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几十年的“商人”，老刘学会了周旋，也曾试图“博弈”。更多的时候，他只能曲意逢迎，“你能去争吗？”
文｜本刊记者 梁宵 编辑｜马吉英
终于过年了。
老刘松了一口气，他有一家不到百人的小企业，除了过年这几天，几乎每天都有各路“衙门”——税务、工商、安监、水务部门的人登门“拜访”，带着各种收费名目。
“多少项？数不清楚。”一丝苦笑闪过老刘的嘴角。他拿起自带的水杯喝下一大口茶，水杯已经有年头了，表层漆皮已经斑驳得不成样子。
“用了好多年了，没坏就不换了。”从外表上，很难看出老刘的“身家”，他穿着普通，随身带着一个环保袋来装东西，坐在咖啡厅里，他坚持没再点其他喝的，只把自己的杯子续满了水。实际上，他的工厂有一定规模，每年销售额7、8千万，折算下来，他也算有着过亿的资产了。
工厂位于北方一个县城的工业园区，重工业的聚集曾经让这座小城快速起跑，但如今也让它身陷浓重的雾霾之中，GDP欲望与环保压力的矛盾在这里尤为凸显。在两者之间摇摆的政府对企业的态度也很暧昧：由于“天气原因”，像老刘这样的“用电大户”有时会被临时叫停生产，但检查人员往往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老刘说，他挣得是辛苦钱，所以该省的地方必须要省。一次，一个配件的供应商坐地起价，老刘干脆让工厂里的人自己动手研究，造好模具自主生产，这样节省了很大一部分成本。但有些钱他不愿意去省，一个国外进口的小配件单价100多元，他坚持用质量最好的，“做生意讲究一个信字，我不能把自己的品牌做砸了。”
这个工厂是他苦心经营多年的结果。30年前，他曾是个游手好闲、终日赌博的年轻人，老母亲出资让他找点事做。一开始他做物流运输，后来做销售，再到生产制造，最终，他游荡的心思因此踏实下来。这么多年，工厂越做越大，他将女儿送出国外读书，也是希望有一天能帮他开拓海外客户。他不想让他的工厂始终处于产业链最弱小的一环：辛苦生产的产品只能卖十几万，而外贸商轻松出手就卖出30几万，还能享受几万块钱的出口退税。
事多利薄。最近几年，老刘觉得“经营环境越来越恶劣了”，这种压迫感并不是来自市场——订单多的忙不过来，车间主任都“累得要罢工了”，让他苦不堪言的，是与政府机关的那些“迎来送往”。
老刘絮絮叨叨地说着，一会提到供电局的“座机费”——新建工厂不管是否用电都要收取，一会又提到一笔几万块钱的环评费——之前已经被取消了，还是有部门试探性地让企业缴纳，一会他又讲到了安监局要求订阅的杂志，不订的话会来来回回进厂做检查，“鸡蛋里挑骨头地检查，那几天真是睡不着觉”。
事实上，很多费用老刘自己都说不清楚，“钱多的也有，钱少的也有，还可以讨价还价，关键不是多少，而是这些部门的人天天像苍蝇一样围着你转，这种感觉让人烦不胜烦。”
作为一个几十年的“商人”，老刘学会了周旋，也曾试图“博弈”。2015年，他曾把工商局的人来“要钱”的视频交到了纪检，后来，那个当事人回来了，“就在收发室，把要去的一万块钱哗啦啦都扔在那儿”。老刘回想当时的情景，只觉得无可奈何，“有什么用吗？也没见对那人有什么处分。”更多的时候，他只能曲意逢迎，“你能去争吗？”
他曾有过期待。几年前，一位县委书记上任之初，就把自己的手机号留给了他们这些企业主，告诉他们一旦有政府部门的人违规捣乱，可以直接向他反映。不过这位南方来的官员在此没停留多久就离任了。“一个人的力量很难撼动这些根深蒂固的陋习。”
他不是不知道，就在年初的2017年国务院第一次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又一次提到了“简政放权”——已经连续第五年了。这期间，有了一些变化。2012年的时候还曾有派出所的人随便拿吃饭的发票找他“报销”——这种情况现在确实少见了，但除此之外，似乎再无其他。他们这些县域的小企业主就像是一个庞大经济体的神经末梢，他不知道，这些政策何时能够传导于此？他也困惑，像他们这样的小型制造企业，就应该如此自生自灭吗？
眼前他只知道，“那些‘要钱的’早晚都会来，我只希望他们早点来，来了之后就可以踏踏实实生产了。”或许真是应了他的愿望，大年初七刚开始上班，水务局的人就上门征收河道费了。
老刘最后嘱咐说，不要写他的企业地址了，否则难保不被“秋后算账”。也罢，这样的故事，想必在哪里都不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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