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著名的数学史家，科学史家--严敦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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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敦杰，字季勇。1917年11月1日生于浙江省嘉兴县。早年父母双亡，幼失怙恃，生活上备受艰辛。1931年就读于家乡秀州中学，时值“九一八”事变，中国处于危难之际。严敦杰深受一位历史教员的影响，勤奋学习，立下了科学救国的志向。1934年，17岁的严敦杰开始撰写学术论文，其中有《注音字母语原考》和《郑和下西洋考》等。1935年，他的数学论文《立体反形的研究》在校刊《秀州钟》上登出，同年并完成了他的第一篇数学史论文《中国算学家祖冲之及其圆周率之研究》。1935年，严敦杰在秀州中学高中部毕业，为生活计，考取上海中华书局职员训练班任实习员，1936年正式在编辑所作校对工作，并业余从事中国数学史的研究。1937年“七七”事变后，严敦杰颠沛流离，饱尝战乱之苦，辗转到了重庆，于1938年在重庆民生实业公司会计处任办事员。其间许多手稿毁于战火，但他仍挥笔不辍，发表论文。40年代初，严敦杰的工作为著名中国数学史家李俨所注目，他们开始通信讨论学术问题，至50年代中期，平均一个星期一个来回。现在严敦杰的遗物中还保存有李俨的信件700多封，是中国数学史研究的宝贵资料。

1943年，严敦杰考取重庆中央大学数学系，兼职上学，课余时间全在图书馆中度过，一年多时间，硬是把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从头至尾浏览完一遍，从中搜集中国古代科学史料。这一年他就发表了12篇论文，内容涉及中国数学史、天文学史、历法史、中外科技交流史、科技通史、科学史文献学和科学史学史等。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看，这些都标志着严敦杰在科学史研究方面进入成熟阶段，其时年仅26岁。
　　

抗战胜利后，严敦杰回到上海，在中国石油公司会计处任副管理师，  仍以业余时间从事科学史研究，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严敦杰先后在上海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局财务组、天津燃料工业部器材室财务科、北京燃料工业部经理司财务科、北京石油工业部财务司制度组等单位任财务组长、副科长、科长等职，积极投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工作，同时业余进行科学史研究。
　　

1956年，严敦杰调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结束了他20年来业余从事科学史研究的历史，时年39岁。1957年，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成立，李俨任室主任，严敦杰任学术副秘书。同年，严敦杰还兼任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秘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史事业的发展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
　　

1958年，中国科学史研究的专门刊物《科学史集刊》创办，著名科学史家钱宝琮任主编，严敦杰任副主编，负责日常工作。该刊物至1966年共计出了9期，登载学术论文80余篇，代表了我国当时科学史研究的最高水平。对此，严敦杰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场浩劫。研究工作停止了，严敦杰“重操旧业”，当起了会计，至今大家都难以忘怀他在临时担任这一工作期间随时都可以找他报帐和他把工资送到职工家门的情景。1970年，全体研究人员被“一锅端”下放河南“五七”干校劳动，严敦杰也未能幸免。致使他在农村摔折了腿，留下残疾成为知识分子受迫害的见证。
　　

1975年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以后，恢复了科研工作，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扩大为自然科学史研究所。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严敦杰同广大科研人员一道再次得到了“解放”。这时他虽已年近花甲，却焕发出了青春的活力，又不分昼夜地努力工作。
　　

1978年，严敦杰晋升为研究员，并招收了“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批数学史研究生。他执教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讲授《科学史概论》和《科学史文献学》两门课程，培养出了我国第一位科学史博士。
　　

1980年，严敦杰担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所长。同年又当选为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第一届理事会副理事长。他还担任了中国数学会理事、中国珠算协会常务理事、《数学通报》编委、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成员。1982年，《自然科学史研究》创刊，他担任主编。同年，他频繁出访国外和出席国内各种学术会议，终因劳累过度患脑血栓而半身不遂。病中他仍坚持写作和培养研究生，发表著述三四十篇（部）。1988年12月23日，严敦杰旧病复发，抢救无效，在北京同仁医院去世，享年71岁。
　　

