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劳工组织及人类发展研究所2024报告对印度就业形势的分析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本文作者认为其分析相对还是比较客观的。南亚研究通讯特转载此文，供各位读者参考。
第一章：印度劳动力市场
第六节：
国际劳工组织及人类发展研究所2024报告论述（无就业性经济增长
一般而言，伴随经济增长，就业相应会发生结构转变。学术性研究根据历史上工业化经济体的经历归纳为三个相互联系的经济增长-就业结构转变类型【注1】：
【注1】Amit Basole/阿米特·巴索莱《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Employment Generation in India: Past Performance and the Way Forward/印度的结构转型和创造就业：过去表现和未来道路》The Indian Journal of Labour Economics/印度
劳动
力经济学杂志 （https://doi.org/10.1007/s41027-022-00380-y），2022年。
1、Solow/索洛过程：
在本领域/部门范围之内，资本积累和技术变革带动的部门内部劳动生产率增长；
2、Kuznets/库兹涅茨过程：
劳动力从农业领域转移到非农经济中的高附加值活动，首先是转移到制造业领域，然后再转移到服务业领域；
3、Lewis/刘易斯过程：
劳动力从以勉强维生为导向的活动向以盈利为导向的活动转移。
学术性研究一般上将库兹涅茨过程和刘易斯过程之间划等号并合并论述，称为
库兹涅茨-刘易斯过程
。《India Employment Report 2024：Youth Employment, Education and Skills/2024年印度就业报告：青年就业、教育和技能》（以下简称《2024年报告》）便采取这一论述。
《2024年报告》如是论述库兹涅茨-刘易斯程式化过程：“……就业和资本等资源从低生产效率的农业部门和勉强维生部门转移到高生产效率、有活力的非农业部门，例如制造业或服务业。”
该报告指出印度所经历的经济增长-就业结构转变有别于库兹涅茨-刘易斯程式化过程，自 2000 年以来农业就业机会萎缩但总体就业机会增长低迷。“……印度的结构转型缓慢且相当疲软”。
然而，该结构转变在2019年以来——其中包括新冠疫情的冲击——赫然突变“……意味着库兹涅茨-刘易斯结构性变革过程的逆转”。具体在本篇数据分析一节详细阐述。
舆论界一般共识是“jobless growth/无就业性经济增长”泛政治化叙事的始作俑者是莫迪的心腹，Swaminathan Gurumurthy/古哥【注2】。
（梵华：古哥可是莫迪政权中十分重要的一个智库人物，同印度右翼关系密切，与莫迪和印度情报头子多瓦尔私交甚好。不了解古哥的可以参考这篇文章：
莫迪政府政治右倾经济左拐怪象，解码印度玛萨拉味资本主义宣言（中篇）
） 【注2】达斯古普塔和巴索莱（2023）提出印度经济早于2000年之前（即从1980年代至2018年期间）便已展现经济生产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的脱节（即所谓‘就业弹性’微弱）。同时也提出‘结构转变’同时伴随‘无就业性经济增长’是两个不同现象的结合展现，并提出一个统一作用机制以试图解读为何这两个现象同时在印度产生。此乃新说，本篇不深入探讨。Zico Dasgupta/济科·达斯古普塔和 Amit Basole/阿米特·巴索莱《Jobless growth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Some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India/无就业增长和结构转型：来自印度的一些理论思考和经验证据》Azim Premji University/阿齐姆·普莱姆吉大学 Centre for Sustainable Employment (CSE)/ /可持续就业中心/ Working Papers #54/第 54 号工作论文，2023 年。
古哥把就业机会增长低迷现象揶揄为“无就业性经济增长”，并将其描绘为印度国大党前朝政权经济治理无方的恶果【注3】：“经过二十多年的经济改革，正规经济领域通过债务和股权获得了超过5,500亿美元的外国投资，并从银行获得了超过180亿卢 比的信贷，但在此期间该领域创造了多少就业岗位？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只有280万！经济学家对于流入正规经济领域的巨额投资和其所创造的微不足道的就业机会始终遮遮掩掩，这样的话他们可以回避正面回答为何该领域会产生无就业性经济增长、或者追问是谁在为印度创就业机会等尴尬的问题。”
【注3】《The New Indian Express/新印度快报》《Indian Economy for Dummies（I&II）/印度经济傻瓜说明书（上、下两篇）》，2016年2月18日、2016年2月19日。
古哥这一耸人听闻的铺垫显然是为了突出唯独“天赋异禀”的莫迪“看穿问题本质”，言外之意欲彰显莫迪“扭转乾坤”的能力【注4】，古哥写道【注5】：“……只有【莫迪】道出了真相：‘人们普遍认为大规模产业和大型企业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事实正好相反，只有1,250万人受雇于大型企业，而中小微型企业则雇佣了1.2亿人’。”
【注4】2014年，莫迪在印度人民党《2014年选举宣言书》中把‘jobless growth/无就业性经济增长’困局描述为印度国大党/联合进步联盟政府执政失败，并公开向印度选民承诺每年创造一千万个就业机会以彰显印度人民党与 印度国大党执政能力之有别。参见《中印梵华》《莫迪经济学鉴赏》《六、油条经济学就业论》，2023年8月1日。 【注5】同注3。
