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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底层生活,我从不看轻任何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 专访作家张友渔

學人Scholar  · 公众号  ·  · 2024-12-06 17:59

正文

张友渔自拍照

学人简介:张友渔,台湾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是一个“用故事呼吸的作家”。28岁开始写作,33岁获得九歌文学奖首奖、教育厅少年小说首奖,获五座金鼎奖,两度获得台北国际书展大奖首奖,六座文化部优良电影剧本奖。近期,她入围2025年阿斯特丽德·林格伦纪念奖提名候选人。

作者简介:江玉婷,前纸媒记者,在出版业从业6年,现为自由撰稿人。学人scholar受权首发。


作家张友渔今年60岁。她不结婚,不生孩子,享受独处。她在阳台种茼蒿、秋葵、菠菜、卷心菜和红薯。

张友渔在阳台种的菜(向左滑动查看)

30岁时,她辞掉了一份薪水不错的工作。并在接下来的10年里,靠送报纸、当花店司机等打零工赚来的钱维持写作。她每天不是在家写故事,就是出门找故事。

这是张友渔想要的生活:“我的人生从全职写作开始,那时候我才1岁。”直到第15年,她的生活水平实现“翻转”。

张友渔写了30年儿童文学,她不“跟风”,连市场走向也不理会,因为“一旦成为‘跟风作家’,就没法写出自己的风格”。

看牙日记

她的创作呈现许多社会议题,比如少子化、城镇衰落、留守儿童,有时甚至是尖锐的,比如家暴、校园霸凌、未成年人产子。

01.
家门口的橄榄树

1964年,在中国台湾花莲山坡上的一间木屋里,张友渔出生了。家里一共有7个孩子,五女两男,她排老六,底下还有一个妹妹。

她的父母种了八分地的橘树,到了成熟期橘子会掉落,时间一长橘子会腐烂、生虫,侵害果树。于是,张友渔和姊妹常常要去地里捡烂橘子。

除了照料果园,他们还要割草、摘地瓜叶,剁碎后喂猪、喂鸡、喂鸭。家里还种了玉米、花生、地瓜,以及时令蔬菜。和兄弟姊妹一样,张友渔从小就是一把干活的好手。

白天,鸡在果园里啄食,到了晚上自觉回鸡舍。邻里离得很远,要走很久才能看到一户人家。有时,邻居家的鸡跑来偷吃饲料。小狗波吉每次都能把鸡赶走。

幼时,张友渔感到惊奇:“鸡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狗怎么会知道?”后来她观察了一阵,得出了结论——鸡在偷饲料时鬼鬼祟祟、眼神漂移,所以波吉很快发现了异常。

家门口有一棵橄榄树,那是爷爷种下的,距今有百年树龄。孩子们坐在树下乘凉,爬橄榄树,吃它的果子。橄榄的果子很酸,但妈妈有秘方,煮出来的橄榄果很美味。

全家都爱橄榄树,它成了家中一员。每当刮起台风,张友渔和兄姊会趴在门缝看橄榄树,祈求风不要把它刮倒。那一刻,他们多希望可以把橄榄树拉到客厅,一起躲避风雨。

张友渔最亲爱的橄榄树

后来,山上的家被卖掉了,2012年张友渔的《再见吧,橄榄树》出版。这本书有15万字,她说:“这是一本寻找知音的书。”

父母忙于农事,没精力检查七个子女的课业,更多是言传身教。邻居家的鸡在自家果园下蛋,母亲会一颗一颗捡起来,并用市价买下。母亲说:“永远不要占人家便宜。”

从小,张友渔就学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她考试没考好,被老师打了手板。回到家,她没跟父母说,而是对波吉说:“你看,我的手被打肿了。”波吉舔了她的手心两下。

