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平庸世俗的生活里莫名地觉得悲伤，在一些看似蒸蒸日上的时刻里却感到灵魂的失落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公众号“一席”

陈东楠，纪录片导演。

有时候我在想，其实小水井村的挣扎特别像我自己的挣扎。或者也许，很多人都有同样的挣扎。

在平庸世俗的生活里莫名地觉得悲伤，在一些看似是蒸蒸日上的时刻里却感受到灵魂的失落，或者是随着社会的变迁要不断地调试自己的身份去迎合，在平静的日子里就意识到其中孕育着很多的危险和复杂。

一次生活和无数次生活

@ 2024.12.21 广州

大家好，我是陈东楠。我是拍纪录片的，我从20岁出头进入这个行业到今天，也有超过10年的时间了。

我上初中的时候，同学之间特别流行看米兰·昆德拉，所以《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是我人生读到的最早的长篇小说之一。它开头引言的部分我记得特别清楚，托马斯在书里面自言自语过一句德文的谚语： “Einmal ist keinmal” ，就是说如果一件事情它只发生一次，那它就像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

我们的生命都是只有一次就会消逝，不管它是灿烂的还是残酷的，就因为只有一次，一切似乎都很轻。

但是假设生命是可以无限重复循环，我们所经历过的事情会一次次地一模一样地不断地在上演，那又意味着什么？我们看待这些生命经历的眼光，真的会有所改变吗？

做纪录片就是用摄影机留存住生活，然后又让这些生活在大大小小的荧幕上再次地循环，不断地重现。

其实每次影片拍摄结束后，对于影片中的人物来说，他们的生活就继续向前走了，而我会在剪辑室的电脑屏幕上不断地再去重新观看我们共同度过的这些生命的片段，会正着放、倒着放、快进着放、慢速地放，有时候也会一帧一帧地把它停下来看。

我会记得他们脸上的雀斑、他们的表情，会记得在某一个时刻他们声音里面的颤抖。

▲ 工作室的墙面贴着影片截图 ‍‍‍‍

对于我来说，他们那时那日的面孔和生活，从来都不是只有一次，而是一百次、一千次、上万次，其实根本就数不清楚，到现在也还在继续。

所以今天我想分享的，是一些我在生命中遇到过的人和留存住的生命时光。

《偷》

我的第一部片子叫《偷》，这是我上学时候的一个毕业作品，它拍的是几个二十几岁左右、流浪在街头的男孩子，他们以偷东西为生。

这个故事拍摄的地方在河南省安阳市，发生在2011年，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那个时候我们其实还比较习惯揣着现金出门，大街上很多地方都会贴“小心扒手”的警示。

我本来是打算在我家西安附近拍这个片子，比较方便，但是很不容易找到拍摄对象。后来我在网上看到，其实全国很多的城市都有“反扒联盟”这样的民间组织——就是一群爱好抓小偷的人，他们会在下了班以后聚集在一起去做这个事情。

其中安阳反扒联盟有一个创始人，叫佳泉。我在网上读了一些他的采访，他会分享他和流浪群体之间的一些故事，会说他想救助流浪群体，想帮他们回家。

我就给佳泉打电话，我说：“我想拍这个群体的故事，有没有可能跟他们说得上话？”佳泉特别干脆，他说：“你就马上直接来安阳。”然后我就去了。没两天的时间，我们就在一个夜晚的大街上遇见了后来我影片中的主人公之一，木山。

当时佳泉跟他说：“有记者要拍你，你配合一下。”然后他说：“好。”

这听起来很简单。其实当然是因为这个找他帮忙的人就是平常抓他的人，所以他可能要表现得好一点，给自己谋求一个比较宽松的谋生空间。

但是我跟他接触几天下来，我发现他是一个特别单纯、特别善良的人。我们相互加了QQ，他的昵称叫“伤心的眼泪谁来擦”。他在空间里写了很多日记、诗歌，有乡愁，也有对现状的不满。

看完这些以后，我心里其实就比较确定，我是想拍他的了。

后来，我又认识了他的几个朋友，其中就有他的搭档，叫阿力。因为他皮肤很黑，所以大家叫他黑阿力。

他们俩是分工的，阿力负责偷，木山负责放哨。阿力这个人，和木山是很不一样的，他脾气非常地暴躁，为人很仗义，自尊心又很强。在他看来，木山这个人笨手笨脚，非常老实，根本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小偷，他偷东西的技术不行。但是又因为木山是一个特别可靠的人，所以阿力觉得他特别适合给他做护卫。