然而，《2024年报告》证实了近十年的莫迪经济学运行并未能使印度摆脱
“无就业性经济增长”
困局。换言之，贯穿 2000年至新冠疫情近20年期间（或按达斯古普塔和巴索莱（2023）【注6】所言甚至从1980年代开始近40年期间之久），
印度客观经历的缓慢且疲软的结构转型挑战——经古哥泛政治化叙事主观操作为所谓前朝政权经济治理败笔，并被莫迪大肆利用为选举议题——最终莫迪政权本身难逃惨遭反噬的厄运，也算是“因果报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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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年选举莫迪政权饱受反对党以失业问题攻击又是一力证【注7】。
【注6】同注2。
【注7】参见本系列第一章第五节
本篇第五节已经介绍了《2024年报告》以印度官方数据作为研究原始依据【注8、注9、注10】。
【注8】《2024年报告》数据年份定义如下：由于定期劳动力调查和全国抽样调查局的数据调查覆盖时间为上一年7月至本年度6 月期间，因此就业和其他因素数据定义为年末（例如 2021-22 年定义为2022年）。所有其它数据 则与财政年度（上一年4月至本年度3月）相对应，并使用简称（例如2021-22财政年简称为2022年）。
【注9】《2024年报告》劳动力数据年份采用Usual Status，us或UPSS/正常就业状态，即涵盖调查日前365天（含）内Principal Status，ps/主要就业状态和Subsidiary Status，ss/附属就业状态。 【注10】《2024年报告》并未设章节专门介绍数据具体分析方法，但依然可以根据分散在个别章节（以及个别图表）的说明和数据来源）获得大方向的认知。
聚合数据显示按照Gross
Value Added，GVA/总增加值测算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之间明显脱钩（图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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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至2019年间，就业对总增加值的弹性严峻低迷，平均总增加值每增长6.4%才带动1%就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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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2000年至2012年，2012年至2019年间——这一段期间大部分对应莫迪政权1.0（2014年至2019年）——就业对总增加值的弹性几乎等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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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迪政权2.0开启以来，历经新冠疫情洗礼，2019年至2022年间就业对总增加值的弹性出现异常回升并反超总增加值增长，而总增加值则异常背离2000年至2019年间的增长幅度。
整体而言，聚合数据展示了有别于库兹涅茨-刘易斯程式化过程的印度特色经济增长-就业结构转变——即所谓无就业性经济增长——而且后期还上演了库兹涅茨-刘易斯程式化过程始料未及的异常逆转。
图1.6.1：2000年至2022年间，就业增长（蓝色曲线）和总增加值（红色曲线）增长体现了印度特色。来源：印度人类发展研究所。
《2024年报告》简要地点评了2023年大体上延续了2019年至2022年间趋势，但并未将2023年数据纳入具体分析。笔者抛砖引玉，粗糙地仿制了该报告的数据分析，并发现2023年总增加值增长回归2000年至2019年间长期趋势，而就业对总增加值的弹性或许回跌并与总增加值增长之间出现二度交叉逆转（图1.6.2）。
图1.6.2：2023年，就业对总增加值的弹性和与总增加值增长之间或许二度交叉逆转。来源：印度人类发展研究所，《年度定期劳动力调查报告（2022年7月至2023年6月）》，《关于2023-24年国民收入第二次预估的官方新闻说明》，图源：郑潜。
由于聚合数据并不能深度揭示经济增长——就业结构转变动态，《2024年报告》采用了若干分解数据方法更深入研究，其中包括采用夏普利值分解法将人均增加值增长分解为四大组成部分——
劳动生产效率增长、就业增长、劳动力（即劳动力参与率）增长和劳动年龄人口变化
——的个别贡献（图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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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而言，2000年至2022年间人均增加值增长的最大贡献来自劳动生产效率增长，其中2000年至2019年间为最大正面贡献。而2019年至2022年间则逆变为可观的负面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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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至2012年间就业增长贡献疲软，2012年至2019年间更是呈现负面贡献。2019年至2022年间就业增长贡献反弹回升但整体贡献幅度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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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至2019年间，劳动力参与率相对大幅度负面贡献抵消了劳动年龄人口变化的有限正面贡献，二者结合的效果体现的基层动态是近20年以来大规模适龄劳动人口选择退出劳动力，可以理解为印度根本无法牟取其所谓“人口红利”利好。
