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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在朋友家看了部纪录片，《姑奶奶》。这部纪录片的拍摄对象是一个裁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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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裁缝，他健谈，头脑聪明，被称为“京城第一版”，拿过奖。
到了晚上，他变成“碧浪达”，穿上20厘米的高跟鞋，戴着硕大的假发，在酒馆唱歌——从白光唱到闫秋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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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堂会出来，门口有个人说‘真恶心’
我就回头，盯着那帮人看，狠狠地盯着
他们就都不出声了。”
他叫自己“同性恋患者”，也称异性恋为“患者”，他认为每个人都有病。
“我不觉得什么是男性化的什么是女性化的
在我眼里我只是把自己觉得好看的东西披到身上了——为什么不呢？”
“我的化妆风格在主流审美观里也不是美的
但是对于我来说，它过瘾了，它够邪恶，够让你觉得恶心
起码让我自己觉得够恶心，够丧气，真他妈丧
——你想看吗，就这个！”
“这个世界上，你就是最大的牌
其他人，他妈的前面可以加一个动词——去他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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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长约两个小时，五分钟后我忘记去看进度条。我无数次被他的歌唱和自白揪到屏幕中去。他对着导演，毫无修饰与保留地分享自己的过往——卖身献艺、爱情和金钱的无望，甚至亲情的消散对他来讲已经不足以成为独立的篇章。你能够感受到那种最无助的冬天的寒冷，你更能感受到他生命中永远无法冰封的熊熊火团。他的言语字字珠玑，嬉笑怒骂足以对付一切世界变幻。扎到身体里的长效青霉素，治了他的病，转身扮演着最刻薄的医生，给自己的生活写下一些诊断。
“一辈子总共得吃两斤狗屎，有人一点一点吃，我提早赶着，全吃了。”
这部纪录片全程使用了黑白影像，几乎只有两个场景——舞台上唱歌，和接受导演的提问。它似乎不需要别的，不需要到他的家中拍一拍也不需要在酒吧门口拍一拍。他站着或者坐在那里，就已经足够了，最精彩的小说就是生活，最生活的生活，来自他的口中。
樊其辉（碧浪达），1968年出生，2010年在家中自杀。
他的一生，
唯一的自我保护，就是挑战。因此他不是一个CCTV访谈对象，不是需要关怀的慰问的弱者。
他沉得足够深，如果上帝可以俯瞰一切头颅，他便可以看见众人的鞋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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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从日本回来带给我一张日版的M.I.A新专辑。他知道我很喜欢
M.I.A，虽然不知道我已经买过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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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听M.I.A肯定是来自电影《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中那首《Paper Planes》。
这是一个欧美乐坛活跃着的近乎唯一的南亚女歌手，登台超级碗，获得奥斯卡与格莱美提名。从《Kala》、《MAYA》、《Matangi》到今年发布的《AIM》，她几乎张张不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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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斯里兰卡爆发内战。这场持续到2009年的内战导致了8-10万人丧生。泰米尔猛虎组织与政府军发生对抗，宣扬独立东部北部岛屿。猛虎组织成员，包括M.I.A的父亲。
她的成长经历，包含“躲在书桌下”这一课，“wouldn't get shot”。在学习绘画的时候，会有
士兵从窗口上的洞向她们射击。难民，是她进入音乐工业时的身份。
她在作品中的政治语言从来都不是隐晦的，反而非常暴露，暴露到新专辑中的歌名仍充满《Borders》、《Foreign Friend》、《Visa》、《Survivor》这样的字眼。
“I said as a refugee, you know
Where we come from, we get out our tent
Then we climb over the fence
We don't wanna cause an offence
Then we get a Benz, spread it in tv, and we pay rent
Then we think we made it
Then we be your foreign friend”
——《Foreign Friend》
记者问，“你在超级碗上竖中指，你说的很多话势必会惹恼一部分人，这是蓄意为之还是下意识的行为？你不想拥有更大的名声吗？”
她回答：“我完全可以闭嘴，完全可以买双水晶拖鞋赚上百万美金，然后再用这些钱捐个学校，但意义在哪儿？我知道我要想更好卖就要对政治闭口不谈，但这不是我最终的选择。2009年的时候我的孩子出生，就在一个月后，泰米尔大量百姓在两周内死于非命，我很难度过心里这层关。你在灾难过后手握钞票有什么用？”
她发表了大量关于难民的言论和作品。作为《Borders》MV导演，她的镜头对向棕色皮肤——那些被大量西方人定性为“恐怖分子”、“罪犯”与“争夺工作岗位的人”。画面中，难民在铁丝网上拼凑成“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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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ns blow doors to the system
Yeah fuck 'em when we say we're not with them
We're solid and we don't need to kick them
This is North, South, East and Western.”
——《Borders》
M.I.A在网上号召美国明星多发表关于难民的意见，在她眼中，相对于黑人问题，难民问题很显然被经常忽略。“美国拥有最具意义的发声平台，我在印度、斯堪地那维亚和不丹，打开Youtube看到的都是同样的首页内容。美国的艺术家应该走出去，了解我们。我们不是生活在90年代的人，我们也生活在当下。当我看到美国的艺术家时，我想说'你们他妈的就生活在一个能让改变变成可能的地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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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音乐一度充斥着工厂噪音，在整张专辑里无法剥离出完整清晰的旋律。这就是她作为艺术家，从形式到内容的冲击力，也给时下流行的FKA Twigs和Grimes带来明显的影响。《AIM》中，她呈现了不同与以往的快活。“政治不是生活的唯一主题，如果你暂时忘却政治，你势必会发现别的内容——那就是人类间最基本的连接。”
上个月，在同人权律师与美国移民局的长久拉锯后，她终于获得了美国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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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同样的热爱倾注在Kendrick Lamar和Frank Ocean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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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drick的每句唱词仿佛都是在对“枪支毒品妞”的主流说唱内容进行鞭尸，他在五岁时第一次目睹谋杀。他就在这样的社区里长大。《Maad》被认证为白金专辑后，他仍觉得“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haven't quite found your place in the world）。他面对着自己的怨恨与抑郁，他还原了自己的成长经历，成全了异常伟大的《To Pimp A Butterfly》。在格莱美近乎发怒地表演，也由此封王。Frank Ocean的出柜，在黑人音乐圈仿佛是裸体陷阵。身边人也频频讨论他的《Blonde》，表示听到哭。极简的旋律与器乐，无尽的孤独反问，一个母亲的告诫电话，《Futura Free》中的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