1985年，中国数学会50周年年会上曾向严敦杰颁发荣誉证书，表彰他“从事数学研究与教育工作50年，为数学会的发展壮大，为我国数学的发展和培养人才作出了重要贡献”。同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隆重集会，纪念严敦杰从事科学史研究工作50周年。1992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纪念严敦杰学术论文集《中国传统科技文化探胜》一书，著名数学家吴文俊作序称“严敦杰先生与自学成名的华罗庚容可相提并论”，“论成就则是可与李俨、钱宝琼鼎足而立”，对严敦杰的治学精神和学术成就作出了崇高的评价。

严敦杰对中国数学史的研究是多方面的，包括中算书的考证、中算家的评述、各种专题论文和综合性著作等。
　　

严敦杰关于算书考证的论文，以30年代末和40年代居多，如《孙子算经研究》、《上海算学文献述略》、《南北朝算学书志》、《四川算学著述记》、《居延汉简算书》、《宋元算学丛考》等。他对算书的考证，包括作者，成书年代和经过，主要内容和成就，所引用的算书和所见算学新术语等，所考所论都有新材料、新观点。
　　

严敦杰关于数学家的评述，有关于刘徽、祖冲之祖暅父子、一行、秦九韶、程大位、梅文鼎、明安图和李锐等人。其中，许多人都是正史无传，经严敦杰多方搜寻辑录，多年留意积累而得，不少取自笔记小说或诗文集之类人们不太注意、也难以找到的材料。
　　

严敦杰关于数学史专题研究的论文，重要的有关于中算家的素数论、招差术和中国使用数码字的历史等。这些专题都是他首先提出并作全面系统研究的。
　　

严敦杰的专著《中国古代数学的成就》（1956年）和《中学数学课程中的中算史材料》（1957年）对普及数学史知识和中学数学史教育起了积极的作用。
　　

严敦杰在中国数学史研究方面的造诣和贡献，受到中外学者的好评。李约瑟（J．Needham）《中国科学技术史》数学卷（1959年）提到4位中国数学史家中就有严敦杰（另外3位是李俨、钱宝琮、许莼航）。华罗庚曾于1962年访问严敦杰，读了严的著作，两次给严写信称：“把您的大著给我作参考，十分感谢，大著极好。”

严敦杰发表有关中国天文历法方面的研究成果，始于1943年。《宋燕肃莲花漏刻补正》是天文仪器考证方面的，《宋史历志之校算》是历法计算方面的。严敦杰提出“校历应以校算为主，这是历法研究的第一步”。后来他参加了60年代初中华书局新版二十四史校点本的历志校勘工作。
　　

1947年，严敦杰将他已发表过的关于北齐历法的3篇考证文章，重加订正，题为《北齐历考》，寄方豪转陈垣先生，陈垣阅后亲题“三百年绝学”五字冠诸篇首。后来，严敦杰发表《补》（1984年），根据有关零星史料及数据，加以推衍，补出北齐书中付之阙如1000多年的历志，真可谓千秋大业！
　　

1958年，严敦杰通过对“中国古代的黄赤道差计算法”的研究，得出“我国古代天文计算和希腊、印度、阿拉伯等国家殊途”，“有一套独立计算系统存在”的结论。经过多年的探索，严敦杰在1978年发表《中国古代数理天文学的特点》一文，指出：中国古代数理天文学中在天文计算方面普遍使用内插法，中国古历法中发明内插法是与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特点相关的；中国古历法所有天文数据基本上都用分数表示，分数运算成为古历法中一大项目，中国古代天文计算中由于分数运算的便利而导致“调日法”的产生；中国古代数理天文学的精华就是围绕求定朔的方法由粗到精的不断发展。这是对中国古代历法的数学方法所作出的精辟概括和总结。
　　

