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分析 | 周明学：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起点及其他

历史园地 · 公众号 · · 2024-12-17 00:00

正文

“选必1”第11课《中国古代的民族关系与对外交往》第1子目“秦汉时期的民族关系”中的第一句话为：

“秦朝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的开始。”

最近有同行问我，教材上的这句话表述是否准确？笔者查阅了一些资料之后，觉得这句话是学术界传统的主流观点，并无不妥之处 ^[1] ，但认为教材如果能够与时俱进，采纳新说，那自然是更加完美了。另外，笔者还意外地发现这句话上面的导言部分存在着错误的表述，教材最好能够修改一下。

有关资料显示，“统一多民族国家”这一概念——或者表述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概念和话语表达，它正式产生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五四宪法”之中 ^[2] 。此后出现“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提法，学术界曾就这一提法展开过争论 ^[3] 。在这个提法中，“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是一个复合概念 ^[4] ，由“统一”“多民族”“国家”等单一概念构成。学术界对“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提法似乎争论不大 ^[5] ，普遍认为“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这里的“古”可以古到夏朝，甚至可以古到远古时代 ^[6] 。但对“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国家 ”的说法——到底“古”到什么时候——争论较大。笔者所见，主要 有四种看法 ：

（1）夏朝说。 持此观点的学者有王玉哲 ^[7] ，田昌五 ^[8] ，李学勤 ^[9] ，王宇信 ^[10] ，孙进己 ^[11] ，齐鹏飞 ^[12] ，董恩林 ^[13] ，范宏云 ^[14] 。另外，唐嘉弘、王震中和《（新编）中国通史纲要》一书大体上也是持这一观点 ^[15] 。

（2）西周说。 持此观点的学者有胡如雷 ^[16] ，杨向奎 ^[17] ，钱穆 ^[18] ，王晖 ^[19] ，周书灿 ^[20] ，杨宽 ^[21] ，马卫东 ^[22] ，李岩杰 ^[23] 。

（3）先秦说。 持此观点的学者有张博泉 ^[24] ，马大正 ^[25] 。

（4）秦朝说或秦汉说。 持此观点的学者有吕振羽 ^[26] ，陈连开 ^[27] ，翁独健 ^[28] ，瞿林东 ^[29] ，彭英明、徐杰舜 ^[30] ，原昊 ^[31] ，陈育宁 ^[32] ，孙晓春 ^[33] 。

无疑地，上述四说中， “秦朝说”或“秦汉说”是学术界传统的主流观点。 新教材采纳这一观点，称“秦朝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的开始”，是一种稳妥的做法。但我们也要看到，在学术史上，传统的主流观点也可能会被人们慢慢地否认并被淘汰，非主流的观点也可能会随着时代的变迁、学术研究的深入而逐渐成为主流观点。

“中国的统一始于秦”是顾颉刚于1923年6月提出的观点 ，他说：“中国的统一始于秦，中国人民的希望统一始于战国；若战国以前则只有种族观念，并无一统观念。” ^[34] 这一观点在新中国成立后几成定论，范文澜也断言：“中央集权制国家即统一国家。” ^[35] 此后沿用此说的有关论著，甚至教材比比皆是。改革开放以后，白寿彝、金景芳、杨向奎、田昌五等知名学者对这一论断都提出过质疑 ^[36] 。这些史学名家尽管有名，但其著述基本上是采用“不破而立”的方式，没有专门批驳顾颉刚、范文澜的观点及其理由，所以，他们的新观点并没有在史学界引起普遍反响，迄今为止，有关论著和教材大多仍然沿用陈说。

笔者发现，有些学者的质疑——直接的或者间接的——则比较有说服力。其中，针对顾颉刚的理由——战国以前没有“一统观念”或者“大一统观念”，多位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马卫东认为“中国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和思想观念由西周封建所开创，是西周王朝对中国历史的重大贡献之一” ^[37] ，祖力亚提•司马义认为“ 先秦各个时期都为‘大一统’思想的形成、发展和丰富做出了贡献 ” ^[38] ，王震中认为从尧舜禹经三代再到秦汉产生了三种不同的“大一统”思想 ^[39] 。而针对范文澜的理由——中央集权即统一，也有不少学者提出了统一模式的多样性等问题，如钱穆认为中国古代既有“郡县式的统一”，也有“封建式的统一” ^[40] ，胡如雷认为“西周虽未实行中央集权制，但‘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国家却是统一的 ” ^[41] ，董恩林认为国家的统一与领土完整、主权问题有关，与政治体制没有必然的联系，分封不等于分裂，中国古代有三种统一模式， “ 中华民族的形成和中国的统一是一个渐进而漫长的过程，经历了由夏、商外服制即邦联式统一走向周代分封制即联邦式统一，再走向秦汉中央集权制统一这样三个阶段。统一的范围一次比一次广，统一的程度一代比一代高。其中，从邦联式统一走向联邦式统一是一种质的变革，而从联邦式统一走向中央集权制统一则是一种行政体制的完善。因此，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周代的分封制统一至少是与秦帝国的中央集权制统一具有同等意义的” ^[42] 。据此，笔者认为，就目前学术研究的动态而言，把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起点上移到西周时期，称“ 西周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的开始 ”，是完全能够站得住脚的做法——这既是学术研究的新成果 ^[4 ³ ^] ，也是时代发展的新需要。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得到考古证实和国际承认的当下 ^[4 ⁴ ^] ，对我国历史上统一模式、统一起点的学术研究也需要守正创新，大可不必苦苦地维护一百多年前的旧说。

