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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分
钟
。
苏格拉底之死，是西方哲学史上永恒的话题。自诩民主、文明的希腊城邦，居然判刑处死了没有任何实际犯罪的哲学家苏格拉底，理由是他的言论
“渎神、腐蚀青年”。
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专门写出了《
苏格拉底的申辩
》，成为经典名著。这书我没看过，我看过相关的另一本书
——美国人斯东写的《
苏格拉底的审判
》。
说起来，这本书买了很久了。根据扉页的手写记录，是上个世纪的
1998
年买的。买了以后一直没看。前些日子偶然翻出来，一口气看完了。
看完的想法是：幸好买的时候没有看。书，就算好，也要在适合的年龄去看。
1998
年，我还太年轻，很多道理都还不懂。那时候看这本书，最好的结果也是接受作者的想法，进而被“灌输”了相应的政治观念。
而到今天才读这本书，虽然大致也同意作者的观点，但有重要的部分不同意，并且，引申出去，想到了中西政治观念的重要差别。
《苏格拉底的审判》作者斯东（
I. F. Stone
）是美国的一位老新闻人，是美国报界的“老大”之一，
1989
年以
80
岁高龄去世。《苏格拉底的审判》是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
1989
年去世，意味着斯东生活在美国国力最强盛的时代。不仅国力强盛，西方的政治观念、意识形态也即将登上巅峰——打赢冷战。对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说，美式的自由民主就是天经地义。对天经地义，可以做局部的修改。他们心态开放，甚至很谦虚很温和，但是，天经地义本身，无可置疑。那是他们人生和所有思考的“脚下坚实的大地”。
在《苏格拉底的审判》这本书中，虽然没有明说，但斯东的观点其实是
“苏格拉斯该死”。虽然苏格拉底没有犯下任何行动上的罪行，但他的言论和观点，和雅典的民主制针锋相对、水火不相容。
而且，雅典人对苏格拉底的死刑判决，既不是独裁专制，也不是暴民冲动，而是审慎细致、程序合法。参与判决的有
500
人，投票进行了两轮，充分听取了苏格拉底的申辩。结果，第二轮投票支持死刑的人，比第一轮竟然增多了
80
票。看，大家是反复仔细思考以后，才做出了死刑判决。
那么，苏格拉底到底犯了什么
“言论”罪呢？
实际上，苏格拉底的观念，很多人内心都会赞同
——包括正在阅读本文的读者诸君。
苏格拉底认为，普通人的素质太低，水平太低，不足以治理国家。雅典的民主制却让这些素质低水平低的普通人当家作主。苏格拉底坚决反对这种
“民主”制度。他认为，应该由精英治理国家——智者统治，别人服从。
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继承了这些观点，他提出了类似的主张
——哲学王治理国家。当然，柏拉图比苏格拉底谨慎得多，没有到处乱说引来杀身之祸。
现实中，我们不是经常看到类似观点么？
“中国人必须要管起来”“人民素质太低，还不能实行民主制”“民主制只适合高素质、高学历的人群。”看来，苏格拉底是这些观念的祖师爷。
斯东作为民主自由的拥趸，当然反对苏格拉底这种
“蔑视人民”“反民主”的精英心态。他写这本书，就是要“揭露”苏格拉底“反民主”的真相，并回答困扰他一生的问题：文明的雅典，为什么居然因言治罪，处死哲学家？
斯东的意思就是：对民主国家雅典来说，虽然处死哲学家，说起来不好听，但是，对苏格拉底这种蔑视人民、反民主且死不悔改的家伙，处死他，可以接受。
如果我在年轻无知的时候读到这本书，不管是否同意作者的结论，都会增加对西式民主自由的敬仰。要知道，对民主自由的正当性、合理性，作者斯东甚至都没有提及
——民主自由当然是正确的，这难道还用说吗？
这种
“话术”，对涉世未深的小年轻，最有杀伤力。小年轻，都有一种加入“高大上”的强烈愿望，最怕的就是被人指为愚昧落后、抱残守缺。所以，小年轻或许有勇气挑战“高大上”的具体内容，但对“高大上”的基础和核心，不敢也不愿提出异议。
就是这种观念上的
“赶时髦”，让很多小年轻稀里糊涂就接受了某些观念，且奉为圭臬。
当然，我不是说斯东是个心怀叵测、阴险狡猾的意识形态吹鼓手。正相反，从这本书就能看出，斯东是个诚实可靠、为人正派的知识分子。他写这本书，很认真很诚恳，并不是想用
“话术”忽悠人。
I. F. Stone
但是，作为美国精英知识分子，对美国的正统意识形态
——民主自由，斯东当然深信不疑。他完全确信，这是从古希腊、从雅典一直流传到当代美国的世界最优意识形态。他不仅为此自豪不已，而且根本不相信也想不到世界上还会有其他更好的意识形态。
可是，世界上是有更好的意识形态的。那就是我们中国的政治观念。
从年轻到不再年轻，我的重大思想收获就是，看清和理解了中国政治观念的优越性所在。因此，我不会像年轻无知时那样全盘接受斯东们的政治观念。不管有意无意的忽悠，我都不吃这一套。
那么，中国的政治观念是什么呢？和西式民主自由有什么不同呢？
让我们回到苏格拉底的那个想法：普通人素质太低、水平太低，不足以治理国家。雅典的民主是行不通的。应该让智者来治理国家，别人服从。
苏格拉底的这种想法，的确是
