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提卡岁末短书评 | 2019

来自地瓜夜会和阿提卡朋友们的23篇私人短书评

——

埃里克·尼尔森 《自由主义的神学：政治哲学与上帝的正义》 ， 用神义论来讨论自由主义，这在罗尔斯以降的当代政治哲学家们看来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尼尔森深刻地意识到，如今横亘在规范性政治哲学与政治思想史之间、政治哲学与神学之间的那些无法逾越的学科界限并非理所当然。他通过还原近代早期“自由主义先驱们”的神学立场，来梳理自由主义的流变。在他看来，自由主义发源于一种神义论，是一种伯拉纠主义，试图在上帝正义的基础上为人的自由提供辩护。而当代政治哲学家们的“平等主义”立场却拒斥近代早期自由主义先驱们的神学论证，从而在根本上缺乏一种合理的形而上学基础； 20 世纪 70 年代所发生的自由主义转向，在尼尔森看来，是一项致命的错误。

（ JQ/ 纽约）

《希腊佛陀：皮浪与早期佛教邂逅于中亚》 为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白桂思（ Christopher L. Beckwith ）教授的新作，出版于 2017 年。虽然作者号称历史研究者，然而就书的趣旨而言，这实属比较哲学，如作者于书中所言，跨领域、破藩篱正是他的志向。白桂思教授在书中所立主旨是，佛陀之原始教义与希腊怀疑论鼻祖皮浪之学说多有似处。考察其由来，便明白这并非偶然，而是有历史传承关系。据希腊史料记载，皮浪曾随同亚历山大远征军来到印度，在漫游异地途中得与印度哲人广为交流，颇作切磋，而在当时，佛陀之说亦已广为流传于印度。因此可知，皮浪在印度不能不濡染于佛说，他交往的哲人亦不能无持此说者。除此之外，白桂思教授亦据种种其他文本及史迹线索，从而推论：西方哲学一大宗派皮浪怀疑论，其渊源出于东方佛陀。以上推论，于相关诸领域之成见、各专家之定论推翻甚多，挑战巨大。这是白桂思教授十分明白的。在书中，他为此特意申明自身立场。在书的开首，他指出：在西方学界，治希腊哲学者向不问佛学，治佛学者从不顾希腊哲学，两家不相往来。这则是领域之细分长久导致的形势，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而他正希望这本书的路数可以纠正此形势，鼓励更多学人研究中亚文化对希腊学问的影响。当然，《希腊佛陀》之立论不免显露牵强臆说的迹象，对于每个论点，尽管力举材料，然而终有极难信服的地方，比如作者关于“原始佛教“内容的溯源之论，其中悬测多于铁证，这都是无法掩盖的。但是瑕不掩瑜。读者若摒去先入之见，不拘领域成规以审视《希腊佛陀》之论证，相信定能识得真知灼见于中，且加深领会东西智者共有之妙，况且白桂思教授敢于会通学科之用意，较之今日学界习惯，实则难能可贵，足为有志通识之后学效法。