事实上,张友渔的成绩的确让老师发愁——全班35名学生,她总是稳定地排在27名左右。她在学英语上也不大灵光,从星期一到星期日这7个单词都背不出来。

在班上,张友渔的成绩“吊车尾”,她的性格内向,平时不敢说话。这样的学生很容易被忽视。但语文老师发现了她。她的作文写得好,经常被叫起来念作文。这壮大了她的天赋。

上初中时,张友渔得了写作比赛第二名,父亲很高兴,奖励她100块台币和一支钢笔。父亲给予了她鼓励。

张友渔作文写得好,源于书读得多。家里有一间书房,里面摆满了哥哥姐姐读过的书。上到小学四年级,张友渔就读完了琼瑶小说。她也读《小妇人》《海狼》《根》,边查字典边看《红楼梦》《水浒传》。上初中,她开始读武侠小说。这为她通向作家之路打下了基础。

在山里生活,除了兄弟姐妹,张友渔几乎没有别的玩伴。她从小学会独处,自己爬树、摘花、抓小昆虫玩。她的话很少,哪怕被老师叫起来回答问题,也说不了几个字。写作几乎成为张友渔的唯一出口。在阅读和写作中,她获得了快乐,也窥见了自己的命运。

02.
一颗哈密瓜

张友渔的学习成绩始终没能改善,到了初中毕业考试,只有语文一科及格。她不擅长背诵,驾照考了7次才过。她辩白:“我只是无法应付考试,但是我并不是一个笨蛋啊!”

高中,张友渔念的职业学校,学会计统计学。她评价:“这是很无聊的一个科系,我没有做过一天会计。”

职校毕业后,张友渔去了农会(专门负责农产品销售管理的机构)工作。农会业务广泛,有信用部,能像银行一样提供存钱、取钱、借贷服务。她在办公大楼里当打字员。

当时,农会的福利待遇很好,张友渔每月到手的薪资有3万块台币。那时,一份排骨便当售价50块台币,现在涨到了100~120块台币。她和姐妹合租一间房子,房租9千块台币,几年后租金涨到了1.2万块台币。她的生活省俭,每月能给父母汇去8千块台币。

上班时,张友渔对着一台古老的打字机工作,说不上痛苦,虽然薪水不错,但也没有很快乐。“我总是怀疑这样的日子能维持多久”,她陷入了迷茫,隐约觉得工作没法干下去。

张友渔形容那一段日子,“这就好像买了一颗很贵又很大颗的哈密瓜,剖开来品尝,微甜,还带着些许的苦味。怎么办呢?吃下去每一口都很勉强。花钱买的,扔掉多可惜?于是,我就每天吃一点点,总会吃完的。那颗微甜的瓜,是我的人生。”

“勉强”在积攒,后来每天醒来,她掀开被子的那一刻,涌上心头的第一个念头是——不想去上班。她知道要去改变了。但日子还在继续,眼下似乎还得没完没了地“吃那颗哈密瓜”。

直到有一天,张友渔经过耕莘青年写作协会,看见大门上贴着一张招生启事,对写作感兴趣就可以报名。她报了名,第一年上散文班,第二年上小说班,第三年上小说研究班。

有一年,协会请来儿童文学作家朱秀芳演讲,她讲了许多绘本和童话故事。那是张友渔第一次接触到绘本。充满想象力和趣味的故事让张友渔兴奋,她想:“儿童文学等了我一百年!”

写作的灵感很快到来。张友渔打给母亲,母亲说起家中趣事。一只鸡把头探进塑料袋里,它以为里面有吃的。探进去以后,头又抽不出来,鸡只能套着塑料袋。

套着塑料袋,眼前景物发生了变化,鸡吓坏了,疯跑起来。它冲进鸡群,结果同伴也吓坏了,它们只看到一只扑扇着鸡翅膀的塑料袋,于是惊叫着四散逃开。双方都被吓惨了。

讲完这个故事,母女俩笑作一团。张友渔脑海里有了画面,她写下了《国王》。这是她写的第一个故事,参加省里举办的儿童文学创作奖童话类比赛,拿了佳作奖。

张友渔告诉母亲得奖的消息,母亲很开心。随后,她任性地辞去工作,全职写作。

“那个年代要成为作家,就是要拿几个奖,而且是首奖,第二名都不行。”全职写作的第三年,张友渔拿下少年小说类首奖和九歌创作奖首奖。“通过这两个重要的儿童文学奖项首奖,大家都认识我了。”此时,张友渔才真正进入文坛。

03.

