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睛瞪得像铜铃，射出闪电般的机灵，耳朵竖的像天线”
这耳熟能详的旋律，和黑猫警长的形象一样家喻户晓，影响了两代人。
彼时，没有灰太狼，也不知小猪佩奇，都是黑猫警长的粉丝。
长大后才知道，这部陪伴我们走过整个童年的动画片，原来只有5集。
小时候总盼着长大，殊不知，童年何其短暂珍贵。
2019年9月4日，随着导演戴铁郎的去世，《黑猫警长》再也没有下一集了。
戴铁郎出生于一个艺术氛围浓厚的家庭。
父亲戴英浪是著名的爱国画家，母亲则很善于木刻。
戴英浪年轻时在上海学习美术，师从陈抱一等名家。
经常和同学一起去一八艺社，还参加过鲁迅先生的座谈会。
毕业后去香港发展，组织了木刻研究会。
动荡年代，忙着温饱活命，搞艺术很艰难。
戴英浪去了新加坡，在那里潜心研究美术的同时，加入了共产党。
素描作品获过银奖，爱国事业也做到了执政委员。
1930年，戴铁郎在新加坡出生了。
当时新加坡还是英国殖民地，父亲带领华侨秘密抗敌。
小时候家里经常有很多客人，来和父亲开会。
年幼的他，就和母亲在外面帮忙“放哨”。
母亲是个很温柔平和的人，一边带着他养鸡干活，一边告诉他一些做人的道理。
且从不教条主义，浅显而实在。
父母的言传身教，让戴铁郎小小年纪就满腔爱国热情。
读小学时就和同学组织义卖、捐款，发宣传手册，
呼吁人们早日觉醒，“打倒侵略者”。
十岁那年，父亲被叛徒出卖，被英国政府逐出了新加坡。
戴铁郎和家人一起，回到了祖国。
生于乱世，人人身不由己，命途难料。
回国后的戴英浪，正式成为了一名党员。
在上海开展地下工作，打入日伪机构，却又被叛徒出卖了。
父亲锒铛入狱，年仅12岁的戴铁郎成了家里的顶梁柱。
他在上海美专半工半读，养家糊口。
白天除了学习，他还继续发爱国传单，游行。
晚上，就着昏暗的灯光，作木刻画。
而父亲出狱后，也依然没有放弃地下党的工作，
先后被派去香港、台湾等地，以旅游画家的身份，秘密搜集情报。
戴铁郎说：
“在人生的头20年里，我走过了很多地方，都是因为我的爸爸。
”
情况紧急时，他还曾做小特工，替父亲传递情报。
他把情报分散在许多中暑药的包装袋里，以孩子的身份，蒙混过关，
独自回到上海，带回了台湾高雄的沿岸布防图。
母亲随夫辗转多地，养育一对儿女，照顾家人，吃尽苦头，也毫无怨言。
这份处乱不惊的温和与从容，影响了戴铁郎一生。
让他后来无论遇到何种挫折，都能自我调节。
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一家人才先后回到大陆。
这样的成长经历，让他没有机会好好读书，
但无论多艰难，他也没有放弃木刻版画的学习。
回国后，父亲先去广州《新商晚报》做总编辑，
后来又去了中央美院华东分院做副教授，也就是现在的中国美院。
戴铁郎终于可以安下心来学习了。
他听说北京电影学院开设了动画专业，就一个人坐了几十个小时的火车，从广州去了北京。
没来过北方的他，只穿了一件薄外套，一下火车就冻坏了。
坐黄包车去学校的半路上，实在冷的不行，干脆下车跟着车夫跑。
就这么凭着一股热情，他成为了北电第一批美术系动画专业的学生。
可是开学以后他才发现，自己落了不少基本功。
同学们都不是等闲之辈，后来的《三个和尚》、《哪吒闹海》、《鹬蚌相争》等等这些耳熟能详的作品，导演都出自这一届。
戴铁郎从木刻跨界到动画，本就自认笨鸟，却没能先飞，只要拼命后追。
别人睡觉，他在厕所里看书。别人休息，他也看书。
成功从来没有捷径，只有脚踏实地，方知勤能补拙。
戴铁郎顺利毕业，想去中央美院读研。
可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来学校招人，一眼就相中了他。
就这样，本来只是作为过渡的学业，成为了他一生的事业。
刚工作不久，父亲就出事了。
生活再次跌入谷底，女同学在路上碰见他，都躲着走。
所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风光时看不清楚的人和事，落魄时都看清了。
命运给了戴家一巴掌，却给戴铁郎留了个甜枣。
他遇见了他的爱情。
他16岁时就见过她，可当时觉得完全不是一路人。
涂着口红，穿着高跟鞋，和打补丁的戴铁郎反差特别大。
而且脾气也不好，第一次见面就吵着叫他让路。
戴铁郎觉得这姑娘瞧不起自己，而他也看不惯她的浮夸。
可如今，人人对他避之不及，姑娘反而奔向了他。
别人说他成分复杂，姑娘直说“他有才华，我就要他”。
而且再见面，涂口红的芭蕾女孩已经入了党，还选上了三八红旗手。
也许这就是爱情吧。
他没有追逐月亮，可月亮奔他而来。
从此他的珍宝中，除了版画、剧照和线稿，还有一位跳芭蕾的姑娘。
因为父亲的事，戴铁郎在厂里坐了27年冷板凳。
就连厂里分房，也没他的份。
一开始，他也很难接受，
后来在母亲的影响和爱人的陪伴下，慢慢平静下来。
不能做导演，那就埋头继续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