2019年至2022年期间，劳动年龄人口变化疲软但劳动力参与率大幅度贡献反弹回升，乍看之下所谓“人口红利”利好开始发挥作用，但《2024年报告》的主轴（青年就业、教育和技能）便揭露了基层实际动态远非字面上的美好。
图 1.6.3：夏普利值分解法将人均增加值增长分解为四大组成部分，深度揭示经济增长-就业结构转变动态。来源：印度人类发展研究所。
在夏普利值分解法的基础上，《2024年报告》突出强调2000年至2019年间整体印度经济劳动生产效率增长与资本密集度增长相辅相成，言下之意二者并进并未能带动就业增长（图1.6.4）。
图1.6.4：2000年至2019年间整体印度经济劳动生产效率增长与资本密集度增长相辅相成。来源：印度人类发展研究所。
如果将劳动生产效率增长与资本密集度增长相辅相成现象视为泛经济层面的索洛过程作用，
印度似乎正面临追求资本积累和追求就业增长的悖论，原则上属于无解。
就此，该报告提出了若干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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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趋势偏向提升资本密集度伴随劳动力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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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经济不均现象日益加剧，总体需求构成向技术更先进的资本密集型商品和服 务转移，继而催化更多地使用节约劳动力的技术进行商品和服务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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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供给方面，各种资本补贴——包括税收减免、利息补贴、和汇率高估——导致资本相对于劳动力的相对成本降低，从而鼓励资本益发替代劳动力。
该报告提出的解读或许为悖论的部分化解提供了思路——这是一个独立的学术性论文题材——本篇不进一步探讨其可行性。
《2024年报告》并未针对2023年数据进行夏普利值分解法，因此2019年至2022年间出现有异于2000年至2019年间的经济增长-就业结构转变动态是否属于昙花一现， 亟需进一步研究。
《2024年报告》也进行了产业构成分解（图1.6.5、图1.6.6）。
图1.6.5：2000年至2022间四个主要产业的就业增长和总增加值增长比较。来源：印度人类发展研究所。
图1.6.6：2000年至2022间四个主要产业的人均总增加值变化趋势。来源：印度人类发展研究所。
产业构成分解进一步揭示了由于不同产业的生产效率差距，导致各个产业总增加值增长和就业增长失衡，展示了印度特色经济增长-就业结构转变以及后期的异常逆转在产业层面的动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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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至2019年间（即截至新冠疫情之前），农业就业比例下降，而农业总增加值比重以更快的速度同步下降。主要因农业就业萎缩所致，总体就业机会增长缓慢。
农业劳动力主要被建筑业和服务业吸收，而不是转移到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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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至2022年间，
农业就业大幅逆势反增，其中大部分所谓农业就业指妇女在无偿家务劳动中自雇就业的增加，而无偿家务劳动本质上是一种勉强维生的活动类型。
这一现象可视为应对新冠疫情所引发的经济危机的回应，具体为就业弹性和总增加值的交叉逆转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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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业的总增加值较高但2019年至2022年间有所放缓，就业弹性则始终偏高。
然而建筑业创造的大多数就业岗位有两大特点：工资低、属于非正规就业部门（即无或低就业福利保障）。2019年至2022年间（对应莫迪政权2.0）就业弹性异常回升很大程度上为建筑业的贡献，无奈所创造的多为低质量就业【注11】；