而在木山眼里，黑阿力是一个完全没有脑子的人，跟他讲道理他也听不懂，说事情也说不明白，就是喜欢乱发脾气。但不管怎么说，他们俩很互补。

我当时也是二十出头的年纪，我们的年龄是差不多的，其实并不是很难去玩在一起。但是我心里面一直会担忧的是，他们到底是不是真心愿意被拍摄。

但逐渐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好像我拿不拿摄影机，这会儿是不是开机了，他们完全不在乎，根本没有人去问我这个事情。就像其中一个人说的， “我们本身就一无所有，还在乎这个吗？”

黑阿力九岁的时候，跟他的哥哥一起偷偷把家里的牛给卖了，卖了1700块钱。他们拿着这1700块钱做路费，离开了家。但是出来以后，他哥哥，就是他的亲哥哥，转手就把他卖给了人贩子，他的价格是3万块钱。

木山是小时候一直觉得家里特别地穷，就很想挣钱。有朋友跟他说，去长沙的一个餐馆打工，他听信了，出来就被骗到了黑帮里面，逼他去偷。他第一次在街上偷东西的时候是14岁，教他偷东西的人就站在他身后一两米的地方，盯着他把手放进路人的口袋里。

挨打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家常便饭的事情。黑帮还让他们沾染上了毒品，这样他们就更没有办法离开了。就这样过了很多年，他们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直到长大才有能力真正地逃走。

但逃出来以后发现，在这个城市里他们谁都不认识，消费又很高，赚钱也很难，工作找不着，又从来没有上过学，完全没有任何技术，他们就选择继续去偷。

其实这些是源于他们小时候对大城市的很多想象。他们从小一直想要的，其实很简单，就是一双耐克鞋、一条牛仔裤。他们想要离开贫穷闭塞的乡村，能够去到更大的世界里面寻找自由。

但是如今在这个城市里，他们走路的时候，也永远就是贴在街边边走，生怕被别人看见。有的时候他们会坐在路边，幻想路过的这些女孩是他们的女朋友，但就是过过嘴瘾，实际上他们谁都不认识。

他们住在离火车站最近的那种灰色小旅馆里面，20块钱一天，里面就是鱼龙混杂的人。身上永远只有一件衣服，穿脏了就扔，再买一件新的，这样就没有行李，随时可以跳上火车，逃开这一切，再去往下一个城市。

我去过木山在农村的家，见过他的母亲，他母亲跟他长得很像，都是瘦瘦的脸，细细的眼睛。

我当时并没有跟他母亲说木山到底是干什么的，但是在跟她的亲戚邻居聊天的过程中能感受到，其实她心里也大概是知道的。我们俩就是心照不宣地聊天，聊一些家里的生活，和木山小时候的事情。忽然，她就哭起来，说她非常想木山，担心他在外面会变坏，希望他能回家。

木山当时拒绝了跟我一起回去，因为他觉得如果有一天要回家，就必须得是衣锦还乡，像现在他这个样子，是不可能再回到那个村子的。

但是他拜托我一件事情，希望我可以帮助他，告诉他的母亲他真实的状况，这样他母亲就不会再日日夜夜地盼着他回家，催他结婚，祈祷他有一天能回到农村来，过一个正常人的日子。

我当时拒绝了这么做，因为我觉得这是他们母子之间的私事，如果真的决定要说，可能应该由他自己说，但也有可能是我自己心里面也有一点怯懦。总之，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我们在一起相处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然后我就回学校去上课，也进入到这个片子的剪辑期。又过了一年的五月，我收到佳泉给我发的一条短信，说：“阿力死了，死因不明。”他被非常草率地埋葬在了安阳周边的某块土地下面，就这么消失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木山跟我说，其实流浪人员之间是有帮派的，帮派一直很反对他拍这个片子，但他就是觉得自己愿意拍。他们之间一直有争执，直到最后他跟他们大打了一架，他也离开安阳了。

其实《偷》这个片子，今天在我想来，它更多的是一个关于青春的影片。 我们那个时候都那么年轻，那么容易相信彼此 。

那时候，黑阿力常常会帮我出主意，说我们拍些什么内容，木山常常会帮我背我的三脚架——我那个时候完全是自己一个人拍摄，有时候在路上要跟拍他们，就不是很方便拿。后期我剪辑的时候发现，好多素材里木山都背着个三脚架，这个是完全不能用的，因为全是穿帮的。当时觉得特别恨自己，但是现在想起来也觉得很温暖。