（凯硕 / 波士顿）

《心灵史》 是一部战争史，一部精神战争史，其性质不是修昔底德意义上的战争史，因为它掺杂了殉道和圣战的元素，亦即“更深沉的牺牲”，可类比收入圣经上的马喀比战争和约瑟夫的犹太战争。《心灵史》的 readership 是撕裂的，有人把它捧上天，有人想它下地狱，这是边界写作的特质，这注定了它的异端性、负典性。怎么评价《心灵史》取决于怎么阅读《心灵史》，看穿它的伊斯兰灵知负典品质是进入这本书的钥匙。从某种意义上，这部书是对另一部苏菲灵知古籍《热什哈尔》的导读，一篇蕴含着深刻意图的经典阐释，精彩绝伦，卓尔不群。“热什哈尔”原意是机密的泄露，所以此书可酌译做“潜伏”。潜伏，正是灵知在尘世的状态，它如屡薄冰，危机四伏。《心灵史》可列入古今灵知写作序列，且水平极高，文辞尤其佳美，令人忍不住拿它去和当世犹太灵知高士列奥·施特劳斯的《迫害与写作艺术》做一番比较，二者皆以“经典与解释”的古老文体叙述了潜伏的灵知在世界受难的故事，不同之处仅在于，《迫害》刻意回避了灵知负典的激进刀锋，选取了一条保守的沉思生活之路，而《心灵史》作者弃绝了这一消极维度，激进公开地暴露了令世人不安的至高神秘，并为此甘愿承受巨大的代价。灵知文学在内亚以西的辽阔土地上非常繁盛，并实质性地融入了那一侧的大地法度，并支配着诸如奥古斯丁、奥利金那样的新文明担纲者，但在其朝向东亚的东渐路上，却走得异常坎坷、艰辛和微茫。《心灵史》无异于这个世代的“热什哈尔”，它彻底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文学”范畴或“史撰”规程，有资质跻身天经（ biblical ）品级，是一册属于我们这个世代、我们这片土地上的“使徒行传”。

（阿刻隆河学者 / 上海）

在伪学横行的时代，沃格林的 《新政治科学》 是一次重建关于历史社会中的人的科学的尝试。这一尝试始于对政治科学之原理的召唤，它唤来被我们久久遗忘的、对于人作为有死的存在者的明澈。沃格林让我们重新回忆起，正如《政治学》之以《尼各马可伦理学》为导言，《利维坦》之始于《论人》，对在历史中生存于共同体之内的人的思考必须首先建基于对人之自然的思考。唯有从历史社会中具体的人的生存体验出发，直面人的灵魂在各种张力之拉扯下的迷失与转向，理论方能免于戏论，意见方能进入真知。此书与《何为政治实在》（《记忆》末篇）可作为进入沃格林学问的两把钥匙。

（博瀚 / 上海）

在 2019 年出版的西学研究相关的书中，保罗·阿扎尔的 《欧洲思想的危机： 1680-1715 》 不算引人注目，但绝对是最值得阅读的之一。八十多年过去了，这书依然是理解从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的过渡和转变的最佳读物。混合了作者罕见的博学，深刻的洞见和典雅的语言，这书成为了 20 世纪思想史和文化史研究的典范之作。在作者精心选择和论述的这一时代的天才人物中，对博絮埃的描绘尤其令人印象深刻，“他变成了一个被自己时代抛弃的人”，事实上，这句评语也是对这一时代欧洲精神转变的实质的最好的解释。

（恒哥 / 重庆）

拉塞尔柯克在 《保守主义思想》 一书中以伯克的学说作为核心，勾勒出英美二国的两道和经典启蒙主义迥然相异的思想史线索。并通过一系列历史人物的具体论述，图绘出保守主义思想的基本理论形态。对于历来以启蒙主义作为出发点的思想史论述而言，柯克无疑重启了一个重要且常为人忽视的观察视角。全书论述清晰流畅，述论相宜。虽然个别处偶有刻板化之嫌，但仍不失为当下的一部极重要的思想著作，对于学术界和知识界都将具备相当的启发性。

（斌璐/上海）

从阿尔卑斯山、威尼斯、到莫尔文山再到好莱坞的豪华酒店，五个故事里受到现实命运压抑的音乐天才，竭力要用生命弹奏出对抗命运的绝响。面对命运的巨大不公，心中装着自己尚未泯灭的音乐理想，再加之有浪漫绝美的风景相伴，他们只对生活表现出了一丝淡淡的忧伤。这是一组围绕音乐、为了音乐、因为音乐而发生的、有如小夜曲的五个乐章所构成的独立故事。题名《小夜曲》，一定是为了庆祝什么，然而命运待自己如此不公，又有什么值得庆祝的呢？他们庆祝自己虽然不是用乐器，但却用生命弹奏出了一曲曲凄婉动人的黄昏赞歌，他们的音乐虽然不能打动人，他们用生命谱写的这五首“绝唱”，应该能够打动人了吧！（ 《小夜曲：音乐与黄昏五故事集》 ，作者石黑一雄，译者张晓意，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年版）