最多只是营养不良

“刚成为专业作家的时候,我非常穷,没钱就去送报。这样子的生活过了好几年。”那时,张友渔每天早上4点起床,骑自行车送两三百份报纸。有人骑摩托车送报,在街上飞驰。

送了几个月报纸,她攒下一笔钱,用这笔钱继续写作。“我没有念大学,我没有(高)学历,我不挑职业,我没有‘低蹲不下来’的问题,我什么行业都可以去做。”张友渔当过花店司机,在补习班教过作文。她清楚:“这些工作都是过渡性的。”

长期的底层生活,让她更理解行业的艰辛。

“送报难的不是早起,而是深夜喝醉酒的人刚回家,我又正好出门,那么路上就存在风险。”张友渔更加警觉,好在台北治安比较好,她没遇到过危险。那时纸媒发达,送报生很多,街上很蓬勃。现在看报的人少了,送报业随之没落。

张友渔还做过编剧。老板面试时说:“你自己写,你要多少待遇。”她写了一个数字,果真据此发薪。有同事和张友渔一起入职,他写的数字很小,只得到一份很低的薪水。

这份工作张友渔也没干长,虽然待遇很好,也只做了几个月。原因是,老板让编剧抄袭国外爆火的片子。这触及到张友渔的底线,她绝不妥协,很快交办了辞职手续。

为了维持生活,张友渔写过两三年专栏,关注地方文化。她写歌仔戏,跟着戏班子四处巡演,去了许多寺庙。取材时,她台前幕后地忙活,待久了,和演员像朋友一样亲近。

稿费发下来,张友渔就去买几大包米回家。冰箱里塞满了腌菜,都是母亲做的,有腌萝卜、腌香瓜、腌白菜,还有梅干。“我还可以继续写作,顶多是营养不良。”张友渔笑着说。

看着张友渔长期没有稳定工作,收入越来越少,父母担心过她的处境。有时,他们会稍微抱怨两句:“你怎么不去找一份正常的工作做一下?”“这样你以后怎么办呢?”

张友渔理解父母的担心,她没有动摇:“我一直觉得说,我就是要写,我就是要这样过日子,我非常快乐。真的,我没有太多其他的想法,从来没想要过放弃,因为这就是我要的。”

早年打零工的生活丰富了张友渔的写作。那时,很多儿童文学作家都有“主业”,比如在学校当老师,收入颇丰。她觉得,这也有一个“缺点”,“他们绝不会去送报,但我会去。”

张友渔过着底层生活,她在生活中发现故事。在补习班教作文,她看到一名学生左手背上都是刀痕。张友渔问:“谁割的?”男生说是自己割的。

后来,两人熟了一些,他说:“是爸爸割的,哥哥也割(我的手)。”张友渔以此为原型,写了《我的爸爸是流氓》。她把这篇小说投给少年小说征文比赛。

当时,儿童文学的创作偏保守,有评审给张友渔提意见,“书名要不要改一下?(冲突)那么强烈。”张友渔没有改名,仍沿用《我的爸爸是流氓》。

在结尾的处理上,张友渔也是大胆的,她打破了儿童文学创作中惯用的“大团圆”结局——爸爸酗酒、家暴,起初打妻子,后来连孩子也打。最后,妈妈带着两个孩子离开了家。

《我的爸爸是流氓》出版后,在儿童文学圈引起轰动。这原本是个短篇小说,张友渔将它改写成长篇小说。后来,《我的爸爸是流氓》被改编成电视剧、电影。由于写得太过真实,不少人以为张友渔的爸爸是书中的“流氓”。

“我爸爸的确背了很多年的污名。”张友渔听过一档广播节目,主持人谈论起《我的爸爸是流氓》,提到作家写的第一本书通常源于自身经历——暗示张友渔的爸爸是“流氓”。

与此同时,张友渔的父亲——那个在土地上劳作了一辈的农民,离喧嚣很远。他仍然过着熟悉的生活。几年后,父亲过世了。

04.