在查阅“ 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起点”这一主题的资料时，笔者还意外发现了本课导言部分存在着一个问题。该导言中说：

“各朝代都有管理边疆民族和国外宾客的 机构。 商朝的‘宾’ 、 周朝的‘小行人’ 、汉朝的‘大鸿胪’、唐朝的‘鸿胪寺’，都有管理民族事务及对外交往的职能。图中所绘是唐朝 鸿胪寺官员 接待外来宾客的场景。”

教材导言这段话包括三句话，它们的逻辑关系是：第一句为总说，为概括；第二句、第三句为分说，为例举，都是为了印证第一句。以此观之，第二句中的“商朝的‘宾’、周朝的‘小行人’、汉朝的‘大鸿胪’、唐朝的‘鸿胪寺’ ”，都应该是机构名称 ^[4 ⁵ ^] 。唐代的“鸿胪寺”，的确是机构名称，这没有什么问题，因为第三句和课文第2子目“隋唐至两宋时期的民族关系”第一句话“隋唐时期，负责民族事务的机构是尚书省的礼部及鸿胪寺”能够证明。汉朝的“大鸿胪”，是机构名称还是官职名称，学术界的看法不一致 ^[4 ⁶ ^] ，也没有太大的问题——毕竟有“ 机构名称说”的存在。而商朝的“宾”、周朝的“小行人”，则肯定是官职名称 ^[4 ⁷ ^] ，不是机构名称，学术界对此的看法是比较一致的，这个问题就比较大了——教材把商朝的“宾”、周朝的“小行人”当成当时的机构了。在此，建议教材把第一句话修改为：

“各朝代都设置了管理边疆民族和国外宾客的官职或机构。 ”

注释：

[1]也符合《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要求，课标只是要求“认识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并没有明确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起点，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年，第23页。

[2]鲁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概念溯源与话语演变》，《社会主义研究》2024 年第1期。

[3]孙祚民：《处理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几个重要准则——读范文澜》，《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

[4]贾雪枫：《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教学思考》，《教学月刊·中学版》2013年第7期。

[5]民族可分广义的和狭义的。广义的可用以称呼一切时代的人们共同体，狭义的只称呼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后的人们共同体。狭义的民族，其开始形成的时间有两个意见，一种意见是摩尔根和恩格斯的，他们认为民族是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部落的“合并”和“融合”而形成的。另一种意见是斯大林的，他认为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多数学者认为摩尔根和恩格斯的意见比较符合史实，也比较有利于处理历史上的民族问题，不致陷于矛盾之中。见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8页。从本课导言“各朝代都有管理民族和国外宾客的机构”一句看，本教材是采纳了摩尔根和恩格斯的观点。

[6]参见吕振羽：《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63年第1期。陈连开：《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历史不容割裂——斥“四人帮”割裂中国历史破坏民族团结的谬论》，《思想战线》1978年第5期。陈连开：《怎样阐明中国自古是多民族国家》，《历史教学》1979年第2期。彭英明、徐杰舜：《略谈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北方论丛》1983年第1期。原昊：《第三讲：我国自秦汉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民族》1984年第7期。陈育宁主编：《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历史探索》，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12页。李学勤：《炎黄文化与中华民族》，黄爱平、王俊义编：《炎黄文化与中华民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页。赵云田：《中国治边机构史》，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第1页。瞿林东：《中国历史上历史文化认同的传统》，《河北学刊》2005年第3期。

[7]王玉哲：《中国古代史上的民族问题》，《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2期。

[8]田昌五：《夏文化探索》，《文物》1981年第5期。田昌五：《最早统一中国的是夏朝》，《人民日报》1981年6月24日。田昌五：《中国历史体系新论》，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年，前言第2-3页。

[9]李学勤：《失落的文明》，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107页。

[10]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69页。该书下编第一篇由王宇信执笔。

[11]孙进己：《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史学集刊》2001年第3期。

[12]齐鹏飞：《古代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遗产和历史传统》，《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13]董恩林：《论周代分封制与国家统一》，《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5期。

[14]范宏云：《中国古代国家统一的理论和实践》，《台湾研究》2019年第5期。

[15]唐嘉弘认为“三代国家的主流是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体制”，见唐嘉弘：《略论夏商周帝王的称号及国家政体》，《历史研究》1985年第4期。王震中认为，夏朝形成了“大国家结构”，或可称之为“复合型国家结构”，是“复合型国家”，见王震中：《夏代“复合型”国家形态简论》，《文史哲》2010年第1期。《（新编）中国通史纲要》一书说：“夏王朝是中国历史第一个中央王朝，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夏王朝开启中国政治一体化进程，所建立的天下共主和中央王朝体系，成为后世政治构建的基本模式。”见中国历史研究院主编：《（新编）中国通史纲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第88-89页。——这些看法的言下之意，即认为夏朝是一个统一的国家。

[16]胡如雷：《略谈中国古代的国家体制——统一、集权、专制》，《山东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

[17]杨向奎：《先秦儒家之一统思想——兼论“炎黄”、“华夏”两实体之形成》，《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4期。

[18]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8页。

[19]王晖：《论周代王权与中央集权化的统治形式》，《学术月刊》2000年第9期。

[20]周书灿：《中国早期国家结构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5页，第93-96页，第99页，第107页，第239-2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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