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傅鼎生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7年8月3日7时25分，在上海瑞金医院逝世，享年65岁。8月7日9时30分，将在龙华殡仪馆银河厅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傅鼎生老师学识丰厚，人品出众，教书育人，广受爱戴。先生仙逝，学界无限哀思，发来吊唁，回忆交往点滴，缅怀故友。摘录部分吊唁，愿傅老师一路走好！
2017年8月4日清晨，我在出差的路上收到老友傅鼎生教授离世的消息，一时非常难过，及不能言。傅兄虽然和我远隔千里，平常也是聚少离多，但是因为多年同一专业的学习、教学和研究工作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傅兄不但在华东政法大学以至于上海地区享有很高的威望，而且也是我国民法学界的一流著名教授。他虽然说话不紧不慢，但是总是深刻独到，颇丰建树。作为年长我几岁的大哥，他对我这些年来多有关怀照顾。我每次去上海，他都邀请我去大学里见面，做学术交流。在我学术初创时期，他对我的学术报告每一次点评，都给了我很大启迪和鼓励。他虽然从来没有大段言辞和犀利的语句，但是分析非常深刻全面，让我的思路更加清晰，表达更加流畅。这些交流的情形我历历在目，因此对于傅兄的离世痛心不已。
傅兄住院期间，我得知信息后曾经两次打电话询问情况。听说他出院后我很高兴，我们也曾约好去上海相会。不想他这样匆匆去世，实在让人难过，从此我们失去了一个好同事，好兄弟，我国法学界失去了一个顶尖教授。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在此痛心哀悼之时，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牢记傅兄的亲切，牢记傅兄的学问，牢记傅兄的人品。我们要认真学习傅兄的品德和学问，按照傅兄的言行督促自己，这样，傅兄也就会永远生活在我们中间。
（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孙宪忠教授）
老傅上海人，我湖南人，我们在来往上海—重庆的193次直快上交集。这趟车行车时间长，乘客多，拥挤而肮脏，乘务员忙不过来，不止一次，我看到老傅在帮乘务员打扫卫生，一头大汗。不好意思，我从未有过如此高贵的行动。
2000年以后的某年，华政邀请我讲学，讲完后老傅主动提出：国栋我陪你看看上海，于是我们去了浦东、登了上海最高楼，吃了上海私房菜，踩了上海的草地——老傅悄悄告诉我，上海的草地可以踩的——照了不少相。最后愉快回厦门。并非同班，如此盛情，令我感动。当时我以为老傅跟我一样是个大头兵，过了好多年我才知道，老傅时任党总支书记，手下200多人马呢！
后来我去华政讲学的次数就记不清了，每次都是老傅拍板、主持、总结。有一次，即将开讲，老傅从松江校区喘喘赶过来，手握一个面包。我总以为理想已死，但偶然发现例外。
（厦门大学特聘教授 徐国栋教授）
傅鼎生老师走了。一年半以前，他徘徊在人生的边缘。今天早上，老师还是走出了人生，离苦得乐。
那几天，我心里也曾想过最坏的情形。4月30日，我转发傅老师的“民法与做人”一文时，加了一个长长的按语:
傅鼎生，傅老师，其为人之好，有口皆碑；其对民法理论思考之深，对民法实务了解之透，人所共知。我从八六年学习法律学，各部门法学中尤喜民法学。之所以然者，正如傅老师说的，民法中包含做人的道理。当时傅老师从教不过四五年，还算“青椒”吧。我们班的民法老师有事，傅老师为其代过一次课。近三十年过去，我仍确切记得，那天傅老师讲授的内容是相邻关系。教材、民通都写得很简约，傅老师从从容容，不急不徐，介绍法德民法有关规定，并结合我国的情况加阐释，要言不烦，深入浅出。打那时起，我对傅老师肃然起敬，一敬，就敬了三十年。其实，傅老师说的民法与做人的关系，说的是“实然”，更是“应然”。民法学界，待人以诚，平和冲淡的人，相对而言比较多。有意识地把学问与做人打通，并且在个人修养上达到很高境界，即此而言，能够像傅老师那样德艺双馨又有公心的学者并不是很多。后进如我辈，应该多向傅老师学习，不仅是专业方面，更要在做人上下切实的功夫。
（浙江大学 张谷教授）
惊悉鼎生走了，不无伤痛。
我和鼎生虽不在同校，但是同行，亦是同事。在我们的交往中，鼎生是个谦虚，坦诚，友善，务实和坚强的人。
鼎生在华政是个知名人物，无论在同学中，还是在老师中，都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学者。鼎生在和同行的交往中又是个谦虚的人。无论是在疑难案件的讨论中，还是在专门问题的研讨中，从不盛气凌人，高高在上，而是仔细倾听他人的意见，平等地讨论问题。
鼎生无论对人对事都是 坦诚的，在研究会的活动中，鼎生对他人是坦诚的，从不讨好他人，对事亦是坦诚的，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
鼎生在和他人的交往中亦是友善的。复旦和华政经常有学术研讨会，论文答辩会等，我们互相间甚有默契，只要有相关的事务，他都会事先安排好其他活动，从不失言，令人钦佩。