无法逆转的消逝

张友渔在作品中常常书写“消逝”,这种消逝是无法逆转的,作为背景隐隐存在。《闷蛋小镇》里,张友渔写的是家乡玉里,一个因衰落而倍显乏味的小镇。

小说里,少年丁一丁的父亲因抢劫入狱,母亲早已改嫁,他只能和奶奶一起生活。从繁华的高雄来到乡下,一丁感到乏味,给小镇起名“闷蛋小镇”。

玉里的衰落肉眼可见。在张友渔小时候,镇上是蓬勃的,一齐开着三家电影院,附近镇上的人都来玉里看电影。等她长大,电影院关门了,人们涌向大城市,老人和孩子被留下来。

“时代往前推进的时候,会筛落一些东西,把一些东西抛到后面。这是必然现象。”张友渔讲到,几年前有一列火车计划不在玉里停靠,想从台东直达花莲。

这个消息引来小镇居民的声讨,“火车怎么可以无情地从小镇呼啸而过,停也不停一下?这是一种背叛!”镇上发起联名签署,进行反抗。

那天,张友渔正好回小镇,她陪母亲去火车站签名。母亲不识字,一辈子只会写自己的名字,她一笔一划地写着,无比认真。谈及此事时,张友渔感慨地说:“妈妈是真心爱着小镇。”

2005年母亲送张友渔去玉里车站搭车

小镇人的抗议没有白费,火车仍在玉里镇停靠。玉里有山有水,几座吊桥跨越溪谷,张友渔兴致勃勃地推荐:“你可以搭火车来,下车问当地人哪家玉里面好吃?他会告诉你。”

在《闷蛋小镇》中,张友渔写到了这次抗议。一丁扶着奶奶去签名,他先签好名,然后看奶奶慢慢写下“黄阿桃”。那一刻,他对奶奶充满敬意,也理解了小镇人的愤怒与伤心。

一丁是虚构的人物,象征着生活在社会边缘的孩子。张友渔去学校演讲,经常能看到“一丁们”。“儿童文学要为弱势儿童服务”,她写小说是希望他们能得到同龄人的支持。

在《我的同学是一只熊》里,张友渔写到了少子化。雾来小学建在山上,全校有50多名学生,三年级只有1个班,班上只有5名学生。后来,一只会说话的黑熊“插班”进了三年级。

在张友渔小时候,村小学生不少,每个年级至少有2个班,教室里坐得满满的。八九年前,她写《我的同学是一只熊》时,有的村小班上只有三五名学生,有的年级甚至没学生。

“年轻人跑到大都市去了,然后也都不生小孩,赚钱很不容易,养小孩也很辛苦。”张友渔感受到思潮变化。她理解当下的年轻人,她没结婚,也没生孩子,多了很多自由的时间。

2017年,张友渔在玉里火车站月台留影,准备搭车回高雄

在《我的同学是一只熊》里,消逝的还有山居生活。台风来了,下起特大暴雨,村长通知村民到山下避难。大家心情沉重,默默收拾家当,什么该带走,什么该留下,格外分明。

书里,雾来村被泥石流吞噬,大樟树和学校不见了。人人红肿着双眼,从含泪到低声啜泣,再由啜泣变为嚎啕大哭。暴雨过后,空气异常清新,山民的生活被永远改变了。

这是张友渔亲身经历。住在山坡,最怕泥石流。每当遇上台风天,下大暴雨,村长挨家挨户地敲门通知。大人抱着被子,拿上重要家当上山。全家躲在遮雨布下,水还会灌上来。

一夜过后,泥石流冲毁村庄。张友渔家的果园被沙石吞没,泥石流擦着房子的边缘经过,房子幸存下来。邻居家没这么幸运,他们的房子被埋了,只留下一个房顶露在外面。

05.
“我从不跟风”

写了十年儿童文学后,张友渔的经济状况有了改善。这离不开中小学对阅读的推广,加上读书会、独立书店等阅读推广组织的兴起,拉动了童书市场的增长。

她等来了风。

每当市场涌现出爆款书,总有作家跟风创作。张友渔不跟风,“我永远在写我自己的小说。”她写过一个长篇,写到一半有作家出了新书,题材上有一点点类似。张友渔把稿子收起来,不再继续写,“我不让人家抓到一点点(苗头),觉得我在跟风。”

