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国强谈“一带一路”：现有的任何一个自贸安排与之相比都逊色很多

问： “一带一路”倡议与其他区域合作协议相比，最主要的特点是什么？

隆国强： “一带一路”是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区域合作发展倡议，有助于促进沿线各国的经济繁荣和区域经济合作，加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从全球角度来看，“一带一路”主要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一带一路”是一个规模巨大的区域合作发展倡议。区域合作是全球经济发展和治理的一大亮点：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约20个区域合作项目，发展到现如今的450多个项目，呈飞速增长趋势。近几年，一个新趋势产生了，即超大型的区域合作安排开始出现。比较典型的有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中方极力推动的亚太自贸区，以及正在洽谈中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一带一路”沿线涵盖65个国家，43亿人口，无论是从覆盖的人口数、GDP占全球贸易的比重，还是从覆盖疆域面积的角度看，毫无疑问都是一个超大型的区域贸易安排。

第二，“一带一路”主张开放的地区主义。当前，绝大部分的区域合作项目都是一种封闭的自由贸易安排，即成员国之间通过谈判达成由成员之间共享的成果。如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三国达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这三个国家之外的非成员国不能享受贸易零关税政策。成员国之间通过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安排，会创造很多商机，包括贸易、投资机会在内的贸易创造效应。然而，在成员国之外的非成员国，非但享受不了这种贸易创造效应，可能还会受到贸易转移效应的伤害。例如，原先美国与国家A的贸易往来存在关税，但由于NAFTA的出现使得从墨西哥到美国市场的关税变为零，墨西哥的产品在美国市场中占据了非常大的优势，那么原本属于国家A的市场份额就有可能被墨西哥顶替，即国家A的贸易机会被转移到墨西哥。开放的地区主义通过协商推进成员国之间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降低关税，以及一些通关便利化的成果，除了成员国之间相互享受，非成员国也可以同等享受。

APEC就是最典型的开放的地区主义组织，同理，“一带一路”也秉持开放的地区主义，是一个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合作倡议。

第三，“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宏大，内容丰富，覆盖超过了以往几乎所有的自贸安排。习近平主席提出政策沟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设施联通、民心相通的“五通”，几乎囊括了国际经贸合作交流的所有内容。相比之下，现有的任何一个自贸安排内容都显得逊色很多。因此，当这个倡议被提出后，不仅中国非常重视，也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截至目前，已经有100多个国际组织和国家政府表示全力支持“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域内国家，越来越多的域外国家也对“一带一路”产生了兴趣。作为诸多国际合作机制之一，“一带一路”在联合国2017年的一个决议里被提到，说明这项倡议的国际认同度越来越高。

“一带一路”倡议不能只说不做，一个区域合作倡议被提出而没有落实就等于零。应当边说边做，边做边说，相互促进。“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园区建设等已经破土动工的项目在东道国的反响都很好，这进一步增加了其他国家对这一倡议的兴趣。希拉里担任美国国务卿时也曾提出过一个“新丝路合作倡议”，但由于美国并没有真正投入资源，着力推动和落实，这个倡议如“昙花一现”，很快就没有人记得。相比之下，中国在提出“一带一路”后，政府和企业都开展了大量工作，大量的经济贸易合作、基础设施合作等实质性举措不断推进，这些项目的“开花结果”，进一步坚定了所有参与者的信心，并带来了非常好的正面效应。与此同时，相关机制也在逐步建立和完善，特别是金融方面，如域内、域外国家都有参与且不断有新国家申请加入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丝路基金等。随着2017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召开，更多机制性安排将会随之确立起来。总体而言，“一带一路”作为一个新的区域合作倡议，的确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同，并且效果显著，进展速度出乎人们意料。

问： 从企业视角来看，“一带一路”倡议主要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商机？

隆国强： 作为区域合作倡议，“一带一路”毫无疑问给域内和域外国家的企业都带来各种各样的商机。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商机更是无处不在。

首先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一带一路”的域内国家大部分都是发展中国家，只有少数发达国家，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要发展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是优先领域。“要致富，先修路”不仅是中国在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经验，也是世界各国发展经济的一个基本规律。正是因为这种考虑，在“一带一路”倡议下，2015年3月2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把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作为“一带一路”的优先领域。对东道国来说，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推进，毫无疑问是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机遇；对中国企业来说，更是一个很好的机遇，不仅有助于企业走出国门，去承揽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也有助于带动中国生产的机器设备进入国际市场。在过去30年的发展中，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基础设施建设企业，从总包、设计、融资、管理、施工、设备提供和运营等各个环节中都积累了经验。“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给中国企业提供了商机，中国的企业、技术、资源、设备将走出国门。比如，承包建设一个电厂，那么承包商就会将中国的发电设备带出去；承建一条铁路，中国的成套机车设备就会被带出去。这就是最直接、显著的商机。

其次是开展进出口贸易的机会。随着该倡议越来越深入人心，沿线国家企业也会越来越关注同中国企业开展贸易投资活动。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渝新欧国际铁路联运大通道、郑新欧国际铁路货运班列等十几条欧亚铁路专线的开拓大大便捷了中国和沿线国家的贸易活动。如今中国很多城市的货物可以通过火车横穿欧亚大陆，直达德国、波兰，与海运相比虽然运输成本较高，但时间成本却压缩很多。如果没有“一带一路”的合作倡议，每经过一个国家的海关，都需要进行检查，手续繁琐。如今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各国政府，特别是海关、铁路运营部门通过协商，使得通关便利性大大提高。