严敦杰对宋辽金元历法中的数学知识尤为关注，因为宋元时期是中国传统数学发展的高峰。他对宋历中大衍求一术、调日法，金大明历和元授时历中垛积招差、几何方法，都一一作了研究，弄清了宋元数学发达的天文历法背景。

严敦杰的科学史研究工作，主要是数学史和天文历法史，但在其他方面，如珠算史、技术史、中外科技交流史、少数民族科技史和科技通史等领域，也有诸多建树。

严敦杰在青年时代长期从事财务工作，对珠算非常内行。他用算盘进行历法研究中繁杂的数字运算，同时从事珠算史料的搜集与考证。他从诗词曲和小说中寻找出不少珠算的旁证材料，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很谨慎地把我国珠算盘的发明定在元代，并不因宣传爱国主义而同意把珠算的发明往前提。
　　

严敦杰对航海技术史经过长期研究，于1966年发表关于明代牵星术的论文，开创了对我国古代航海天文学的科学的研究。其后，不仅论及天文航海技术，也论及地文航海技术和航海仪器、针路和海图等（1978年）。
　　

在中外科技交流史方面，严敦杰注重在重大科技成就方面自外国传入的内容。他提出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元代已输入中国，阿拉伯数码字13世纪才由当时伊斯兰教徒从西方带到我国来，哥白尼《天体运行论》在明末《崇祯历书》中已大量引用，但其革命性的日心地动学直到18世纪中叶才传入中国，伽利略的天文新发现在明末已传入中国，L．欧拉（Euler）早年的数学著作在他生前已输入中国。这些都是严敦杰首次提出来的。
　　

严敦杰十分重视我国少数民族科技史，他对蒙古族数学家明安图的研究，对藏族历算学和医药学的研究，对藏、蒙、维、哈、回、傣和纳西族等数码字的研究，都是独树一帜的。
　　

严敦杰在中国科技通史方面的研究，主要是为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和《中国近代史稿》纂写科学技术史部分。这些工作都得到学术界的好评。

严敦杰从事科学史研究在方法上的一大特点是特别重视原始文献、资料和图书，特别注意研究动态和情报。他撰写的论文，一般都有新发现的史料。他不仅从科学典籍中搜集科学史料，而且从大量散见的文学作品等其他资料中搜集科学史料。他指出，“诗文集中的科学史料，尤其是关于自然现象的记录，迄今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而“有些重要科学典故往往要在所谓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中发现”。但他又强调：“从小说中搜集科学史料，有三点要注意。第一，对写小说的时代要查清楚。第二，小说究竟不是历史。第三，小说必定有些渲染。所以小说中的科学史料只能作为旁证，我们引用时一定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这些都是真知灼见。

1986年，严敦杰主编《中国古代科技史论文索引》一书，收录1900－1982年间国内近千种中文期刊和百多种中文报纸上的中国古代科技史论文条目近万种，是目前查找中国古代科技史论文和资料比较完备的工具书。

严敦杰还是我国历史自然科学理论的奠基者。他在1980年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成立大会上所作的《历史自然科学与自然科学历史》的报告，提出“历史自然科学是研究历史上各种自然现象的记录，进行整理、排比、分析和探讨，找出带有周期性的或是可公度性的东西，为现代自然科学研究提供历史证据”。他还提出了历史天文学、历史气候学、历史地理学、历史地震学和历史生物学等概念。

严敦杰在科学史园地里辛勤耕耘了半个世纪，足迹遍及数学史、天文学史、历法史、珠算史、技术史、少数民族科技史、科技通史、科学史学史和科学史文献学等各个领域，著述百余种，笔底百万言。他不仅为我们留下了许多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成果，而且为我们树立起了治学和为人的榜样。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实事求是的学风，质朴无华的文风，诚恳待人、关怀后学的优秀品质，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来源：算法与数学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