鼎生的务实亦在同行中享有口碑。在案例的分析过程中，在法院疑难问题的研讨中，坚持理论结合实际，特别能在研究规范的基础上，从法院角度提出案件的合理解决方式，往往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鼎生又是个坚强的人，就是在得知患了不治之症之后，亦是坚持抗争。可以说在医学史上亦可圈可点。
正如很多人所说，鼎生是个好人。
好人走了，愿他走好。
（上海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会长、复旦大学 王全第教授 ）
8月3日上午惊悉傅老师因患病不治与世长辞，悲痛万分！
在复旦大学法学院任教期间，也得到傅老师很多的帮助，每逢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我们都邀请他参加，如无上课冲突，几乎每次都如约到场。由于傅老师长期从事杂志编辑工作，对于各位学生的论文总能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的所在，并提出周到的修改建议。长达十多年来，回回如此，为复旦大学法学院的研究生教育工作做出了贡献。每次我参加华政的答辩时，只要是傅老师负责组织的，他总会早早地到学校，在开始和结束时向每位外校老师表示谢意，足见其工作的仔细认真、兢兢业业。
在傅老师患病在家休养期间，数次走过他家楼前，但生怕打扰以至却步。总想等他恢复得好一点，没能想到此生无法还愿了。
傅老师走早了，走快了，但请走好。
（复旦大学 段匡教授 ）
与傅老师的交往是我到上海社科院法学所工作以后开始的，当时我无名无职，只是一名青年科研人员，傅老师就经常通知我去参加有关小型学术讨论会、疑难案例研讨会、研究生论文开题和答辩，我时常表示感谢他，他总是真诚的说不用谢的你这也是支持我们的工作。
有一次傅老师电话通知我去参加一家银行主办的疑难案例讨论会，在电话里我就与他约定是否可以一起打车去浦东，他说他不去了，因为他了解到那个案件他之前已经在有关方面正式发表过事实和法律适用的意见了，这次必须回避。当时我劝他说你又不是法官，无所谓回避不回避的呀，他回答说那我还是注意法律职业人的操守的，我去了会有各种不良影响的，肯定不能去的。事后我是真正地佩服了傅老师的法律人忠于事实、忠于法律的人格和操守。
去年春天傅老师在瑞金医院开刀后我去探望他，说了几句家常以后，他就把话题转到工作上，说他带的一个博士生今年要毕业，论文方面有点问题，要我帮助一下这个学生。我当即表示没有问题。傅老师病得如此还时刻把学生的事挂在心上，我当时就想，我没有理由不把傅老师托我的事当自己的事来办。
鲜活的傅老师走了，无法再向他请释疑惑、谈家论长，心里难受，把我们之间的一些往事回忆给大家，既是在与傅老师交流，也是平抒内心的痛楚，更是把傅老师的好人格传播给大家。
傅老师，您人走了，精神还在。我记着您呐。
（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法律》主编、上海市政协委员 徐澜波研究员 ）
傅鼎生老师是我最敬爱的学者长辈之一，其学问人品有目共睹。我于1998年考入华东政法大学民商法专业硕士研究生，1999年从傅老师学习《债权法》和《票据法》这两门课程。傅老师的教学思路清晰透彻，理论阐发常有四两拨千斤之效。尤其是《票据法》这种技术性极强的学科，傅老师理论联系实际，使人得窥民法教义的精密之美！
更重要的是，以傅鼎生老师为代表的华东政法大学民商法教师，以一种高度的学术自由精神，在学生论文的选题和研究上，充分尊重和信任学生的观点。傅老师最喜欢教学生把很多民法问题回归到民事主体的自由意志之上，常说这是民法平等、公平、诚信的价值根源。或许正因为华东政法当时远离各主流学派，我一直觉得华政民法老师教给我们的是客观的、经过自己批判检视过的民法知识，而非唯一家之言、唯主流是从。总之，这些潜移默化的熏陶，使我们这些年轻学子深谙自由意志与私法自治的哲理精髓，不仅治学，甚至为人处事，受益终身！
尽管民法大部分规则是讲权利本位的，但教民法的傅老师，在生活中却处处与人为善，先人后己，处事不讲求回报，对他人不会拒绝。曾听他的一位西政78级本科同学（也是学界前辈）谈论，本科期间，傅老师与同学从西南重庆坐火车卧铺同行放假回家，一路上傅老师竟主动拿起扫把、簸箕帮助列车员一起打扫列车车厢。说这个细节故事，是想说，傅老师是个“好人”，但他绝非刻意如此，而是一种性情、一种品格。傅老师在上海电视台做过多期案例分析的节目，很多上海的老百姓都认识他，而且印象深刻。有一次，我与傅老师一起打出租车，上车后，司机立刻就反应过来说，您就是经常在电视上分析案件的专家傅老师吧，并攀谈起来，可见其受欢迎程度。现如今上电视讲案例的专家老师多了去，但像他那样把法律讲解的通俗易懂，老百姓都能接受，还是不多见。
傅老师走了，民法界失去了一位好学者，于我而言，人世间失去了一位好长辈。人说高山仰止，但傅老师让我看到了真正的高山不是高高在上，而是学问人生中的点滴浇灌。有位老师说，傅老师走了，我们不要总悲悲切切，而应该转化为一种前行的动力，我同意。念及此，擦干眼泪，收拾下心情，继续把该做的事情做完，该走的人生走完！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科负责人 朱晓喆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