矫枉以正：宪法保护与性别政治平等｜Comparative Politics

女性权利倡导者们应该追求差异政治还是平等政治？这个问题将通过对74个国家的宪法结构中性别的使用进行编码和分析来解决。本文将在宪法结构中比较基于性别保护的国家与强调平等或性别中立的宪法结构的国家，分析这些差异是否对女性的政治代表性和经济地位产生重大影响。文章显示，基于积极促进女性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平等的宪法条款的差异政治与性别平等——尤其是政治平等——呈正相关。

P riscilla A. Lambert 西密歇根大学政治学系

Druscilla L. Scribner 威斯康星大学奥什科什分校政治科学系

二、研究假设

国家宪法中的性别是根据关于所有公民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权利条款的八个问题以及关于女性、母亲和家庭的特殊条款或声明来编码的。这些问题的分数用于将国家分为三种相互排斥的宪法类型之一：性别中立、差异平等主义和差异母性主义。

性别中立的宪法包含旨在对性别（以及其他阶层或类别的个人）保持中立的宪法条款。美国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属于这一类别。这两个国家的宪法都没有明确提到性别问题，宪法对性别平等或歧视问题持中立或沉默态度。此外，有反性别歧视声明或包括性别的简单平等声明但不包含其他（特别主动的）性别平等条款的国家，被列入中立类别。这些宪法明确提到了性别，但在平等待遇的声明中将其作为个人的几个类别之一。比如斯洛文尼亚通过反歧视声明保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然而，该宪法没有包含其他措施，以寻求为女性提供公平的经济或政治竞争环境。

在差异平等主义中，宪法包含的结构在宪法上承认性别是一个独特的类别，并具体通过平衡政治、经济和社会竞争环境来追求平等。为符合差异平等主义的条件，宪法必须在两个或更多的平等主义问题上得到肯定的答复。不同的平等主义宪法明确承认并积极促进性别平等。

差异母性宪法包含广泛强调女性作为母亲和妻子的不同需求和地位的宪法结构，并提供基于性别的保护、例外和限制。差异母性宪法倾向于加强传统的性别角色，并表明有大量的宪法语言和具体条款保护和促进母性，并将女性的公民身份与她们作为母亲的角色联系起来。

表1 性别差距指数以及经济和政治参与子指数的汇总统计数据

个人权利假设

早期的女权运动寻求与男性平等，并保障男性享有的基本权利。这种方法在今天仍然盛行。以性别中立为主、以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理想为基础的宪法结构，消除了女性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发展障碍。差异女性主义者所支持的"特殊待遇"被认为是歧视性的和不民主的，它消除了女性作为个人而不是作为母亲要求和获得权利的能力。性别中立的宪法保证了个人的平等；它们不以不同于男性的方式对待女性，也不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来确保女性实现与男性平等。

差异女性主义者认为机会平等在经验上或理论上根本不存在。相反，个人平等是基于“自由民主的虚假普遍主义”，因为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所拥护的自由主义原则“隐含地将男性作为规范”，因此本质上不利于女性角色和劳动。差异方法认识到，存在阻碍女性充分参与政治、社会和经济领域的社会和结构性障碍。如果差异方法的假设是正确的，强调性别差异的宪法结构应该对性别平等产生积极影响。

然而，当务之急是不仅要区分差异和个人平等，还要区分基于母性主义和女性传统性别角色的差异规定和基于平等主义原则的规定。对女性作为母亲的传统（而且往往是保守的）角色的差异母性主义强调，宪法中对家庭的理想化，以及对妇女、儿童和家庭的实质性保护，应该与男女之间更大的不平等相联系，政治社会将维持传统的性别角色置于性别平等和结束歧视之上。因此，差异母性条款承认女性的差异性，特别是她们作为母亲的角色，但同时强化了女性充分参与政治和经济领域的社会和结构性障碍。根据这一逻辑，对母性的强调可能与女性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呈负相关。具体来说，差异母性宪法将表现出较低的性别平等水平。

相比之下，通过具体规定来打击和消除性别不平等的积极措施，主张女性在婚姻和社会中与男子平等，包括同工同酬的宪法规定、代表配额和平等权利的行动，应该与性别平等的措施正相关。因此，差异平等主义宪法将证明性别平等水平相对高于性别中立或差异母性宪法类型。

本研究共包括74个国家。案例的数量取决于是否有英文或西班牙文的宪法译本，以及是否有关于因变量和控制变量的一致和最新数据。

表2 按宪法类型划分的性别差距得分和女性政治和经济地位指标

这些数据表明，拥有平等主义宪法的国家在性别差距指数以及与政治参与有关的组成部分方面的表现优于其他类型。然而，在所有的经济指标上，拥有性别中立宪法的国家表现最好。

经济指标的平均数有些令人惊讶。人们期望，保障工作场所平等的宪法条款或政府有责任纠正性别歧视的明确声明，会与经济平等和参与措施的得分相同或更高。相反，拥有平等主义宪法条款的国家在经济成果方面的得分实际上低于拥有中立宪法的国家，但在政治成果方面的得分却更高。简而言之，平等主义宪法条款在政治领域对性别平等似乎比在经济领域更有效。