（军伟 / 云南）

《马其顿的亚历山大》 ，作者：彼得 . 格林（ Peter Green ）。这本由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荣休教授，著名古典学家彼得 . 格林所撰写的亚历山大传记，被誉为：“对这位著名国王的最博学、最优美全面的现代评述”（ Eugene N.Borza ）。继承自 19 世纪格罗特（ Grote ）、德罗伊森（ Droysen ）、贺伽特（ Hogart ）等人的史撰传统，格林的文风古雅而磅礴，但有别于这些帝国梦业的“民族发明家”们，格林却旨在将那个自古代世界以降，聚讼纷呈但始终超凡入神的“亚历山大形象”拉下神坛，将其彻底转捩为“将自己置于道德之上，残酷冷血，极为现实”的“标准的征服者”形象。据说，格林继承了一种 20 世纪自巴迪安（ Ernst Badian ）、博斯沃尔斯（ A.B.Bosworth ）以来的亚历山大历史“编纂学”之“现实派”的新路径，简要之，该路径试图将“权力”重新奠基为历史分析的核心要素。而格林创作此书的“语境”也值得涵味：当格林在一座希腊孤岛上酝酿本书初稿时，正值被美国驻希腊大使称为“强暴民主”的希腊右翼“军政府统治”（ Dictature des colonels ， 1967-1974 ）时期，该时期不仅充斥着“内乱”与权力角逐的实用和阴冷，格林本人也曾亲闻政府对当时的新兵进行宣讲时，将亚历山大径直描述为一名伟大的希腊英雄。这种权力下的动员式宣传激发了格林构思一种新的“亚历山大形象”作为时代的揭露和挑战。然正如 Borza 所见：格林笔下的亚历山大行述，其实充斥着诸多不能被、也无法被“标准的征服者”形象所穷尽和解释贯通的面向。而所有现代的“怀疑论”者也都面对着这样的来自古典的发问：接受过亚里士多德哲学教诲的亚历山大，是否可能存在一种凌驾其所有行动目的之上，即作为其“目的之目的”的更高意义的“善”（《尼各马可伦理学》 [N.Ethica]1097b5 ）？——笔者认为，这也是“现实派”的“祛魅工作”所面临的艰巨挑战。而阅读本书，重历“亚历山大形象”的变化，或许也有另一层时代追问的含义，即：在告别了 16 、 17 世纪欧洲基督教共和国那更趋稳固的“公法和平时代”后，在坠入权力逻辑的新“大地法”的世界秩序里，我们当如何理解或信任政治家及其德性。

（彦 / 上海）

推荐约瑟夫•尼格的 《海怪欧洲古〈海图〉异兽图考》 。在文艺复兴时期奥伦斯•马格努斯创作的地图上，作者引领读者进行了一次虚构的航行。该书佐配以丰富的图画，详细叙述了各种真实或想象的海洋动物，并讨论解释其由来和影响。这本科普读物妙趣横生，画风丑萌，却又考据严谨，图文对应。全书干货颇多，既适合消遣放松，寻找灵感，又适合资料整理，了解海图。十分推荐。

（璇 / 布里斯托）

Paolo Rossi是意大利著名的哲学史学家， 《时间的黑渊：从胡克到维柯的地球史与万民史》 这本书的内容涉及近代早期的地质学和人类学如何挑战圣经年代学，以及当时的历史哲学如何被迫做出应对和改变。Rossi认为，近代早期的地质学和人类学关于人类起源的革命性新发现，和“哥白尼革命”一样令人不安，而17世纪和18世纪的思想家们正是对此安全性和确定性的丧失做出了回应。Rossi表明，对人类起源的新答案跨越了许多学科，涉及了许多思想家，包括培根、布冯、笛卡尔、霍布斯、霍尔巴赫、胡克、休谟、莱布尼茨、牛顿、普芬道夫、斯宾诺莎、维柯。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致力于重建维科当时的知识环境，尤其是展示地球的历史、民族的历史和语言的历史是如何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