有时,张友渔会写社会议题。《西贡小子》里,少宽脾气暴躁,妹妹少南被嘲笑,他挥拳反击。因为母亲是越南人,少宽自小格格不入,后来遭遇校园霸凌,烦恼与日俱增。

《西贡小子》是典型的“议题书”,反映了当时娶越南新娘的风潮。少宽是典型的“中越混血儿”,他虽然在高雄出生、长大,但由于中越文化差异较大,他很难融入当地生活。

张友渔说:“作家有社会责任,要把作品和社会议题扣起来。”在书里,她还写到了“越南太太”的处境。她希望,“孩子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处境,心生怜悯,尊重差异。”

《今天好吗?公主殿下》是另一本“议题书”。故事里,15岁少女早恋怀孕,她每天问肚子里的孩子:“今天好吗?公主殿下。”后来,女孩选择休学,独自生下孩子。

“这本书的重点不是要不要生孩子,而是不要让这种事发生。” 张友渔到学校去,会教孩子,女生要怎么样保护自己,“不要爱情走来了,就懵懵懂懂全盘接受。”

有师生一起读《今天好吗?公主殿下》。读完以后,大家一起讨论,讨论的结果是, 这种事绝对不要发生。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本书为老师开展性教育提供了一个契机。

这是张友渔乐见的,“希望能帮到学校老师一些小忙。”

06.

在咖啡馆,写作更专注

早年,张友渔用纸笔写作,写到手指长茧。后来,她用了电脑,“电脑真的太方便了。”“如果是做笔记,还是手写比较有感觉。”她补充道。

最近几年,张友渔的生活很规律:吃完早餐,喝过茶,先读一个小时书,然后投入工作,写两三个小时。午饭后,散散步,处理一些事物性的工作。晚上八点后,再写三四个小时。

张友渔没有什么写作习惯,不需要泡茶,也不需要喝咖啡。唯一的习惯是,写前要读一小时书。有时,她会读苏珊·桑塔格的文学评论,约翰·斯坦贝克的《伊甸之东》、帕特里克·聚斯金德的《香水》《夏先生的故事》。总之,她会把喜欢的书细细读一两章,进入状态再写。

书房一隅

必要时,她会带笔记本电脑去咖啡馆。“真的很神奇,就算咖啡馆很吵,我也完全不会被影响。只有那一小块地方,我不会有太多的移动。”张友渔提到,她在家里缺乏“管束”,可以开一下冰箱(拿吃的),拖一下地,或者跑到阳台看看菜。

写作时,张友渔不会给自己设置KPI,“我的话,随性多一些。我没法像制定一个项目或案子那样,给一个时间,然后去完成,那是不可能的。写小说是不可控的。”在咖啡馆,她的写作时间会长一些,一天能写5000字。

接下来,张友渔打算去咖啡馆写武侠小说《江湖,还有人吗?》的第三季。同时,她还会审校《我的同学是一只熊》的续集,这部长篇进入了出版流程,计划明年面市。

张友渔总是咖啡馆里的第一位客人

在一篇书评里,黄秋芳认为,张友渔“挣脱了学历和职场的限制”。张友渔觉着,“挣脱”这个词有点用力了——她没被“学历”捆绑过,又何谈挣脱?

在写作上,张友渔认识很多作家,但真正的好朋友并不多,“5根手指伸出来,是有剩的。”她对好友的定义是,至少要在对方面前哭过。这条标准十分明确,实现起来并不容易。

就这样,张友渔与文学圈的关系是疏离的,她很适应,也很习惯。从小,她就学会了独处,她的快乐不来自于朋友带来的热闹,一个人也快乐。

生活中,张友渔抱着“旅行”的心态,“旅行的时候,不会想着跟别人吵架,玩都来不及。”哪怕出门买菜,她也像旅行一样,看到什么都很新鲜,笑着走过去,见到熟人就聊几句。

张友渔在东欧旅行
在森林里漫步,她也能感受到快乐。靠着树休息,她感受到陪伴。森林里,有很多可看的东西,树叶、树干的纹路、树枝上的鸟叫、地上掉落的果子、飞鼠在林间滑翔。

