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 | 戴比·布克钦：什么是“自由意志城邦自治主义”？

东方历史评论 · 公众号 · 历史 · 2019-12-12 10:00

正文

采访： 《绿色欧洲期刊》

翻译： 蒋亦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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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按 ：在爆发于2011年的叙利亚内战中，出现了一支独特的力量——叙利亚东北部的库尔德人。 2012年，由于疲于应对步步逼近的叛军，阿萨德当局从叙利亚东北部库尔德人地区撤军，以便将精力集中于西部和南部的战事。在随后形成的权力真空中，库尔德人得以在这块面积约占叙利亚领土1/3，在库尔德语中被称为“罗贾瓦”（Rojava，意为库尔德地区的“西部”）的地区实现事实上的自治，并建立了以库尔德人为主的武装力量，抗击进犯的恐怖组织IS。 2014年1月，自治政府正式宣布成立。同年，在辛贾尔山对雅兹迪人的营救，和土叙边境的科巴尼保卫战，令罗贾瓦的自治实践受到国际瞩目，扛枪的库尔德女兵的形象也深入人心。此后，罗贾瓦武装力量也成为美国在中东抗击IS的军事行动中最主要的盟友。仰赖与美军的结盟，罗贾瓦也暂时不必担心在国境线另一边虎视眈眈的土耳其的侵犯，后者因为罗贾瓦当局与库尔德工人党（PKK）的联系，而将其一并视为“恐怖组织”。

库尔德女兵

但是，美国的背叛却突如其来。 2019年10月6日，在和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一通电话后，特朗普突然宣布撤出美国在叙利亚东北部的驻军，结果是土耳其在9日即发动了宣扬已久的入侵，目标是清除罗贾瓦与土耳其边境线30公里纵深内的库尔德武装，把当地设为“安全区”，并将国内的360万叙利亚难民中的相当一部分迁移至此——这被认为可能构成对当地以库尔德人为主的原住民的人口置换，罗贾瓦方面称之为“种族清洗”。在成功赢得美国和俄罗斯的默许后，土耳其的军事行动持续至今，不仅造成了人道灾难，对罗贾瓦民主自治实践也构成致命威胁。

在2014年罗贾瓦自治政府成立时颁布的《社会契约宪章》中提出，罗贾瓦的自治建立在直接民主、生态保护和妇女解放三大基础上。众多报道证实，即便远非完美，罗贾瓦多年来在相当大程度上坚持实践这些原则。在一个极端主义进击，同时仇恨、偏狭和威权主义乃至法西斯政治如同其镜像般扩张的时代，这样的实验具有格外重要的价值，甚至有人将罗贾瓦与极端保守与威权的IS和土耳其国家之间的对垒比作西班牙内战。

罗贾瓦这套被称作“民主邦联主义”的政治蓝图，一个重要思想来源是美国社会生态主义思想家默里·布克钦（Murray Bookchin，1921～2006）的“自由意志城镇自治主义”（libertarian municipalism）。他女儿戴比·布克钦（Debbie Bookchin）在以下的访谈中阐述其父亲这一思想的形成过程，及其在当代的实践——不仅是罗贾瓦，也包括正在西方国家中萌生的“城镇自治运动”（municipalist movement）。这些思想和实践提示当下的人们思考：当社会不平等与冲突反倒滋养壮大了右翼民粹主义，当经济发展导向气候危机人类却不能携手应对，当国家不能提供解放性图景反倒成为不可抗拒的压迫性力量，不甘世界沉沦的人们还能做什么？

2019年12月上旬叙利亚版图上罗贾瓦武装力量“叙利亚民主军”（SDF）控制区域（绿色）和被土耳其夺取区域（红色）

原按： 从美国到西班牙乃至别处，在过去十年中出现了一股城镇自治主义的和地方民主的公民运动浪潮。其中很多受到了美国作家、思想家默里·布克钦思想的影响。他展望了一种新的、基于大众集会和草根民主的新型左翼政治。我们坐下来和戴比·布克钦讨论这些运动是如何实践她父亲的思想的，以及自由意志城镇自治主义面临哪些潜在挑战。

