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专制体制下，都必然盛行严酷的道德法庭，其职责便是以道德的名义把人性当作罪恶来审判。
事实上，用这样的尺度衡量，每个人都是有罪的，至少都是潜在的罪人。可是，也许正因为如此，道德审判反而更能够激起疯狂的热情。
据我揣摩，人们的心理可能是这样的：一方面，自己想做而不敢做的事，竟然有人做了，于是嫉妒之情便化装成正义的愤怒猛烈喷发了，当然啦，绝不能让那个得了便宜的人有好下场；
另一方面，倘若自己也做了类似的事，那么，坚决向法庭认同，与罪人划清界限，就成了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反应，仿佛谴责的调门越高，自己就越是安全。
因此，凡道德法庭盛行之处，人与人之间必定充满残酷的斗争，人性必定扭曲，爱必定遭到扼杀。
从字面上看，施舍是居高临下的，供奉是卑躬屈膝的，馈赠是平等的。
从实质上看，若不是出自爱心，三者皆虚伪，若是出自爱心，其间的界限便消融，施舍、供奉也都是馈赠。
把自己喜欢或需要的东西送人，并且只是出自爱、同情、感恩，绝无图报之心，才是真心诚意的馈赠，也才配叫作馈赠。
对于施舍和供奉，这个标准同样适用。在这里，行为和动机都是重要的。
在行为上把自己不喜欢或不需要的东西送人，在动机上行善图报或沽名钓誉，就无权称作施舍和供奉，只能称作交易。
世上有一种人，似乎乐于助人，对你关怀备至，却使你感到有压力，你就要警惕。
真正的善良是不会让人感到有压力的，这给了我们一个辨别真假善良的标准。
一个人出于自己的本性做好事，他是不会觉得在做好事的，而只是觉得在做一件平常的事。
相反，做好事而自己觉得也让人觉得他在做一件不平常的事，则可断定这和他的本性有多么相忤了。别人之所以感到有压力，原因在此。
为了道德上的自我感动做好事，未必比为了获取他人的赞扬做好事更不虚伪。
事实上，二者都是做给他人看的，区别仅仅在于，在前一种情形下，他人已经内化为自己，始终在场，因此演戏成了常态。
当我在一个恶人身上发现一个美德，我就原谅了他的一千件恶行。
当我在一个善人身上发现一个伪善，我绝不肯因为他的一千件善行而原谅他的这一个伪善。
我最憎恶的品质，第一是虚伪，第二是庸俗。
虚伪是一种冒充高尚的庸俗，因而是自觉的庸俗，我简直要说它是有纲领、成体系的庸俗。单纯的庸俗是消极的，虚伪却是积极的，它富有侵略性。
庸俗是小卒，唯有推举虚伪为元帅，才能组成一支剿杀优秀灵魂的正规军队。诚然，也不可低估小卒们的游击战的杀伤力。
一个行为有两个动机，一个光明，浮在表面；一个晦暗，沉在底里。当它们各居其位时，灵魂风平浪静。有谁想把它们翻一个个儿，灵魂就会涌起惊涛骇浪。
在幸福时，人也会有良心的斗争，但那良心是在脑子里，斗来斗去只是头痛。只有在苦难中，回首往事，良心发现，这时的良心才在心灵中，人才真正感到心痛。
我们的心灵上罩着各式滤色镜，只允许某些种类的光线透出，遮住了另一些种类的光线。于是，连自己也无法看清自己内心的复杂的丰富的色彩。
一切都合理化了，也贫乏化了。然后，滤色镜又对经过它过滤的即被它批准的心灵品质下判断，用道德上的自豪感来平息我们的不安。
当庸俗冒充崇高招摇过市时，崇高便羞于出门，它躲了起来。
除了平庸，一切都可以忍受。然而，我受不了的只是自己的平庸。
至于别人的平庸，只要不冒充为高明，我是乐于原谅的。
蒙田说：“对别人的善良的信任，足以证明自己的善良。”
的确，恶人是不相信有善良这回事的。在他看来，别人不作恶只是因为没有力量，而有力量仍然不作恶的人都是傻瓜。相反，善良的人往往容易相信别人的善良，并因此低估了恶人存在并且作恶的可能性。
当我享受时，我最受不了身边坐着一个苦行僧，因为他使我觉得我的享受有罪，使享受变成了受苦。
怨恨者的爱是有毒的，吞食这爱的人必呕吐。
有的人的所谓诚实是出卖别人的信任。
无论何处，只要有一个完美无缺的正人君子出现，那里的人们就要遭罪了，因为他必定要用他的完美来折磨和审判你了。
这班善人，也许你真的说不出他有什么明显的缺点，尽管除了他的道德以外，你也说不出他有什么像样的优点。
相反，一个真实的人，一种独特的个性，必有突出的优点和缺点袒露在人们面前，并不加道德的伪饰，而这也正是他的道德。
阴暗的角落里没有罪恶，只有疾病。罪恶也有它的骄傲。
同样的缺陷，发生在一些人身上，我们把它看作疾病，发生在另一些人身上，我们把它看作罪恶。我们有时用医生的眼光看人，有时用道德家的眼光看人。
医生把罪犯看作病人，道德家把病人看作罪犯。在医生眼里，人人都有病。在道德家眼里，人人都有罪。医生治国，罪犯猖獗。道德家治国，病人遭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