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中国人的印象中，中国的近代是突然到来的：传统教科书都强调1840年鸦片战争的指标性意义，当时这个已昏睡百年的帝国被洋人的枪炮惊醒，从此不情愿地被人卡着脖子、步履蹒跚地拖进现代化的角斗场，从而与其过往的悠久历史产生一个深刻的断裂。
这个主导性的说法突出了中国现代化起步阶段的被动性与紧迫感，在某种程度上是另一种“挑战-回应”模式
。随着中国中心观的兴起和对历史的更深入考察，现代学者更乐于关注动态的变化和中国人作为主体的主动奋斗，认为不应过多强调被动反应。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1600-2000》就是围绕着这一主线展开的，在他看来，中国近代史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的历史。
将历史设想为一个不断进化的进程的观念，本身实际上就是一种出自基督教神学的历史哲学，这也有助于说明在中国人身上发生了多么剧烈的变化。近代以前中国人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其维度都指向悠久的远古；但在现代化浪潮的不断猛烈冲击下，
晚清民国时的国人逐渐将乌托邦设置到遥远的未来，人们努力的方向发生了决然的变化
，这代表着精神上的一个巨大转折，也是理解这一时期的一个关键。
中国近代史是一连串的惨败。它们是国人心头迄今仍未愈合的伤口——失败者总是难以释怀，那种怨恨与悲愤，仍在时时浮现。少年时我总想回避这段惨痛的历史，然而年事渐长后慢慢意识到：正是这一连串的惨败，才迫使中国社会在痛苦的全面危机之中艰难地完成了转型。
失败导致的危机越深重，尾随而至的变革就越激进
。
不仅如此，
近代史上的军事或外交胜利，往往导致一个消极后果，即保守势力的抬头
。1881年曾纪泽的外交胜利和1899年成功拒绝意大利租借三门湾，都造成清议派士大夫过分自信，使他们误以为只要强硬对外，洋人终将退让。这种建立在对实力的错误估计之上的盲目乐观，是中法战争和义和团事变中中国失败的重要因素。
历史书过于强调单个事件分水岭意义的写法，时常让人们误以为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在心理上就已经进入了近代。实际上，在甲午战争以前，绝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感觉到自己“进入了近代”。第一次使朝野上下产生变革的强烈危机感的事件，并非外部发生的鸦片战争，而是内部爆发的、人类史上伤亡最惨重的内战：太平天国战争。
只有当接二连三的失败不断地暴露出中国的深层次问题，才逐渐逼迫全社会意识到，修修补补的有限现代化无济于事，必须有一场更彻底的改革甚至革命。然而弱者的选择通常都很小：
当全社会就变革本身达成共识的时候，危机早已积重难返，最终往往是“改革摧毁了改革性政府”
。
只有在深刻意识到这一点后，我们才会对近代历史人物具备应有的理解之同情。
现代化的本质是社会变化，本身就会破坏原有的社会稳定
，尤其当这种现代化是外来和强加的时候（因此西方文明对近代中国表现出破坏性大于建设性），但社会稳定却又是现代化的保证。面临内忧外患的近代历届中国政府，要在无力控制社会动荡的局势下实现现代化，其艰难程度犹如在一辆飞奔的破车上试图更换轮胎一样。
即使是那一时期的顽固保守人物，他们同样是那个悲剧性时代的产物，不应被简单地唾弃。人的本性总是倾向于抵制变革，不要忘记，1855-1870年英国也曾抵制文官考试制度长达15年，原因仅仅在于“这个计划是中国式的”，它骄傲地认为自己无须向别国学习。
张之洞提出的“中体西用”也常被谴责为不彻底的变革，然而日本近代也一样曾提出“和魂洋才”，将西方文明视为对传统道德的完善而不是取代。的确中国不是日本，张之洞的方案在当时无力挽狂澜于既倒，但如果丧失了“中学为体”，中国人也就不得不吞下一个苦果：我们到底是谁？
这就是近代中国的不断激进化后产生的异化问题：“
原先是为了改革现有的传统，以强化民族文化生命，才去吸收西学，最后却被异化了。变成：为了吸收西学，即必须放弃民族文化。
”（龚鹏程《近代思潮与人物》）
到民国时代，保守派几乎被彻底打倒，代代均惟恐破坏得不够，中医、国学、乃至一切传统文化，都被列入全面破坏的范畴之内，而很多价值观念和制度在被充分取代之前已经遭到破坏。近代史上维新/保守不应是脸谱化的道德评判，不幸两者在现实政治的洪流中彻底丧失了平衡，而未能将一个更健康的中国完整地带入现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