问：你如何解释过去十年城镇自治主义的和地方性民主的公民运动与集会的扩张？在多大程度上它们是你父亲思想的实现？

戴比 ·布克钦 ：城镇自治主义今天在实践中已经具有了多种不同的形式。我父亲投身于一项极具革命性的废除资本主义、等级制与国家的事业。他相信，街区集会（neighbourhood assemblies）是真正的草根民主的必要组成部分，因此在50年前就开始敦促左翼发展一种激进的城镇自治主义政治。在他1968年的论文《自由的形式》（TheForms of Freedom）中他写道： “不能将革命的目标与革命的过程相分割。一个基于自治的社会必须以自治的手段实现。 ”在这些陈述中，你可以看到一个我们今天称作“预示性”（prefigurative）政治的早期版本。这种思想是指，我们只有通过活出和实践出那些我们所希望创造的社会的种种理想，才能在旧社会的躯壳里创造出一个新的社会。如果我们想把权力放到生活在城市和镇子中的普通人手上的话，那么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就在地方层面组织那种面对面的激进民主。

我父亲注意到历史上有过很多此类先例，从古代雅典的人民会议（ecclesia），到1793年巴黎的革命区（revolutionarysections），再到1936年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团体。我们还可以加入今天在叙利亚罗贾瓦（ Rojava，库尔德语“西部”，意为库尔德地区的西部，位于叙利亚境内东北部，也是未获叙利亚和国际社会承认的“叙利亚北部和东部自治政府”的惯用名——译注）的库尔德公社。我认为城镇自治主义因为多种原因而受到关注。首先，人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关于夺取国家权力的观念已经破产——中心化的权力不可避免地让那些自称以人民的名义发言的人腐化。与此同时，数十年来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缝隙中开展的组织工作，正如无政府主义者们长期以来所做的，却未能创造出基础性的变革，即便它为那些更加整全的社区创造出了一定的空间。城镇自治主义在这场辩论中提供了一个第三极，它允许人们真的去实践政治所应是的样子，即一种社区中每一个感兴趣的成员都可以参与的治理社区的艺术。城镇自治政治也十分令人满足——它允许人们聚到一起，体验被赋权的感觉、社区的感觉。而且它已经开始实现实质性的变革，就像在巴塞罗那已经做到的那样——“共同的巴塞罗那”（ Barcelona en Comú，一个成立于2014年的城镇自治主义和参与式民主平台，赢得2015年巴塞罗那市议会选举并执政至今——译注）成功约束了Airbnb，建立了一个市属公共电力公司，并让银行更难取消赎回权。

戴比·布克钦

问：从占领运动到城镇自治平台，你如何评价过去几年中美国的激进民主和左翼行动？

戴比·布克钦 ：左翼在美国多年来都处于虚弱状态，将地方政治组织工作拱手让给极右翼。城镇自治主义在美国仍然处于萌芽状态，但是它正在成长。部分是缘于国家的规模和多样性，因而它在不同的地方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在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那里地处南方，80%的人口都是黑人），杰克逊合作社（Cooperation Jackson）20年来一直致力于营造一个能够赋权于黑人和劳动阶级居民的合作经济。在美国的其他地方，比如太平洋西北地区城市比如俄勒冈的波特兰和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城镇自治主义最近已经部分因为2016年大选而获得动力。现在，有人在尝试将很多此类城镇自治运动联合起来，比如通过去年夏天在纽约和波兰华沙举办的“无畏城市峰会”（Fearless Cities summits），还有就是“共生研究团体”（Symbiosis Research Collective）在帮助组织城镇自治主义积极分子的联合，从而形成一个覆盖整个北美的组织。

问：什么是自由意志城镇自治主义？

戴比·布克钦 ：我父亲在9岁的时候成为美国共产党的一名“少先队员”，所以他可以说是由他们带大的。但是，他慢慢对一直以来充斥马克思主义左翼的经济简化论感到不满。他曾就职于一个铸钢厂，发现那里大多数工人基本上只对更高的薪水感兴趣，这让他开始放下对“无产阶级”革命潜力的幻想，开始寻求将自由的理念拓展到经济解放之外。他感到， 自由应该面向的是各种形式的压迫： 种族、阶级、性别、族裔，以及无意义的劳累。 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越来越清楚，资本主义“要么增长，要么死”的逻辑与地球的生态稳定相冲突，而且生态问题跨越阶级界线，因而具备使社会的所有部分激进化的潜力。