（王灿/英国杜伦）

Jerusalem and Babylon: A Study of Augustine's City of God and the Sources of his Doctrine of the Two Cities， 作者 Johannesvan Oort ，本书研究了奥古斯丁双城思想的来源，具体分析了摩尼教，柏拉图主义，多纳徒派和犹太 - 基督教等思想资源。

（ Simon/ 巴黎）

《施特劳斯的持久重要性》 是一本以显白写作为主题的书，作者带领我们步步梳理施特劳斯为我们重新发现显白写作的全过程。相比隐微写作，显白写作更好地展示了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哲学与秩序的关系，或者说人与神的关系。作者一次次地邀请我们去关注此书的中心部分，色诺芬与柏拉图，一种苏格拉底对于高贵绅士的馈赠，由此也是一种施特劳斯对我们的馈赠；在此之外，施特劳斯也揭示出尼采的显白写作如何为我们回到古典开启新的可能。对显白写作的重新发现使得施特劳斯获得了一种持久（ enduring ）重要性， enduring 意味着这一重要性仅仅是发生在持存（ durational ）中的重要性。但人本就是一种持存性的存在（ durational beings ），施特劳斯的持久重要性由此也就体现为施特劳斯对人的重要性。这一重要性最终落脚于苏格拉底的化妆术、霍布斯的政治科学、施特劳斯的沉默之上，从这一点来看，施特劳斯属于色诺芬、柏拉图、莱布尼茨与尼采这一脉爱人类（ philanthropic ）的哲人。

（ Leo/ 澳洲）

The Romantic Imperative， by Frederick C. Beiser.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中译本： 《浪漫的律令：早期德国浪漫主义的观念》 ，拜泽尔著，黄江译，韩潮校，刘小枫主编，华夏出版社， 2019 年。拜泽尔身为英语世界研究德国 18 、 19 世纪思想史的重要学者，在本书中有力挑战了理解德国浪漫主义的主流传统。本书立足于二十世纪 60 年代之后的新发掘文献，不单重述了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的伦理诉求，也审视了启蒙运动与浪漫主义的内在纠葛，开辟了一条从政治哲学视角解释早期浪漫主义的新路径。这也使此书成为当代西方学界（含德语研究界）研究浪漫主义的核心研究成果之一。另外，本书的一大看点还在于其犀利的思想争锋特征。在拜泽尔看来，无论是保罗德曼（ Paul de Man ）、拉古 - 拉巴特（ Phillipe Lacoue- Labarthe ）、南希（ Jean-Luc Nanc ），还是当代德国哲学史大家亨里希（ Dieter Henrich ）、弗兰克（ Manfred Frank ），他们在强化对浪漫主义的文学、美学、神话学解释的同时，却忽视了浪漫主义更为关键的古今伦理内核。与此同时，拜泽尔此书并未纠缠于启蒙与反启蒙的二元对立语境，而是一反惯例地将德国早期浪漫派视为柏拉图主义的某种现代形态，这一思想诉求通过拜泽尔对浪漫诗（ romantische Poesie ）观念的切入，揭示了早期浪漫主义吸收德国观念论（如费希特知识学）与调和启蒙运动、泛神论的思想后果。作为一部思想史著作，拜泽尔的《浪漫的律令：早期德国浪漫主义的观念》除了向读者呈现了浪漫派本身的思想图景之外，也提供了一个“对话式”思想史写作的精彩范本。