再次是投资机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潜力巨大，中国企业恰逢一个“走出去”的高潮，无论是农业、矿业，还是制造业、服务业的投资都开展得风生水起。如对矿业投资者来说，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无疑是个天堂，将获得更多石油和其他矿产方面的机会。随着中国比较优势的转换，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密集型产业要寻找成本更低的地方，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指引下，中国企业直接到海外去投资和发展，也会使中国对外产业转移能够更加有序，更加安全。

在以往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让一个企业单独面对当地的政府、合作伙伴，会存在很多不确定的风险，包括法律、市场、汇率风险，甚至还有环保、社会风险等。“一带一路”倡议下企业的“抱团出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这些风险，提高企业在海外发展的成功率。很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属于风险较高地区，其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不健全，政府的治理水平有限，法律法规不完善，项目配套条件比较差，甚至个别国家处在战争中，时时面临国内的军事冲突、宗教极端势力、恐怖分子活动的威胁。对于要“走出去”的企业来说，必须要趋利避害，做好风险防范。

总的来说，机遇很多，但是风险也很多。我们在开展投资和贸易合作之前，一定要对相关国家和市场进行深入的调研分析，评估可能存在的风险，在此之后再“走出去”，要注重相互合作，提高企业成功的概率。

问： 4月6—7日，习近平主席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会晤。你如何看待现阶段的新型大国关系？

隆国强： 特朗普的当选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很多新变化，他更加注重美国国内的经济发展和就业机会。他强调生产在美国，消费在美国，为美国创造就业机会。为了落实这一点，他在竞选时就提出不少带有保护主义色彩的政策，当选后也一直试图落实。特朗普提出的政策包括财政、税收、金融、贸易等领域，同时他还宣布退出TPP，可谓令全世界眼花缭乱。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当前全球治理体系中主要的构造者、主导者和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公然宣称其政策要转向搞“保护”，对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带来了很大冲击。因此，在全世界范围内大家都在讨论和思考，美国国家政策的转向是否会给其他国家带来很强的示范效应——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民粹主义抬头，反全球化的声音愈演愈烈。

如今的全球化会向什么方向发展？还需要观察。不可否认，中国是全球化进程中的受益者，一个自由、开放、稳定的全球经济治理环境对中国来说利大于弊。全球化反映的是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既符合中国自己的利益，也符合世界各国的整体利益。维护和促进全球化，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的新兴大国的国际责任。当然，中国也必须警惕问题的另一面，即能否承担超乎自身能力的国际责任。因此，中国不仅要与国际社会共同维护全球化大局，也要准确定位，在全球治理体系中补好短板，提升中国在全球市场上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一方面，中国需要尽快加强包括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内的资本技术密集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从而为进一步推动贸易自由奠定基础；另一方面，中国需要深入研究并建立一套既符合中国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利益，能被其他国家广泛认可和接受的全球治理理论，“以理服人”。此外，人才、智库和部门协调机制也是提升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领导力和竞争力的关键。

问： 全球化的前景如何？中国应发挥什么作用？

隆国强： 全球化是基于自由贸易理论演化出来的一整套支持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规则体系，通过贸易投资合作更加充分地挖掘各国的比较优势和潜力，使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更高效率的配置，从而加快经济发展。目前，一个最大的不足在于全球化的包容性不够，全球化的规则本身并非完全公正、合理，更多地体现了发达国家的利益和诉求，而对发展中国家是不利的，甚至有些发展中国家成为了全球化的受害者，扩大了国家间的发展差距。因此，我们希望未来的全球化能在这方面有所改善。

改善不是革命，不是把现在所有的规则、全球的治理体系推倒重来，而是在承认现有规则合法性的基础上，进行适当改良，让它能够更加体现包容性，更多地体现发展中国家的诉求。

当前全球化面临挑战，可以说是站在一个十字路口，面对两股不同力量的作用，一股是将它向后拉的保护主义力量，另一股则是继续坚持自由化的力量。

我们希望既要维护全球化的大局，也要进一步推动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当美国表现出逆全球化的态势后，很多继续支持全球化的国家也期待着中国能够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多、更大的作用，甚至提出中国应该发挥领导作用。

我个人认为，目前美国依旧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强国，它对全球治理的影响力无人可及。现在特朗普不愿承担其大国的国际责任，在一定程度上为全球治理结构的变革留下了空间。未来不会再维持现在“一超多强”的局势，或许将转向一个“集体领导”的结构。我个人认为，200多个国家一起投票的效率太低，G20是一个不错的“集体领导”平台。在这样一个集体决策治理体制下，各国的领导力不再表现为谁说了算，而在于提出让大家都能接受的好倡议。

全球治理需要中国智慧。这种智慧，来自于中国丰富的传统文化，来自于国家建设的经验，以及不断增强的研究能力和软实力等。未来中国软实力的提升，将是支撑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领导力的关键。

问： 此前中国提出的有关倡议，在落实过程中有什么困难？

隆国强： 从倡议到落实需要一个过程，各国的情况也不尽相同。比如大家都认为结构性改革很重要，但结构性改革需要靠各个国家自身的力量来推动。中国有体制优势，以供给侧改革为改革的主线，中央、地方部门全力推进，取得了成效。但其他国家的结构性改革，面对那么多利益集团，推进改革说易行难。

在2016年杭州G20峰会通过的倡议中，有“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内容，这就给了国际社会一个强烈的信号，这是改革的方向。然而2017年3月17—18日在德国巴登巴登举行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公报中却没有“反对一切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的表述。自2008年以来还是首次出现这种情况，这进一步加深了外界对于全球自由贸易发展前景的担忧。国际社会应加强协调，共同维护经济全球化的大局。 （本文来源：《中国经济报告》，作者马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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