他于是开始完善他称之为“社会生态学”（social ecology）的思想，它始于这样一个前提：所有环境问题的根源在于社会问题。这意味着，在消灭每一种形式的宰制与等级制度之前，不可能解决生态危机——无论是年长的对年轻的，男人对女人，原性者对变性者，还是经济压迫和各种其他社会分层。通过社会生态学，他既批判当前的社会与生态危机，同时描绘一种条理清晰的重建愿景。他试图解决的问题是：我们应当如何具体地创造出一种新的平等主义社会？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他意识到直接民主与自我治理——即相信地方社区能够决定自己的未来，并通过联盟（confederate）来处理地区性乃至全国性问题而无需诉诸一个中心化国家——具有丰富的历史遗产。他把这套思想称作“自由意志城镇自治主义”，或者“公社主义”（ Communalism，“C”大写，以区别于这个词在南亚语境中族群仇恨的含义。默里·布克钦在2006年的Social Ecology and Communalism一书中指出这个词起源于1871年巴黎公社，指“自治的地方社区结成松散的联盟”，故取此译名——译注）。

默里·布克钦

问：你父亲强调城市在追求社会生态主义政治中的角色。为什么城市如此重要？难道这不会带来城市与乡村和小城镇之间更大的分化？

戴比·布克钦 ：毫无疑问城市是两面的。一方面，城市嘈杂、受污染、让人喘不过气来。它们是资本主义的引擎。而在另一方面，在历史上，它们也一直是部落从属关系被公民权这一解放性思想——即人无论出身皆可充分参与社会——所超越的地方。我们需要通过在街区和去中心化的城市中赋权于人，以此来重拾自治市（municipalities）的这种解放潜力。我们也可以采用诸如太阳能和风能的去中心化技术，并推广诸如“和而不同”（unity in diversity），认为社会稳定是复杂性、多样性和丰富性的共同结果等生态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有助于培育互助与社区营造。我父亲同时意识到城市的压迫与解放的潜能，感到它们并不必被视为与乡村对立。现实是，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城市中，一种立足于社区并嵌入社区的政治可以给左翼以一种它长期缺乏的组织工作载体。

问：在你编辑的你父亲的文集《下一场革命：大众集会和直接民主的承诺》（The Next Revolution: Popular Assemblies and the Promise of DirectDemocracy）中，“左翼的未来”和对联合（unity）的紧迫需求是一个一再出现的主题。为什么他做出这种呼吁，以及具体是怎么说的？

戴比·布克钦 ：那本书中有一篇题为《左翼的未来》（The Future of the Left）的文章，我父亲在文中追溯了传统左翼的历史缺陷。他指出，资本主义仍然是一种持续演化、惊人地坚韧的体系，它同时败坏自然与人类心灵的能力依然未受遏制。他说，在未来，左翼必须能够围绕跨越阶级界线的议题动员民众，以抗议为基础的政治根本就不是政治。基于相当具有预见性的观察（考虑到今天极右翼民粹政治的崛起），他敦促左翼把注意力放在具备跨越阶级的吸引力的议题，理解诸如性别歧视、种族主义、民族主义乃至全球变暖等诸多议题，都是等级制所造成的病症之实据。他相信，左翼必须有意识地向民众解解释单个议题在更大范围内的重要性，将它们与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破坏、等级制和宰制相联系起来。这么做最好的办法之一，就是在街区层面着手。

对我父亲来说，城镇自治主义政治的意义远远超过将进步议程带进市政厅。对他来说，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一个教育过程。在其中，通过会议或“促膝交谈”（communing），我们发展出一种使我们能够恢复政治的本意的性格。 政治本来应该是一种基于理性、社区、创造力和自由结社的道德呼唤。 在一个人权、民主、公共利益都在遭受日益民族主义、威权主义的中心化国家政府的攻击的时代，从来不曾如此重要的，是与我们的邻居开展面对面的沟通，是为了表达共情，为了理解我们之间的共同点，为了真正的公民权和自由，而夺回公共领域。

