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马茹娜
编辑 | 曹颖
《看天下》杂志原创出品
“男朋友骑我的摩托车摔断了手，进了医院要花钱。（我）手里确实有笔钱，但摩托车也该修。摩托车没了，我就没了生产工具，只剩我这个生产力，无能为力。我想一份钱掰成两半花，又怕两边都修不好。男朋友是玩乐队的，又不赚钱，我总得保一个劳动力吧。我就想要不先分手，等他好了再谈。但我又舍不得，因为他长得有点帅。我就感觉生活好像下象棋，（我要）保帅还是保车？”
在综艺节目《脱口秀和Ta的朋友们》里，脱口秀演员大国手带着“贫穷的哲学硕士”“男友是乐手”“跑摩的的摩托车手”的标签平静出场，她略显拘谨，却接连抛出辛辣的哲学梗，将伦理学上的“电车难题”巧妙转化为小人物日常里的“摩的困境”，点燃全场，最终拿到181票的高分。
喜欢她的人开始涌现。有人说，因为她的演出，父母决定支持自己念哲学专业；有人找她倾诉焦虑，寻求建议，对她的超脱表示钦佩。也有奇怪的声音出现，造谣她是一个说谎、立人设的富二代，质疑她是教育残次品，硕士毕业4年后还没工作，脱口秀风格也是抄的。
事实上，大国手极其真诚，她的真诚能让身边的人也卸下防备，如实面对自我。
2024年10月20日晚上，微雨，结束上海的线下演出后，她走过湿漉漉的街道，坐在旅店门口的花园里，开了一罐啤酒。在4个小时的长谈里，她提及68次“哲学”、40次“理性”、27次“困惑”、18次“感性”。
她总是很平和，习惯从一个问句中拆解多重概念，用从容的沉默保证思索，斟酌精准的回答来促进理解。她剖析原生家庭和社会文化如何撕碎人的主体性，还不失调侃地回忆那些通过学习哲学来帮助自我重新站立起来的日子。
深夜的气温慢慢掉下来，那样讲述着的大国手，像一块红糖荞麦饼——很质朴，苦苦的，气味清香，撒了点糖，仔细咀嚼起来，口感醇厚，腮帮子会有点痛。
上初中的时候，我由于性格活泼，和男生女生玩得都很好，有早熟的男生跟我表白，我会拒绝，但是那个年龄阶段的男生有点跟风，一个追求我，就好几个追求我，我拒绝了，只有一个玩得很好的男生，我有点不知道怎么拒绝，就开始和他谈恋爱。但我不知道，仅仅是因为被追求，就会有人朝我说下流的脏话，并且经常在我面前带着“取笑”的意味看我，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才知道，这种“荡妇羞辱”存在已久，当时年纪小，我不知道怎么反击。这是我青少年时期的一个噩梦，我经常做梦梦到那个男生用眼神“取笑”我，我在梦里依旧感到羞愤，并且无法反击。
那段时间，我爸喝酒骑摩托车摔断了腿，需要钱治病，家里经济条件一下子变差了，加上我的成绩也没有那么拔尖了，青春期的我很自卑。
之后，我进入漫长的自我规训。高中时，我没有那么活泼了，不敢和男生交流，害怕负面评价。外界也在规训我。直到我读研，老师们还会说我性格太活泼，不适合考博。
大学学新闻让我不得不关注外部世界，有段时间我把自己的遭遇都归因到社会文化。比如父母想让我留在家里，找上门女婿，传宗接代，我认为这是父权文化的过错。当时我会有一种反抗意识，这种愤怒让我很累，它并不能让一个人的自我成长起来，就像一个战士，战争来了就去打仗，没有战争的时候，就不知道怎么活。
那时候，我在一节写作课上认识一个好朋友，我们彼此欣赏。
她成熟、端庄、聪慧、有才华，而我很跳脱。当时我刚走出高中的应试教育环境，人格还没成长，对自己充满怀疑，女生太活泼是不是很“掉价”？我是不是不该这样？她作为我唯一的朋友，对我来说是特殊的存在，我感觉社会期待我成为像她那样的人。我经常想，她有没有把我当成最好的朋友？搞不明白这些人际关系的时候，我就躲起来偷偷哭。
所有的困惑搅在一起像乱麻，当时我只能归因于我太感性，后来我想，也许哲学能让我变得理性一点，再没有七情六欲这些世俗的烦恼，就去学了哲学。
研究生阶段学哲学有一个契机。