这是我的第一部片，当时是一个初出茅庐的状态，并没有在影片中做出这样的感觉。我当时还是比较专注在议题上，要去讲流浪人员的遭遇和他们的境况。

我有的时候会觉得特别遗憾，其实那些没有被拍下来的时光才是最珍贵的。我们一起在那个大街上游荡、流浪，当然有很多的烦恼，但是也有很多的快乐。

但时间又过得久了一点以后，我好像也不会再从这个片子做得到底是好和不好的角度来评判它。

这些影片好像回归了一个更原始的影像的价值，向我证明了13年前那个夏天他们存在的证据 ，伴随着安阳街头嘈杂的声音和汗水的味道，一遍又一遍地，每一分每一秒地，都好像变得厚重了起来。

那个时候我也是年纪小，想得不深，总是喜欢劝木山说：“你赶紧去学个技术，找个工作，不要再在这个大街上浪荡了。”

我还坚持要陪他戒毒，就在他旅馆的那个小房间里，陪了他好几个晚上，看着他特别痛苦地在坚持、翻滚。

拍摄结束后，好像有一段时间，他就真的被我说动了，去找了一个当保安的工作。但现实肯定不是我当时想象的这么容易就改变了，他其实也没有干多久就又跑掉了。

后来几经辗转，他又去了他心里面最喜欢的上海。那个时候，他说他攒了钱，和几个朋友一起开了一个游戏厅，说日子变得好起来了。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声音都不一样了，特别高兴。我发片子给他看，他说：“我那个时候真的是太丑了，形象太差了。我现在平常都穿西装了，你赶紧过来拍一个续集。”

我们就这样保持联系五六年的时间。他经常换手机号和QQ号，后来又有好多的微信号，我每次找他都要通过各种方式去找。

后来有一次我给他打电话，是他的一个朋友接的，说木山又被抓进去了，判了一年，等他出来让他给我回电话。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过他的消息了。

最近我在抖音上搜这个片子，看到一个安阳的音乐人李晋，给黑阿力写了一首歌。这个视频下面有人留言说，他们家和木山是同一个村子、同一个巷子的，说他的父母终究是没有能等到他回来，在近些年都相继离世了。有网友在评论区问他，知不知道木山现在怎么样了。

他回复说前段时间，他有回来和哥哥争家产。但是我也无从知道这些都是真的还是假的。

《旷野歌声》

如果说《偷》的拍摄特别像一段青春的记忆，那《旷野歌声》的拍摄对于我来说，就像是从青春步入中年，伴随着自我的成长，从一 个站在旷野里面的人学习怎么去做一个社会中的人。

这个片子拍摄的地方是在云南省的一个苗族村寨，叫小水井村。我是2014年第一次到这个村子，拍摄一直持续到了2019年。

我对这个村子的第一印象是好自由。为什么这么说呢？

穷确实是穷的，小水井是在最山顶上的一个村子，自然资源非常地差，大部分都是种玉米，但这个玉米它不是用来卖钱的，是要以物换物，用一年的玉米收成去交换村民一年要吃的大米。

如果说要赚钱的话，那肯定是要种蔬菜水果。他们确实也种一点点，就是完全没有规划，这丢一颗那丢一颗，熟了谁愿意吃就摘下来吃一口，不愿意吃果子就自己掉下来，在地里烂掉。好像从来没有人想过说要去把这个好好地摘下来，拿到山下去卖了赚钱。

感觉就是虽然很穷，但是也完全没有人觉得特别着急或者特别需要去赚钱。

后来一个爷爷跟我说，因为苗族在历史上是被各个民族欺负的，他们其实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在一次次战败里，不断地迁徙，最后才到了西南地区的高山上面。这里地势崎岖，首先很适合躲藏，再一个就是条件太差了，别人也不想要。所以你会发现在西南地区，大部分的苗族山寨它都是在山顶上的。

苗族人在历史里学到的重要一课，就是千万不要种地种得好 ，因为一旦种好了，这个地方就不再是他们的了。贫穷守护了他们的家园，在富裕和自由之间，他们选择了站在边缘上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