者而言，他们迷恋自由而排除其他价值观。

因此， 比起其他意识形态，保守主义视进步为一个积累而非破坏的过程，更能认识到社会中的良善面并为之努力。保守主义以极其谦卑的态度执政，对一个社会的传统克服人类不完美的天性而建立起的任何秩序都心存感激。 相对而言， 保守主义所发现的问题和提出的解决方案没有那么重视保障个人自由和选择权，而是更多地加强义务与约束，重视社会关系与社会规范，以及集结、调动民众的力量朝着富有成效的目标而发展的调停制度 。

“建立一个服务民众的国家”

图片来源于网络

从这个角度来看，保守派对自由市场的倾向似乎是自然而然的。市场限制了中央政府的权力，而将权力置于最有能力维护自己利益的人的手中；市场行情会随着时间而逐渐变化，以反映现实世界的状况，而不是被技术官僚的判断所左右。市场本身就是一套制度，人们通过市场建立起正式与非正式的规则，以便彼此间更好地合作、更有效地进行交易。二十世纪下半叶，在反对共产主义的大国竞争时代，当国内市场因官僚主义和福利国家的爆炸式增长、僵化的劳工组织体系、没收性赋税和持续的通货膨胀而变得日益狭窄时，保守派与自由主义者联手促进市场是合乎逻辑的。

然而，至关重要的是， 保守派对自由市场的怀疑同样是自然而然的。市场把人抽象成了物质利益，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简化成了交易——效率被置于首位，而稳定性、观念、传统等都被排除在外。 在失去约束的市场上，对社会最具腐蚀性的行为回报往往最高，而市场可以迅速破坏一个稳定的共同体存在的根基，如促使一个家庭中的父母双方都全职从事市场劳动，或网罗全国各地的人才并将其“禁锢”在少有的几个国际都市中。因此， 对于保守主义而言，市场是维持和促进社会繁荣发展的重要机制，但绝不应成为其自身的“掘墓人”。市场的质量取决于其赖以运作的规范和准则，以及其他与市场共同运行的制度的活力。

自由主义者无暇区分这些细微的差别，据称是保守派的当权派也很少关注这些。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参议员帕特·图密（Pat Toomey）将资本主义定义为“无非是经济自由”，黑利对此表示赞同，她曾警告说“对经济自由的任何干预都将导致‘慢慢滑向社会主义’”。美国传统基金会经济自由与机遇研究所（Heritage Foundation’s Institute for Economic Freedom and Opportunity）副所长杰克·斯宾塞（Jack Spencer）曾发问：“我们考察一项政策和不直接问‘它能扩大经济自由吗？’”保守派专栏作家阿米蒂·施莱斯（Amity Shlaes）更是宣称：“市场从不会辜负我们，是我们在辜负市场。”

中间偏右派杰出的公共政策机构在他们的宗旨说明中都对市场表现出了同样盲目的拥护——事实上这些机构的宗旨说明本来也没什么不同，看起来几乎像是同一份。保守派智库致力于推行的原则翻来覆去是一个意思：竞争企业研究所（the Competitive Enterprise Institute）称之为“有限政府、自由企业和个人自由”，R街研究所（the R Street Institute）称之为“自由市场和有限的、高效的政府”，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称之为“自由企业、有限政府、个人自由”，加图研究所（the Cato Institute）称之为“个人自由、有限政府、自由市场”，曼哈顿研究所（the Manhattan Institute）称之为“经济选择和个人责任”，胡佛研究所（the Hoover Institution）则称之为“个人、经济和政治自由，私人企业，与代议制政府”。最初完全是为市场辩护的合理的主张已经转变为一种原教旨主义， 这种原教旨主义把好的不好的政策通通摒弃，他们无法区分市场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更不愿承认市场可能造成的伤害。幸运的是，原教旨主义有走到头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