【注11】莫迪2.0从2020-21年开始大幅度提高资本支出，大力推动投资和基础设施支出（铁道、公路、国防、电力、和住房等），舆论普遍上盛赞这一政策为建筑业带来空前利好。《2024年报告》的研究结果似乎戳破了舆论中的一片所谓“空前利好”盛赞，因此应该从大财阀、大型企业、中小微型企业、和老百姓/劳动力等不同角度进行剖释。笔者大胆猜测，莫迪2.0这一政策并非雨露均沾：大财阀和大型企业大概率从中获利不菲；从《2024年报告》呼吁莫迪政权有必要“加大针对中小微型企业的关注”这一政策建议推测，中小微型企业的获利状况大概率参差不齐；而《2024年报告》研究结果显示建筑业劳动力始终困于低工资、非正规就业这一点解答了老百姓是否分得一杯羹/些许面包屑的问题。参见《中印梵华》《莫迪经济学鉴赏》《八、莫迪特色社会主义经济？》，2023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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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的总增加值也较高且2019年至2022年间也有所放缓。整体服务业就业弹性虽不如建筑业，
但其现代服务业部分（软件、信息科技支持服务、商业和金融服务）持续创造高薪、定期的正规就业部门就业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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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的动态相当贴近聚合数据视角所展示的整体经济现象：2000年至2019年间总增加值快速增长但所带动创造的就业机会有限，2019年至2022年间出现逆转但二者并未出现交叉【注12】。一般上制造业创造的就业属于正规就业和自营职业类型，其劳动收入和生产效率远高于农业、建筑业、和某些服务业（如：贸易业）。
【注12】交叉逆转或许在2023年出现了，见图 1.6.8。
《2024年报告》并未针对 2023年数据进行产业构成分解，这一点亟需深入研究，尤其是厘清2019年至2022年间的结构转变异常逆转属于持续或暂时性质。笔者抛砖引玉，粗糙仿制的2023产业构成分解，结合图1.6.5 的数据以曲线方式形象展示2023年的可能趋势（图1.6.7、图1.6.8）。
图1.6.7：结合图1.6.5的数据，2023农业和建筑业的就业增长和总增加值增长比较可能趋势。来源：印度人类发展研究所，《年度定期劳动力调查报告（2022年7月至2023年6月）》，《关于2023-24年国民收入第二次预估的官方新闻说明》，郑潜。
图1.6.8：结合图1.6.5 的数据，2023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就业增长和总增加值增长比较可能趋势。来源：印度人类发展研究所，《年度定期劳动力调查报告（2022年7月至2023年6月）》，《关于2023-24 年国民收入第二次预估的官方新闻说明》，郑潜。
《2024年报告》针对青年和妇女群体的分析也有助于从不同劳动力群体角度揭示印度特色经济增长-就业结构转变，留待本篇未来章节再一一阐述。
在“促使经济生产和经济增长更加就业密集”的框架之下，《2024年报告》针对印度特色经济增长-就业结构转变/“无就业性经济增长”困局提出了五个具体政策建议，以下简单点评：
第一，
“将创造就业议程与宏观政策和其他经济政策相结合，以促进生产性非农就业，
尤其是制造业……印度亟需高经济增长率，同时也需要就业密集型的增长过程。”这一建议涉及上节已提出的因劳动生产效率增长与资本密集度增长之间相辅相 成，意味着印度或许必须在追求资本积累（以及相应劳动生产效率增长）和追求就业增长之间做出取舍；
第二，
“通过适当的政策和其他激励计划，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就业为主，吸纳大量非技术劳动力，并与特定服务业相结合。”话说印度央行前行长Raghuram Rajan/拉哥提出“抢占制造业价值链中高增值服务部分（价值链前端的科研、产品设计等；集成和嵌入制造过程的服务业部分；以及价值链末端的配套市场销售、金融等）【注13】”一说，其思路逻辑头头是道，与印度在服务业的既有强项环环相扣。而《2024年报告》提出将非技术劳动力导向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所谓“与特定服务业【注14】”结合的建议，其思路逻辑相对而言不甚清晰，甚至显得风马牛不相及，可行性或许需要进一步探讨；
【注13】参见《中印梵华》之书评：《打破陈规：重新构思印度的经济未来》，2024年2月12日。
【注14】所谓“特定服务业”包括信息技术、通信服务、商业和金融服务、房地产、家庭帮佣、私人保安等。
第三，
“加大针对中小微型企业的关注，尤其是通过提供更具支持性、非一刀切的处理方法。”回顾当年古哥炮制“无就业性经济增长”泛政治化叙事时吹嘘莫迪‘独具慧眼’、所谓‘看穿了问题本质在于官方对于扶持大规模产业和大型企业不遗余力而忽略了中小微型企业’云云。多年以后《2024 年报告》提出印度有必要加 大关注中小微型企业，显然暴露了莫迪经济学实际上重大型企业和轻中小微型企业、实质上延续了印度国大党前朝政权政策做法的‘见不得光’事实；
第四，
“提高农业生产力，创造更多非农就业机会并促进创业。”这一建议没毛病，但或许有务虚的口号而无务实的做法之虞；
第五，
“扩大和投资绿色经济【即环保经济】和蓝色经济【即海洋经济】。”同上，这一建议或许有务虚而不务实之虞。
作者简介：
郑潜，东南亚华裔，应用经济学学历，研究兴趣方向包括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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