（乔戈 / 重庆）

《王氏之死》 ，史景迁著，作为叙事史学和微观史学结合的作品，史氏以他细腻动人的笔触带我们走进了一个清代的山东小县，并通过地方志、地方官的执政回忆以及文学家的私人经验来重构当时的鲜活面貌。就像前言中所表述的，这本书试图观察到的不仅是“关于个人愤怒和不幸”，还包括了“寂寞、性爱和梦想”，而这些往往被王朝的正统编撰以及后来人的历史叙事所排除和忽略。当然这本书的价值并不仅在于此。就那些试图探究帝制晚期中国的基层治理、经济运作、司法实践、妇女处境、社会结构和文化互动等诸方面的专业读者来说，也是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管窥可能和进一步的讨论背景。就普通读者来说，庶几能摆脱以往对于前现代“乡土中国”的刻板印象和僵化理解，更真切地认识到它的存在。

（星任/上海）

米哈伊尔·巴赫金， 《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 。基于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的研究，俄国思想家米哈伊尔·巴赫金提出了广为人知的“复调对话”理论。然而，名声大噪的“复调对话”仅是巴赫金整体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他对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民间文化的研究则构成了其思想理念不可或缺的精华。这本书借法国文豪拉伯雷之眼，追溯了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代的民间文化生态。农神节庆、广场话语、酒席宴饮、欲望肉体等主题均被巴赫金收入囊中，为读者展现了中世纪文化传统不为人知的一面。这一传统上达古老的希腊谐剧与会饮，下启现代成长教育理想，将古今之争的交点扩展为岔路丛生的大道，为静态的躯体注入时间之流的成长印记，扩展了我们看待相关问题的视野，让光照进来！当人们试图以“早期现代”来概括文艺复兴这个伟大时代的时候，巴赫金这本追溯文艺复兴之“古典”传统的巨著，显得如此格格不入，又独树一帜！

（毕博士 / 西安）

夏多布里昂， 《阿达拉》 。年轻人还没有发现寿命的秘密，所以不会想到死亡，毕竟死亡不是生命中的事。或许会发生某些事儿，让那些本就孤独和忧郁的人无法行动，他走在哪里，哪里就变成了废墟。当他发现了坟墓，他或许会开始思考宗教，那他就应该认真对待宗教，否则，对宗教一知半解，甚至误解，只会造成自以为是的痛苦和加倍地增加灵魂的力量，由于孤独和忧郁，这力量没有用武之地，他要么因此走向死亡，要么搁置孤独和误解，至少暂时走入这个世界。

（康辉/上海）

马克·里拉的 《过去与未来的自由派：身份政治之后》 （ The Once and Future Liberal: After Identity Politics ）是一本不足 150 页的小书。与里拉教授其他的政治思想史与政治哲学著作不同，这本著作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算作给自由派和民主党人的“治国策 (Statecraft) ”。里拉教授直面特朗普胜选的“难堪”现实，对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的政治思想状况进行了深入的梳理和清理，并给出了剜腐除疾的“重建药方”。虽然是论述现实政治的小书，但里拉教授却写得异常清晰、充满洞见，是从思想厚度穿透现实政治的一次严肃思考。他从富兰克林·罗斯福和罗纳德·里根的分野来描述美国社会思想根基和社会议题的根本变化，不仅从深层意义上反思了为什么特朗普会当选，同时试图给美国自由派和民主党人指点迷津，重塑自由派文化，气魄可谓宏大。在里拉教授看来，美国政治越来越从“我们（ We ）”中抽离出来，而执着于“我（ me ）”的狂飙突进。特别是自里根以来，共和党以个人主义思潮为武器，潜移默化中塑造了美国社会对个人意识的高度自觉，而政治愈发成为了关于“我自身”权利的种种确认，政治视野与想象力日益匮乏。而自由派（以民主党为主）的因应之道，却是用日益逼仄的各种身份群体划分，如有色人种、女权主义者、同性恋群体等等来激发民众的政治和身份意识。这既缺乏描绘理想图景来引导民众的可能性，也丧失了美国政治奠基意义上的整体的“人民（ the people ）”，充满了不理性的高调口号和价值判断，同时缺乏足够的行动能力和民众基础，因此只能变得日益空心和虚伪。里拉教授建议，自由派必须要回到公民身份（ Citizenship ）和公民意识的建构上来，用公共善来激励和带领人民。值得注意的是，里拉教授在篇章布局中，先后以“反政治（ Anti-Politics ）”、“伪政治（ Pseudo-Politics ）”、“政治（ Politics ）”进行论述。他从个人主义对政治的腐化开始，再谈到身份政治的虚妄，最终呼吁回到公民身份的正典。