问：如果不是在危机时期，我们该如何维持自由意志城镇自治主义所必须的公民政治参与？虽然自由意志城镇自治主义和“政治的女性化”（ feminisation of politics，在各地城镇自治主义运动中出现的一个概念，既是指增加女性参与政治，施政服务于女性权益，也是指政治中贯彻女性视角、立场和精神气质——译注）倾向于排斥制度化和领导权，但如果为了把政治事业推进，后两者似乎又是必须的。

戴比·布克钦 ：如果人们能在自己的社区里看到成果，就会愿意参与并保持参与。他们希望在自己的家门口看到变化——无论是更好的住房、教育，还是更好的空气质量。城镇自治主义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探讨这些议题的手段。下一步是将这些议题联系到更广大的议题，比如种族正义、生态恶化、资本主义，但是一切都是从社区开始。我们被哄骗到以为政治就是每两年、四年或五年进一次投票站按一下按钮。自治主义政治允许我们重新夺回这一人之为人的十分本质的部分，去通过对它的实践来成为一种新人，继而改变社会。

城镇自治主义追求的是改变政治的本质，让它成为人们为自己所做的事情，而不是“为他们做”，或更经常是“对他们做”的事情。

我不认为自由意志城镇自治主义和政治的女性化这两者与制度化和领导权相抵触。领导人会一直存在，那些更了解情况或更善于修辞的人。而且，自由意志城镇自治主义事实上呼吁以自下而上、直接民主的街区集会的形式将政治权力制度化——这是城镇自治主义与其他的进步运动的不同之处。重要的是政治与政治制度要透明并且可以问责。具体地说，城镇自治政治要求那些被选入市议会的人将自己看作地方集会的代表，并且100%对他们的集会负责。如果他们没能代表把他们放到权力位置上的人们的意愿，那么他们就会被召回。这要求他们遵守一套伦理规则，并且轮值。设计出这种透明度是为了让政治变成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的事情，并且根植于集会这种组织形式。

问：在2000年后的最初几年，库尔德工人党（ PKK，1978年成立于土耳其，1984年对土耳其国家发动武装斗争，寻求建立独立的库尔德人国家，1999年起间断性宣布停火，2009年起与土耳其启动和谈，但至今被土耳其、美国、欧盟等认定为“恐怖组织”。它起初以马列主义为意识形态，90年代起逐渐转向民主邦联主义，不再寻求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而是在既有民族国家政治框架内寻求自治——译注）被囚禁的领导人阿卜杜拉·奥贾兰（ Abdullah Öcalan，1948年前后生于土耳其，库工党创始人，1999年被土耳其政府逮捕并被关押至今，在狱中持续阅读、写作和出版，保持对库尔德运动的思想领导——译注）决定将库尔德政治事业与公社主义、大众集会和邦联主义相结合。罗贾瓦是如何将你父亲的思想付诸实施的？

戴比·布克钦 ：大约400万人生活在叙利亚北部与土耳其边境一线的罗贾瓦，那里已经成为自由意志城镇自治主义，或库尔德人称作“民主邦联主义”（democratic confederalism）的巨大的活样本。建基于生态、直接民主和妇女解放三大支柱，库尔德人已经建立了这样一套制度，在其中女性至少须占据所有选举产生的职位中的40%，担任所有行政部门的联合主席，此外还有一个独立的委员会系统裁定所有与妇女相关的议题。人们在一般由40到100户家庭组成的“公社”（commune）中会面，集体决定涉及生活各方面的事务，从交通管理到应该开办哪些市属合作社——他们派代表到街区层级，然后再到市级，最终到达“州”（canton）级。因此他们甚至可以在面积接近比利时的相当大的地理范围内决定区域性事务，用一种最终汇报给地方公社的代表制度，无需诉诸中心化的国家。除此之外，与之相配套的还有一套委员会制度处理诸如教育、青年、妇女、经济和健康等议题。这是对库尔德人的决心的证明，他们在一场残酷的内战中，在与IS的斗争中损失数以万计的年轻男女的同时，实施了这样一套制度。

阿卜杜拉·奥贾兰

问：美国人如何看待这一激进民主和城镇自治项目？

戴比·布克钦 ：在美国和在欧洲都有一些地方团体试图建立对罗贾瓦的公众认知。可惜，美国与它建立团结的努力比欧洲的同侪们差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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