蜿蜒的河流旁，三三两两的人们席地而坐。酒杯顺流而下，停在哪里，哪里的人就起身作诗，“曲水流觞”的情境由此而来。
一千多年前绍兴兰亭“曲水流觞”的这份情致，在文化节目《诗书中华》的现场“复活”：河流、石块、酒杯……在一块巨大的地屏中得以展现，古典气质与现代舞美碰撞到一起，构成了《诗书中华》别样的文化气质。
《诗书中华》总导演、东方卫视中心独立制作人王昕轶说，这个节目在创意之处就有一个明确属性——“接地气的文化节目”。而1600多年前古人诗书雅集的场景，很早就闪现于创作团队脑海中。“‘曲水流觞’的表达形式，与我们想要打造的节目概念非常接近。它既是属于古代的，也可以在现代找到新的生长点。”
魏晋时期，“曲水流觞”是文人临流雅集、诗酒相酬的常见形式。自此之后，历代文人纷纷“着迷”于“曲水流觞”的情致，在自然山水中吟诗作对，逐渐构成中国文化传统中颇为独特的一道文化景观。
经由现代影视技术改造后的“曲水流觞”，电视呈现婉约流畅、颇为惊艳。
《诗书中华》舞美设计草稿、设计成图
《诗书中华》“曲水流觞”实景图。
看似很细微的设计背后，其实有着很艰巨的制作难度。
一条长达60米的河流，想要完全用一块地屏呈现出来，光是不规则的造型就难点颇多。“就像要在一张撕得破碎的纸上作画写信，还要清楚、明晰，难不难？”创作初期，王昕轶感到头疼不已。
即便舞美技术能够实现装置效果，但如何鲜活、生动地呈现“曲水流觞”的意境？
为此，《诗书中华》大幅创新舞美设计，开拓了整个节目的叙事空间。将体育赛事、游戏竞技转播中才会用到的电动滑轨、飞猫系统、电子伸缩炮等设备，综合运用于《诗书中华》节目摄制和现场调度中，这样的“大手笔”，在传统文化节目中鲜见。
“我们希望舞美能够‘流动’起来，与‘曲水流觞’遥相辉映。”王昕轶说。大部分传统文化节目，往往只需几个固定机位就能表现出“答题”的完整过程，而在《诗书中华》的现场，有20余个机位“压阵”，以保证全面、丰富地表现节目的“流动感”。
为什么一定采取这样“另类”的舞美呢？
王昕轶表示：“传统文化的优美与优雅，一方面是作用在直观视觉层面的，另一方面是作用在文化内涵上的。”他希望《诗书中华》营造出的视听体验，在很大程度上接近这种内涵——令现场嘉宾和观众都沉浸到“风雅”的环境中，进而感受、体悟传统文化的魅力。
“《诗书中华》是原创模式，模式的创意可以说是古人带给我们的，是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这种‘另类’，帮助我们带出了舞美的创意、带出了节目的人文精神。”王昕轶说。
相比部分文化节目的“机制感”，《诗书中华》削弱了竞技感，更强调“以文会友”的参与感。
节目除了“曲水流觞”的匠心外，还力图刻画出人与家庭的关系。坐在“河流”旁的是多以两人为主的家庭单位。王昕轶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必然是从家庭开始的”，中国人的第一首诗歌，往往是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奶奶教会的。以“家庭”展“家风”，成了《诗书中华》的重要亮点。
王昕轶用“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来形容《诗书中华》的文化意义：来自不同地方的男女老少汇聚于此，因为对古诗文的热爱，来到同一处所，在同一河流旁席地而坐、自如交流。
《诗书中华》的视听创新也渗透进了整个节目环节的设计和运转中。
节目中，每组上场嘉宾的选择，都会借用“曲水流觞”中“觞停诗起”的创意，数字化的虚拟酒杯会在“河”中随机流动、停止，被选中的嘉宾就能参与到挑战游戏中。
节目中设计的诗句都以字为核心。在一个俯拍镜头之下，诗中之字也在光影作用下鲜活地呈现出来。这样的设计遵循着电视视觉组织的基本规律：构图讲究、大而精美。嘉宾对上的诗，诗中之字便会闪光；对不上的诗，字也随潮水“淹没”。《诗书中华》的舞美在细节处着眼，又让舞美充满了叙事的律动感。
不少人在节目播出后问：为何不在录影棚里放一条真正的河流？
王昕轶解释道：“是否应该完全按照古人的想法搭建我们今天的舞台景观，这个问题也困扰过我们，最开始团队中有人曾提议实景复原，但很快便被否定了。”
“保留‘以诗会友’的文化内涵，不是说要真正坐到绍兴兰亭去，那就成了纪录片的拍摄。既然无法抵达那个最真实的现场，为什么不试着在遵循文化意境的前提下创新一番？”习近平总书记讲话就指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文化节目的升级亦需要“两创”的助力，具体到《诗书中华》中，并非简单的“旧瓶装新酒”或“新瓶装旧酒”，而是对其内容和形式的综合性改造。
传统文化“两创”的根本目的，是“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
对于置景、舞美、道具、灯光等作为形式存在的电视视觉元素，更应处理好它们与内容本身的关系。“必须要认真理解今天观众的文化审美习惯，依照主流观众的欣赏习惯来设计节目的风格与节奏。”王昕轶说，“‘曲水流觞’这一传统文化符号的生命力，电视呈现时也要考虑适应于当前的传播环境，要考虑到为电视艺术创作服务。”
历史上的“曲水流觞”发轫于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民俗活动，后来才慢慢流变成文人墨客间的诗酒文化。《诗书中华》的实践，无疑是在借助电视这种现代的大众传播工具重新回归传统的源头，找到适应当下的“诗意栖息”方式。
几千年来，“茂林修竹、清流激湍”的文化追忆一直存在于书画、文献和建筑等诸种创作中。在《诗书中华》中，我们看到了这种文化记忆在更年轻的电视艺术中所具有的生命力。传统与现代擦出的火花成就了《诗书中华》的新意，这档“特别”的文化节目既是当下中国电视人对传统文化价值的又一次深度开掘，也是传统文化精神在传承中觅得时代性的一种具体表征。
就像王昕轶所言：“我们希望《诗书中华》能够带来一种文化节目的新气象，在今天的语境里找到‘传统’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