（尹亮 / 海德堡）

罗马人重视传统，故其社会演进往往显示出丰富的连续性，而真正秩序之演变则隐于历史之中难以探求。法，将一时代之秩序在形式上升华为规范系统；读罗马文明之法史，即是从形式的角度再认识这一文明，或对理解罗马大有裨益。

（清源/上海）

赫尔墨斯（Hermes)是古希腊神话中旅行者的保护神， 他是古希腊众神中为数不多的，可以自由往来奥林匹斯天界、冥界和人间的神。因为他的神通，他也被认为是灵魂的导引者。赫尔墨斯的原型可追溯至古埃及的托特神（Thoth），这位神祇是月神，也是书写、智慧与科学之神。希腊化时代托特神崇拜被包装改造并与希腊的信仰体系结合，由此诞生出“三倍伟大的赫尔墨斯”（Hermes Trismegistus）形象 。 《 ‍ 赫尔墨斯秘籍》 的主要文献大致就在这一时期诞生。这些文献的主要特点是将神学观念与宇宙秩序尤其是天文学紧密联系起来，把天文与人文同样看作是构成人类灵魂秩序缺一不可的基础。这一特点使得人们在古典时代终结以后对自我、对世界以及对神的理解都有了全新的视角。此后的新思潮，无论灵知论、新柏拉图主义还是搅动整个世界历史的伊斯兰的兴起，可以说都是基于这一共同的起点。这也是赫尔墨斯学说能在文艺复兴以及近代欧洲的天文学革命中产生持续影响的原因。2019年7月是人类登月50周年纪念，《赫尔墨斯秘籍》中文译本在同一时间出版，有着很特别的意义。

（凌敏/新疆）

常有人说，这代人对历史与传统毫无兴趣。我难以相信这点。不管怎样，这本（有意保留了某些重复概念和议题的）书是写给那些对犹太问题及其过往有着强烈兴趣的人看的，而不是那些仅仅对它不温不火、稍有兴趣的人。犹太民族的复兴与其历史意识之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这种联系导致了对犹太历史的动力论与辩证法的新认识。我斗胆希望这里所收录的文章能够见证这个过程。犹太历史中的许多（主流或末流的）方面已经被遗忘不见了，这在某些时候是一批杰出的学者有意而为之，他们对于犹太教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有着片面而教条的观念。而笔者则坚信犹太教是在一种伟大观念的影响之下不断发展着的、活生生的现象，它在自己漫长的历史中经历了诸多变故但却从未耗尽其潜力。只要它还存在，它就能摆脱一种形式而采取另一种形式，我们怎得预言它将采取何种面目示人呢？随着大屠杀和以色列建国，犹太历史已经开启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但无论当下犹太人的意识将采取何种表达形式，各种古老的形式总会同那些能在犹太教中发现某种挑战与回应的人息息相关。（选自：格肖姆·肖勒姆： 《犹太教的弥赛亚观念：犹太精神论集》 ，作者自序。此书中译本正在赶制中。