大学时参加文学社的共读，我讲述对海德格尔《林中路》的理解，老师夸了我。尽管我讲的不一定对，但这件事让我消除了对哲学神秘、高高在上的恐惧。现在我讲脱口秀也会想让大家去掉对哲学的滤镜，不要觉得学哲学的人很智慧、很高尚，也不要觉得哲学很神秘。
现在来看，当时选哲学专业其实是在用不理性的方式追逐理性。
我爸说过，如果我不留在家里，就放炮炸死自己。那时候我才3年级，觉得很恐怖，也觉得我的人生不能只待在“家里”，我想看外面的世界，所以我读大学就想跑远点，跑到四川，我也是个出走的女人，哈哈。我爸说不支持我读研时，我很伤心，觉得他不爱我，也觉得不公平。后来我爸只出学费，生活费我没有向家里要过，他们很少问我钱够不够花，我要强，也不想开口要钱，从那时候起开始借钱生活。
快毕业时，我原本想写的毕业论文题目是《浪漫主义，理性与信仰》，想借此搞明白我的生活，但导师说这个题目有人写过，没意义，我的困惑也落空了。体制内的学术异化还是很普遍的，加上我的导师评价我不适合读研，并且说话的方式有时候并不友好，这也让我变得更加自我怀疑，与人相处也小心翼翼。后来我一度没办法和人打交道，入学时的体重是49公斤，毕业时只有40公斤，哦，我身高是1.54米。
这一切加深了我对自己的怀疑，童年里野生和自由的一面，被外部的评价一点点地蚕食了。
记得很小的时候，一个夏天中午，我拿着橡皮泥和小被子上屋顶，屋顶旁边有一棵大树，我在阴凉下玩一会儿就睡着了。那是我内心特别安宁的一个时刻，后来我一直想找回它，读研也是这个目的，但就是找不到。我找不到安宁，就只有对痛苦忠诚，我不能逃跑，那是屈服，我骨子里会有一种倔强和坚韧。
研二时，我慢慢尝试理解我爸，对他的厌恶开始减少。我会想，他在年轻时摔断腿，之后又陷入养老恐惧，所以想留孩子在身边。我毕业那年，他意外去世，本来我对他的理解就伴随着部分对过去自我的否定，结果他的去世让我彻底开始质疑自己，是不是应该更孝顺、和他保持更多联系？
那段时间，我遇到多重创伤，主体很脆弱，需要被支持。现在网上有很多不了解这些事情的人，说我不工作是无能，我看了很生气，这些言论对于生活的想象太过固化和匮乏。
哲学真正对我的帮助，是在我毕业进入一个哲学研究所后才显现的。我在那里进修两年，同学之间会花很长时间交流。
2021年6月23日，我突然想清楚我和我爸的关系了。
那天，我和同学讨论《另类哲学：现代社会的后现代文化》这本书中的概念“文化逻辑”，大意是社会文化能够塑造我们按照它的逻辑思考、成长、行动。我当时提问：一个人陷入文化逻辑，做错事情，我可以指责他吗？但我同时觉得这是社会文化的责任，我不能指责他。这个问题指向我内心的矛盾，我想指责我爸，但他有自己的时代局限性，所以我又觉得不能指责他，但不指责他，我自己委屈。
我们讨论到，个人要努力抗衡社会文化，人对自己有主体责任。跟着讨论，我想到我当初是自己选择要离开家去外面的，我要强，总在心里较劲，想着不给我的爱，我也不想要，我在心里误解我爸，也没有表达出来。
等我想明白这些，他已经去世了。
那天之前，每次做梦梦见他，我都会哭。但那天晚上，我梦到他骑着电瓶车从门口过去，那是横贯村子东西的一条马路，他骑着车从西向东，我向他挥手说拜拜，我知道他的坟就在村东。那天我没有哭，很平静。
哲学就是帮我把团在一起的东西理清，不是一分为二地看事情，而是看到事情的很多面向。
在这之后，我从一个小心翼翼的状态舒展开，慢慢变得比较正常。哲学帮助我确立一种工具理性，例如实施完美的计划达到目的，但更深层次的，它有时跟工具理性是相违背的，比如一件事是对的，但它对我没有任何好处，甚至会损害我的利益，我依然要去做它，哲学也是这样的存在。
在研究所的哲学练习给了我探索自我的机会，帮助我的主体站立起来，心灵安定下来，学会质疑外界的评价，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评价体系。但我不会说哲学“救”了我，这样就把个人的主体位置放得太低，可以说是我选择了让它来“救”我。它让我更诚实、更有勇气地面对痛苦，它是我的战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