泰国清迈火车站

母亲去世后,世上爱张友渔的人又少了一个。在阿里山上,她有一位交往多年的好友——编号为“17”的巨木。在山脚下,她在餐厅装上一壶开水,带到树下泡茶喝。她和树说话,她感受到树的回应。

日据时期,日本侵略者砍走了山上的千年古木,弯曲、中空的树被留下来。现今,阿里山上也有笔直的树,只不过,那些树都比较小。17号巨木笔直、高大,它的背面是空的。

“但我不介意,你了解吗?它是我的朋友,我们是很好的朋友。”张友渔解释。

阿里山17号巨木

对话

张友渔&江玉婷

Q:您希望通过《闷蛋小镇》告诉读者什么?

张友渔: 在乡下,“留守儿童”是一个现象。有孩子刚到乡下,对阿嬷(闽南方言,意为奶奶)态度不是很好。真正生活在一起,孩子能感受到阿嬷的照顾。他也可以照顾阿嬷,顺手帮阿嬷洗洗衣服。

我想传达的是,不要认为所有东西都理所应当。后来,一丁主动用零用钱给阿嬷买三轮车。虽然没有父母在身边,但和阿嬷在一起,孩子也能长得好。

还有就是,发现是一种能力。如果我们到了一个无聊的地方,只要去发现好玩的东西,我们就不会无聊,不会一直把重心放在悲惨的身世上。发现是重要的。

《闷蛋小镇》
Q:一丁觉得,“光华号”是镇上最幸福的人,他找到了热爱的事——骑自行车。您在《我的同学是一只熊》里写,美术老师告诉学生,要去找一件能让“灵魂小精灵”快乐的事。“热爱”为什么这么重要?

张友渔: “光华号”是真的,我从小看他骑脚踏车,他长年穿一件黑色夹克。他现在还活着,住在镇上的一家养老院里。镇上的人都觉得他精神有问题,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

热爱是生存所必要的。一个小学生长大后,会发现世界和他想的很不一样。你要很努力地工作,才能在社会上生存下来。也许,你从事的工作只是谋生的手段,不是你真正的兴趣。

如果你想过得更好,就得找到让自己快乐的东西,让自己安静下来的事物。那会触碰到你的灵魂,你会真正感到快乐。

我们长大后,每个人都需要(热爱)。如果没有,你就会烦躁,你会不快乐,你会焦虑。

所以我一直强调,要让孩子从小去找兴趣,可以去画画、去跳舞、去跑步。在各式各样的学习里,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在这一点上,学校可以给予帮助。我就是在学校找到的。长大后再去找,可能没那么快(找到)。那时,烦人事太多了。

前段时间,我去学做椅子。在做一把椅子的过程中,我感受到巨大的快乐。很多事情都能带给人快乐,关键是要去尝试,要去找。

张友渔到瑞典斯德哥尔摩旅行

Q:您在儿时养成了阅读习惯。

张友渔: 我是很早熟的孩子,什么书都看。我体悟到一件事,想要作文写得好,阅读就可以了。上学的时候,我没上过任何作文课,但我的作文是班上最好的。

我读钱锺书,读莫言的小说,阿来的《尘埃落定》也很喜欢。最近,我读了弗吉尼亚·伍尔芙的《达洛维夫人》,它完全没情节,写了一大堆达洛维夫人的内心戏。前面我看了好几遍,才看明白是这样一个故事。一定要读经典,经典写人性的部分很深入。

写童书以后,真正影响我创作的有两个人:约翰·斯坦贝克和阿斯特丽德·林格伦。

我第一次读斯坦贝克的《沧海遗珠》非常震撼。林格伦的《强盗的女儿》是经典中的经典,想写儿童文学,一定要看这本书。我每年都会读2遍《强盗的女儿》,前一阵子才读完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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