（令柯/ 北京）

近两百年来，托克维尔的《论美国民主》有很多杰出的读者，曼斯菲尔德是其中之一，他有着一以贯之的含蓄风格，不喜欢锋芒毕露，作为“杰斐逊讲座”的年度主持，他是美国民主的代言人，但同时能够激赏英格兰古老的封建自由和习惯法，并时刻注目着后者在美国新土地上的发育情况，因此，没有谁比他更切近托克维尔幽深的思想世界。在这本小书中，曼斯菲尔德用他一贯的含蓄风格娓娓道来，简约、儒雅，对那些过于阴郁、危险、高妙的思想（比如托克维尔的帕斯卡元素），曼斯菲尔德仅限惊鸿一瞥，如此冷静、节制、不沉醉、不虚骄。即使如此，这本小书仍然蕴含大量优质洞识，其中最具提纲挈领地位的是第四章最后一部分的论述：自由主义者托克维尔没有接受其前辈（霍布斯、洛克）的前提，而是投向了亚里士多德，主张人是理性的、群居的政治动物这一古典政治黄金律，并宣告说，作为上帝的造物，人既非完全自由，也非完全奴从。——托克维尔在思想史上给自己的这个非古非今、亦古亦今的定位当然对应着古老而骄傲的（英格兰式的封建）自由在现代民主的温和专制秩序中的苦闷定位，这当然也是曼斯菲尔德的位置，更是所有《尼各马可伦理学》意义上的那个“严肃者”的位置，——正典的橡树在负典花园中的位置。曼斯菲尔德的 《托克维尔》 ，以“托克维尔的骄傲”为终章， 是我 2019 年精读的最后一本好书，力荐。

（阿刻隆河学者 / 上海）

作為一部因為啟蒙思想的理性勝利而被遺忘的巨著， The Divine Legation of Moses（1738） ，這本談論了顯白寫作的核心理由的書，不應只被關在盧梭的《社會契約論》當中。盧梭為何要在論宗教時特別提及這本書？是否在神-人問題上，本書有著與啟蒙哲人不同的根本立場？而這其實便是顯白寫作的核心理由。

（敬贤/北京）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古典学教授Amy Richlin的 《罗马共和国的奴隶剧院：普劳图斯与大众喜剧》 ( Slave Theater in the Roman Republic: Plautus and Popular Comedy )是近年来拉丁文学在古代底层文化研究的重要贡献。在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隐藏文本”（Hidden Transcript)概念的影响下，一向以研究精英文本为己任的古典学家开始越发关注如何在精英的古典文本中挖掘底层民众的声音。在希腊文学方面，Sarah Forsdyke的 《讲故事的奴隶及类似情节：古希腊的大众文化政治》 （ Slaves Tell Tales and Other Episodes in the Politics of Popular Culture in Ancient Greece ）和Leslie Kurke的 《伊索对话:大众传统、文化对话与古希腊散文的发明》 （ Aesopic Conversation: Popular Tradition, Cultural Dialogue, and the Invention of Greek Prose ）是这方面代表。瑞赤琳的这本书则是拉丁文学在这方面的贡献。作者用“New Historicism”方法，对普劳图斯的喜剧进行语境化阅读，看在公元前3和2世纪罗马征服地中海的情况下，那些因战争而离开故土来到意大利的奴隶，如何通过喜剧这一带有大众文化色彩的媒介，发出自己声音，讲述自己作为离散群体的故事，又如何通过喜剧听众和精英文化进行意识形态协调。该书虽然定位为文化史研究，但该书缺少基本历史学方法体现，仅仅是对文学进行历史化阅读，因此仍然属于文学研究范畴。同时，与其它新历史主义作品相比（如Carol Dougherty的 《奥德修斯的筏：荷马奥德赛的民族志想象》 ( The Raft of Odysseus: The Ethnographic Imagination of Homer’s Odyssey ))，该书论证不够紧凑。由于剑桥出版社现在编辑原因，该书英语写作文风过于口语化。但这都不影响该书在理论和方法的原创性和贡献性。也这是因为如此，该书获得2018年美国古典学会（Society of Classical Studies）颁发的查理斯·古德温（Charles Goodwin Award）年度大奖。

（彦霄/芝加哥）

（地瓜夜会两个小伙伴获得了2020年鲁汶大学和哈佛大学的深造邀请，祝贺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