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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豆蔻少女演到白发老人,潘迎紫用精湛的演技,生动演绎了武则天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一生。
潘父是个颇有文艺气息的人,不仅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还喜欢画画、经文和旅游。
在父亲的影响下,潘迎紫也喜欢上了诗书文学,而且能歌善舞,对表演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
14岁那年,潘迎紫考入邵氏南国实验剧团二期培训班。
刚出道时,因为拥有优秀的歌舞表演技能,潘迎紫出演了不少邵氏的歌舞片电影。
同时,她还受邀前往泰国,获得了在泰国国王面前表演的机会。
1966年,潘迎紫被邵氏电影公司推为
“新十二金钗”
之一。
她喜欢男主方刚,但因为得不到对方回应,便由爱生恨,在偏激之下砍下了方刚的手臂。
凭借这个角色,潘迎紫在影坛崭露头角,正式走进大众视野。
随后,她又出演了《江湖三女侠》、《十三条虫》、《老爷酒店》等多部影片,演艺经历日渐丰富。
但她长得漂亮,又能吃苦,肯在表演上下功夫,走红只是时间问题。
然而,
就在大家以为她只缺一场机遇时,
潘迎紫却选择了婚姻,逐渐淡出娱乐圈。
与潘迎紫结婚前,他曾追求过郑佩佩,看似一片深情,实际三心二意。
追求郑佩佩未果后,陈鸿烈又把目光放在了年龄更小一些的潘迎紫身上。
面对成熟稳重,温柔体贴,又帅气多金的追求者,自然很快就心动。
这年,潘迎紫22岁,正值事业的黄金期,但为了爱情,她毅然放弃了前程。
朋友轮番劝解,一概不听,
直到有一天,她自己突然想通了,才决定放下过去。
那八年已经消耗了她所有的爱恨,
同样的错,她不会再犯第二次。
出演这个角色时,潘迎紫已经35岁,但紧致的面容,却让人丝毫看不出岁月的痕迹。
那张她睁着水汪汪的大眼睛,用手轻轻托住脑袋的剧照,哪怕是今日见了,也仍是会忍不住感叹她的美丽。
凭借“小龙女”一角,潘迎紫在台湾名气大涨,彻底走红。
为了演好剧中“武则天”这个角色,她下了很大的功夫。
演出前,潘迎紫找了很多武则天的资料,包括野史、正史等。
通过这些资料,去了解武则天这个人,了解她所处的历史背景。
因为需要从妙龄少女演到垂暮之年,为了表现老态,潘迎紫还让化妆师往她脸上抹了一层又一层的胶水。
她所饰演的“武则天”的经典影视形象也红遍全国,成为了一代人的荧幕记忆。
她将更多的时间花在了培养爱好,和经营自己的生活上。
研究美容、做做投资,保持适当的运动,把日子过得像诗一样美好。
潘迎紫这一生,经历过事业低谷,也经历过失败的婚姻,至今无儿无女。
一路走来,她始终牢牢掌握人生的主动权,走在心之所向的道路上。
最后,愿世间的你我,能都如潘迎紫这般勇敢,努力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近年来,性别议题开始受到更多关注,可也有很多朋友问:
中国男女已经如此平等,还要怎么样?现在有的女性那么强势,应该是男性要求更多的福利和权利吧?
所以,性别不平等是不是伪命题?中国和其他国家相比做得如何?现在和历史上的对比又如何?
中国性别平等进步巨大,“妇女能顶半边天”在国际社会中被广为传扬。
近年来离婚率大幅上升,离婚变得越来越普遍。
女性敢于说不,敢于追求更好的生活,这都是在短短几年内发生的。
比如,2015年底我国才出台《反家庭暴力法》。又比如教育部统计各级各类学校女生人数,本科的女生人数占53.7%,研究生的女生人数占50.9%,这是教育事业非常令人激动和欣慰的巨大进步。
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进步,令人激动的进步。
但依然存在很多不足:
例如,2022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1.1,即
每100个女婴对应111个男婴
。重男轻女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
例如,很多公司不雇用女性员工,有企业在招聘中直接注明
“男性优先”“不招女性”,这是赤裸裸的歧视。
例如,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3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本次报告共收录146个经济体的数据。在政治参与方面,阿尔巴尼亚、芬兰和西班牙有超过50%的部长职位是女性,相比之下我们和印度等国的数字低于7%。
根据世界银行的全球性别数据库(Gender Data Portal),
中国女性2022年劳动参与率是61.1%,但在家庭中女性贡献的无偿家务和照顾孩子的劳动时间是男性的2.6倍
。这些数字都是尚不平等的明证。
这就是经济学家刘倩专研
性别经济
和
剩女经济
的原因。
她想做点事情来消除性别不平等,而经济学是她掌握的唯一武器。
2015年她撰写一篇《“剩女”经济学》,
参考了Lena Edlund教授的《Sex and the City》一文,这篇文章关注全球44个经济体,
发现全世界大城市里女性数量普遍高于男性。
男性到大城市是为了找一份更好的工作,女性到大城市来不仅是为了找更好的工作,还为了找更好的另一半。
把中国所有近300个地级市的相关数据调出来,看哪些城市“剩女”现象更严重。全国市辖区20~39 岁男女性别比例平均是1.05,即男性绝对数量多于女性。
因此,
从性别比例看,中国不存在“剩女”现象。甚至可以说,女性的数量是对女性处境更友好的条件。
因此,
“剩”不在于两性数量的失衡,而是婚姻市场中的结构性不匹配。
后来育娲人口研究智库发布《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2版》,计算生育的成本有多高,计算口径包括奶粉、教育、租房等。
刘倩对这篇报告是有矛盾情绪的。一方面,这份报告让大家了解到生育的高额成本,引起社会和政府的更多关注。这非常令人钦佩。
另一方面,
这项研究完全缺失性别视角,甚至可以说是典型的男性视角。
平时经常听到女性对这个问题的不满,甚至是气愤。“为什么女性不多生孩子?男性从来没 生过孩子,怎么知道女性到底怎么想?”,直接就建议政府给补贴,其实不能解决问题。
于是她和北京大学的赵耀辉老师和张晓波老师,共同撰写了《性别经济学视角下的生育政策建言》。
她们更关注间接和不确定性成本,计算出
在中国,仅由于女性要放弃的职业机会,就相当于57 万元的“生育惩罚”,这个数字比直接成本(48.8万)还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