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谌旭彬
长期以来，《田中奏折》被认为是日本鹰派策划发动侵华战争的标志性文件。但近年来，中文世界开始流传一种说法，称该奏折乃是苏联所虚构伪造，旨在激化中日矛盾。
这种说法，可信吗？
日本学界与中国学界的基本看法
1927年，日本田中义一内阁召开“东方会议”，研讨对华政策。
1929年，
第三次太平洋会议
在日本召开，中国代表
阎宝航
等人在会上拿出一份文件称：
“我们这儿有一份从日本帝国得到的文件，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是1927年日本东方会议后，首相田中呈天皇的奏折。”
这份文件在会上引发轩然大波。其后，南京《时事月报》将该文件主要内容公开刊登。
此即“田中奏折”为世人所知的大致过程。 ①
因该“奏折” 明言：“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故当年披露之时，曾予国人极大刺激。日本政府则竭力否认该“奏折”的真实性。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外扩张的步调，大体与“奏折”的规划相近，这份文件的真实性，遂不再成为舆论讨论的焦点。然而，自日本战败投降至今，始终未曾发现“奏折”原件。
图：左，《田中奏折》当年在中国传播的一个刊本；右，田中义一。
目前，史学界对该问题的基本研究状况如下：
（1）日本学者，无论左、右翼，均普遍认为“奏折”乃是伪件。
（2）中国学者，持肯定论者渐少，持否定说者不多，真伪难断有成为主流观点的趋势。
2010年的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
，颇能反映上述分野。
日本学者服部龙二认为：“田中的理想是使有反共倾向的蒋介石与张作霖南北分治，田中承认蒋介石的统一，让张作霖返回东北，以图安定”，“《田中奏折》与东方会议极大地背离”，乃是伪折。
中方学者王建朗则强调：“该文件如何产生，尚有不明之处，但后来日本的扩张路线恰恰如该文件所叙述”，“要消除外国对该文件的怀疑是困难的”。②
简言之，支持“奏折”为真的主要依据，乃是“后来日本的扩张路线恰恰如该文件所叙述”。而否定“奏折”真实性的主要依据，则是具体内容上的错漏百出。
比如，奏折的格式——署名、行文、乃至呈递流程——均不符合上奏天皇的固定规制，逾制、冒犯之处甚多。再如，奏折对许多关键事件的描述也错得离谱——山县有朋1922年1月已死，九国公约成立于1922年2月，“奏折”却说“先帝密召山县有朋，……妥议打开（九国公约）之策”；田中1922年在上海遭遇朝鲜志士刺杀，“奏折”却说他是在1914年被中国人袭击。
因此类错误极多，故日本学者一致认为该奏折“满身创伤，诚为伪物，毫无议论余地”。
③
图：国民政府辽宁外交特派员王镜寰为日总领事函请收回田中奏折英译本事给辽宁省政府呈文，1931年5月18日
两位当事人有很多说法大相径庭
除文本问题之外，“奏折”的“泄密”过程，在史料上也存在着极大的分歧。
按阎宝航的说法，他是从
张学良秘书王家桢
处得到的“田中奏折”抄本：
“震惊之下，（我）如获至宝，遂商得筹备会同意，译成英文，印出二百本，分送英、美、加等出席（第三次太平洋）会议的代表，这是《田中奏折》公布于世的开始。”④
按王家桢的自述，他得到“奏折”，是在1928年末：
“我们驻东京办事人（日籍台湾人，在日本出生，但祖国观念很强）分批给我寄来一些文件。另外来信说：这是绝对秘密的文件，……这个文件，大概是分十余次寄来的，……稿件抄得非常潦草，错字错句很多，念起来也不顺口，不易阅读……稿子全部到齐，经过翻译整理，订成为一个完整的文件，已经是1929年的春天了。……因为是极密文件，……（经张学良批准）共只印200本，发给在东北范围内简任级有实职的人员每人一本，送给南京国民政府四本（当时共发出120本，其余存在我家）。”⑤
王家桢提到的“日籍台湾人”，乃
蔡智堪
。
对于如何取得“奏折”，蔡的所述，与王的口述大有不同。
比如，蔡称：他窃取“奏折”，乃是奉了王家桢密函的指示；王却说：自己是突然收到蔡寄来文件，“后来才逐渐觉察到，这个文件不是个寻常的伪制品”。
再如，蔡说：这个文件，是他动用个人关系，化装潜入皇宫，“费时两夜，细心抄出”；王却说：蔡来信告诉他，文件“是他（蔡）的朋友在某政党干事长的家里当书记抄写得来的”，且称所收文件潦草错误极多，距“细心抄出”四字甚远。
尤为难解的是，蔡说：文件是他“密藏在皮箱夹层里面，亲往沈阳”，面交给王的；王却说：文件是分批寄来。⑥
为什么同为事件的当事人，二人对交集情节的描述却如此大相径庭？ 迄今为止，这仍然是一个难解的谜团。
图：1930年10月，外交部次长王家桢（左二）作为接收大员，从英军手中收回威海卫
俄国学界与克格勃中将的说法
与阎宝航、王家桢、蔡智堪等人对《田中奏折》的流出情形的描述不同，苏联情报机构认为，该奏折乃是苏联特工从日本人手中获取：
“《俄国对外情报工作史纲》的作者们认为，哈尔滨谍报机关工作的最大成就就是获得《田中奏折》。……《田中奏折》是由
佩列克列斯特
获得的。它的获取是驻哈尔滨谍报机关的‘光辉成就’。1929年，正值中国国内反苏运动猖獗之际，
中国杂志……在俄罗斯特工机关的帮助下，登载了《田中奏折》。
……有趣的是，……我们的情报员在不同的国家（朝鲜）几乎同时获得了同一种文件（田中奏折）。”⑦
“奏折”对外公开披露的第一环节——阎宝航——曾受到共产国际情报局的表扬：“你的情报工作第一，斯大林知道你。”参加1929年的太平洋会议之前，阎刚刚自英国留学归来；其归来路径，是取道丹麦、途经莫斯科。⑧
另据俄国学者维克托·乌索夫披露：
“早在20年代初，美国就对日本在亚洲日益增长的影响感到不安，从而决定了美国军界的‘亲俄立场’。这种‘好感’表现在美国情报部门与布尔什维克进行的非正式合作中。”⑨
此种“合作”，似乎也涉及到了“田中奏折”。在苏联克格勃退休中将维塔利·巴甫洛夫看来，所谓的美国人拿到《田中奏折》，其实是苏联特工的成就，他曾愤愤不平地说道：
“获得这份情报不仅是哈尔滨和汉城秘密情报机构的光辉成就，也是整个对外情报机关的出色成果。然而就在当时，美国情报机关企图将这一成果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为此他们以电影《带血的太阳》重新演绎了美国版的《田中奏折》。”⑩
（笔者注：《带血的太阳》，即《Blood on the Sun》，1945年4月在美国上映。该影片描述了一位美国记者对外披露“田中奏折”的冒险经历，该电影引起了维塔利·巴甫洛夫中将的高度不满。）
有一点值得注意：蔡智堪与美国驻东京大使Joseph C. Grew之间，在情报工作上确实保持着某种密切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