“反民主”的，问题在于，苏格拉底说得对不对呢？
苏格拉底说得对。
古希腊和雅典的文明，一向被高度赞许。雅典文明在鼎盛的时候，确实很辉煌，成就众多，堪称伟大，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源头之一。这无可置疑。
但是，作为一个政治体，还是民主政治体，雅典其实并不成功，甚至可以说很失败。雅典的鼎盛时间很短。从公元前
480
年希波战争结束，到公元前
404
年雅典在
伯罗奔尼撒战争
中战败投降，
100
年都不到。
就算在这几十年中，也不是国泰民安、祥和安宁，而是各种乱子轮番登场。雅典算是把民主制的缺陷和弱点，展示得一清二楚。
而且，雅典和整个古希腊文明，衰落以后，就彻底一蹶不振，从历史中永远消失。用西方人的话来说就是：古希腊文明是个到处转移的文明，从希腊出发，先是转移到西欧，后来转移到北美。至于现在的希腊国家，他们和古希腊文明，并无继承关系，就像现在的埃及国家和古埃及没有关系一样。
雅典废墟
因为雅典政治的失败，古希腊以后，在西方世界里，
“民主”长期是个贬义词，和“暴民当家作主”“胡折腾”差不多。从政治和治理国家的角度看，古希腊和雅典，基本是个反面典型。
可见，苏格拉底说得是对的。普通人素质不高，水平不高，不足以治理国家。非要让他们
“民主”，治理国家，结果就是雅典这种短命失败、乱七八糟的政治体。
对比一下中国历史。古代中国，持续将近三百年的王朝，就有好几个。汉唐明清都曾经创造出两百多年的稳定政治秩序，和百年以上的盛世。那可是真正的盛世
——国泰民安，不动兵戈，顶多有些对百姓影响很小的宫廷政变。
而且，就算发生了战乱，乃至天下大乱。中国文明也能一次次伟大复兴。从上古时代到今天，中国文明一脉相承，有高峰有低谷，但没有断裂和消亡。
那么，问题来了。中国是怎么做到的？
苏格拉底说得是对的，但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错的。
他认为，人民素质低，水平低，不足以治国，所以要精英治国。普通人老老实实服从智者和精英，就好了。什么投票选举，都是胡闹。
我们中国的古人，当然也知道不能让人民直接来治理国家
——人民没那个能力。而且，中国自古就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不是古希腊那种小小的城邦。人民直接治理国家的“民主制”，在现实中不具备可操作性。精英治国，不可避免，是现实中的唯一可行之道。
区别在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所说的
“智者”“哲学王”，超然于人民之上。人民只有匍匐在地，老老实实规规矩矩接受他们的统治，否则，就是暴民。
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哲学，却明确地指出并强调：精英治国不可避免，人民平时要服从
“国君”“皇帝”，但这种服从不是绝对的。人民保留最终裁决权。如果国君、皇帝被证明确实不称职，人民推翻他们，不但正当，而且正当。
这就是革命！
儒家最重要的四位圣人
——尧舜汤武，实际上分为两个系列。尧舜是和平系列，汤武则是革命系列。商汤和周武，实际上都是乱臣贼子，发动革命，造反夺权。但只要反对的是暴君，造福了人民，乱臣贼子，同样能成圣人。
“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周易》
儒家绝不是奴隶哲学。相反，从根本上来说，儒家是不驯服的人民哲学。人民永远保有革命的权力。
为此，中国古圣贤还提出
“天命”观。旧王朝覆灭，新王朝取而代之，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是天命转移了，从旧王朝转移到新王朝。
天命观
从最高的信仰层面论证了革命、造反的正当性。
中国的传统政治观念中，不仅有民众对精英统治者的服从责任，也有民众对精英统治的革命权利。权利和责任是平衡的，相当的。干得好，你就接着干；干不好，杀你全家，灭你王朝，夺你天下。中国的皇帝并不好干，肩上的担子非常沉重。甚至可以说，中国皇帝是个
“高危职业”。
在古希腊，要么暴民统治
——民主，要么“哲学王”统治——专制独裁。这种两难困境，在我们中国是不存在的。在文明早期，我们的祖先就找到了精英统治和人民主权的结合方式——责权平衡。有多大权力，担多大责任，无可逃避。统治精英和普通民众之间，固然有等级尊卑之分，但在底层，也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彼可取而代之”的内在平等性。
中国的这种传统政治观念，超级早熟，在全世界鹤立鸡群、一枝独秀，直到今天，仍然遥遥领先。
所以，我们中国才有那么辉煌漫长、一脉相承的文明史，才能一次次战胜劫难，伟大复兴。那些两三百年的大王朝，可不是撞大运蒙出来的，那是观念先进、制度先进、文明水平高的结果。
当我看清和理解了中国这些伟大、先进的政治观念，再看幼稚粗浅的西式民主自由，怎么可能全盘接受、深信不疑呢？
全
文
完
，
既
然
看
到
这
里
了
，
如
果
觉
得
不
错
，
随
手
点
个
赞
和
“
在
看
”
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