为了检验宪法类型的影响，表3使用了不同的平等主义和不同的母性宪法类型的虚拟变量（基本类别是性别中立类型）。此外，还包括政治体制、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变量。配额变量也是一个虚拟变量，表示是否存在选举和/或政党配额。此外，还包括三个措施来控制文化：宗教，女性获得投票权后的年数，及女性首次当选后的年数（分别为2003年与投票权和妇女获得国家政治职位第一年之间的差异）。最后，联合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指数被用来作为发展水平的控制变量。

表3 使用性别差距指数和经济和政治差距子指数作为从属变量的回归结果

表3的第1-4列显示了用性别差距指数作为因变量衡量的回归结果。在模型1中，所有有自变量和因变量衡量标准的国家都被包括在内。与基础类别的性别中立宪法相比，拥有母性宪法的国家在性别差距指数上得分更高，而拥有平等主义宪法的国家（其系数比母性更大）比中立和母性宪法的得分都高。尽管母性宪法条款应该比性别中立或平等主义条款的性别平等得分低、它们实际上比性别中立宪法的得分要高。简而言之，在宪法上承认差异，更有利于性别平等、无论是母性主义还是平等主义，都比追求性别中立的方法更有利于性别平等。

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分别进行了两次回归。结果证明不同的变量对不同的发展水平很重要。这一结果加强了第一个模型和描述性统计中的发现：平等主义的宪法与性别差距指数的得分相关，比中立或母性宪法的得分都高。这支持了这样的假设，即配额正在一些最贫穷的国家推行，而这些国家的性别不平等程度是最高的。

接下来测试的是性别条款的加分是否对性别结果产生预期的影响。在模型4中，使用性别问题的宪法条款总分作为自变量。大多数自变量的符号和意义与第一个模型中的基本相同，但总分变量对性别差距指数没有影响。这一发现也支持了这样的论点：有必要区分平等主义和母性宪法的性别规定，并分析它们对性别平等的不同影响。

迄今为止的结果为以下论点提供了相当有力的支持，即差异性政治比个人平等的政治更有可能改善性别平等。具体而言，这些结果表明，基于平等主义或积极主动措施的差异政治，而不是基于母性主义的差异政治，更有利于性别平等。首先，无论分析的对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平等主义的宪法变量在每个模型中都是正的和显著的。第二，虽然在包括所有国家的情况下，母性宪法变量是正的，而且是显著的，但在模型2和模型3的回归中，它都不显著。这个结果可能与较小的样本量有关。最后，在模型4中，使用总分而不是区分母性和平等主义的差异，综合得分对性别平等并不重要。如果仅仅是有更多的承认性别差异的规定对性别平等有好处，那么总分变量应该是正的和显著的。

为了进一步探讨上述宪法类型与性别平等之间的关系，我们分析了宪法类型对性别差距指数的组成部分的影响。表3第5栏和第6栏显示了性别差距指数中两个子指数的回归结果：经济差距和政治差距。

与汇总统计中的发现一致，平等主义的宪法类型对政治结果的影响似乎比对经济结果的影响更大。也就是说，在经济领域，性别化的宪法条款和性别中立的宪法条款之间没有明显的差异。对政治和经济平等之间的这种差异的一个解释可能是，平等主义的宪法规定在公共领域更明显，也许更容易执行。相比之下，私营部门的雇主可能不太愿意完全接受平等主义条款（如同工同酬），并想方设法避免执行这些条款。

这些结果提供了有趣的统计证据，表明宪法，特别是平等主义的宪法条款，对性别平等很重要。然而，这些结果并不能明确地证明因果关系。结果中存在一个同时性偏差的问题。与其说宪法规定导致了男女之间更大的平等，不如说男女之间更大的平等可能会导致解决性别差异的宪法修正案（或要求修正案的政治压力）。

同样，文化对性别平等的影响也可能受到这里测试的因素的影响，即有关性别的宪法规定。文化态度决定了宪法条款的内容和意图（性别是否被 "宪法化 "以及以何种方式被宪法化），而这些条款反过来又影响了文化对女性的态度。简而言之，政府行为影响了文化态度，而文化态度又使政府的进一步行动成为可能。

关于评估哪种因果关系更合理的问题，因果关系很可能是双向的。理想的情况是，包括性别条款的时间变量，以帮助证明宪法条款先于平等方面的变化。然而，这一信息并不容易获得，而且确定每项规定的出台时间也超出了这次对性别和宪法分析的早期尝试的范围。与其使用工具变量，梳理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最佳方式是使用比较案例研究分析，考察每个宪法类别中的关键国家案例，以确定国家宪法何时引入性别条款，这些条款在一段时间内如何实施，以及引入这些条款之前和之后女性的政治和经济地位状况。

四、结论

这项研究建立在早期关于性别和宪法的工作之上，并试图系统地分析国家宪法中的性别问题，评估其对女性政治和经济赋权的影响。对核心问题——女性权利倡导者应该追求差异政治还是平等政治——的回答是，差异政治通常更有利于性别平等。基于平等主义宪法条款的差异政治对衡量性别平等，特别是政治平等有积极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基于母性主义的差异政治也可能是有益的，但这一结果并不稳定。同时，差异政治的积极影响似乎并没有延伸到经济领域。对于性别经济平等，强调差异的宪法和保持性别中立的宪法之间没有显著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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