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与鲁迅一起被誉为五四文坛上的“周氏兄弟”，又曾与胡适、鲁迅齐名，被尊为新文化运动中的三大巨人之一。与此同时，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具有争议的人物之一，他也汇集了众多矛盾于一身 : 他著译丰厚，本当以鸿儒相称，却一度为国内学界所不齿；他曾是五四时期激进的文坛骁将，民族危亡之际竟演绎出附逆丑闻；他生性笃实，温良敦厚，却与兄长绝交，与众多文人结下不解恩怨；他中庸为道，崇尚闲适的士大夫生活方式，暮年却于“穷”、“病”、“闹”中不得善终……也许就是因为这种种矛盾，导致后人每每谈及他，便将关注点投到了这些矛盾上，因此他的创作才华便被掩盖了，提及他翻译贡献的更是了了。
郁达夫说：“中国现代散文的成绩，以鲁迅、周作人两人的为最丰富最伟大，我平时的偏嗜，亦以此二人的散文为最所溺爱。一经开选，如窃贼入了阿拉伯的宝库，东张西望，简直迷了我取去的判断。”
周作人在1963年赠钟叔和名为“文字”的条幅中，说自己“半生写文字，记数近千万，强半灾梨枣，重叠堆几案……”而在他“半生”写的“近千万”文字中，文学翻译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可以说周作人是集创作与翻译于一身的文学大家。在周作人的30余种译著中，日本文学的数量就占了五分之三。这些文学作品包括《古事记》、《平家物语》(前七卷)、《徒然草》、《枕草子》、《日本狂言选》、《现代日本小说集》、《日本俗歌六十首》、《浮世澡堂》《浮世理发店》、《如梦记》等，多为日本文学史上的名著。特别是日本古典文学的翻译，直至今日，也难有与其比肩者。无论依据何种标准，周作人均堪称当之无愧的翻译家与翻译理论家，在60余年的文学翻译生涯中，他曾与兄长鲁迅一起提出并倡导过先进的翻译理念和思想，他酷爱翻译事业，成就卓然，孜孜不倦，译风严谨。
周作人的翻译活动虽然可以追溯到1904年，但他的直译观点则主要在东京留学期间开始雏形，并在以后的探索中逐步臻于成熟和完善。可以这样说，从《域外小说集》的问世，到倾注了晚年全部心血的《对话集》和《平家物语》(前7 卷) 的完成，在历时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他以熟稔的日语(包括古日语) 、英语(包括古英语) 、古希腊语和世界语辛勤地耕耘于我国现当代译坛，始终未曾背离过自己所倡导的翻译原则。
周作人给鲁迅的信件
周作人代表了继严复、林纾以后的第二代翻译家，而作为这一代翻译家，他们“是以‘照原文直译’为旗帜的”，因此他们才“具有了自己的独立价值”。对于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翻译标准，他采取了既批判又吸收的原则。他认为“正当的翻译分数似应这样的打法，信五分，达三分，雅两分。”在他看来，直译和意译并不相悖，而是体现为两种概念与方法的统一。比如说，lying on his back 译为“仰卧着”既是直译，也可以说是意译，而译作“卧着在他的背上”则只能认为是逐字的“死译”了。由此可见，周氏所谓的“直译” ，决不是一般人所误解的把原文逐字地译成汉语，而是在汉语表意能力所及范围之内，尽力保存原作的风格，表现原文的语义。
同时周作人也认为应当竭力保存原作的风气习惯和语言条理，最好是逐字译，不得已也应逐句译，也许会变得“中不像中，西不像西”，但是不可强求改头换面。所谓“中不像中，西不像西”，也正是两种语言文字及其代表的两种文化在相互吸收、渗透、变革过程中必有的语言现象与文化现象。在五四时期，这也被称为“欧化的白话文”。
194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平家物语》中，便对周作人翻译的文字作了改动，原本周作人的翻译是散文版的“祇园精舍的钟声，有诸行无常的声响，沙罗双树的花色，显盛者必衰的道理。骄奢者不久长，只如春夜的一梦，强梁者终败亡，恰似风前的尘土。 ”出版时，却改为了更符合当时大众审美的骈句“祇园精舍钟声响，诉说世事本无常。沙罗双树花失色，盛者必衰若沧桑。骄奢主人不长久，好似春夜梦一场；强梁霸道终殄灭，恰如风前尘土扬。 ”至于哪种更好，哪种更妙，就看各位看官口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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