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云也退

叶甫盖尼·叶甫图申科，都快忘了这个名字了。然而他却是苏联最有名的诗人。叶甫图申科有着“红色诗人”的共同特征：写过许多政治诗，打开他的诗集，满眼都是这样的句子：

“我的母亲——/革命——/时刻保卫着我/免受一切苦难。/我曾经渴望参加战斗，/我深信，我会报答恩情，/总有一天，我定将亲自保卫/曾经保卫过我的/母亲！”（《“把我当共产党人吧！”——纪念马雅可夫斯基》）

1953年他才20岁，属于战后一代，属于被红色文化洗礼的对象。但是叶甫图申科并不只是重复父辈的业绩，他还说出了年轻人未能赶上父辈岁月的遗憾。在《在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战斗中》一诗中，他用了一种说教的口吻，对一个不特定的“你”发言：

“怀着一颗寂寞的心，把它冷眼观望。/无论是这还是那，你都觉得糟糕透顶，/因而什么事情也都做不成。/你使青年时代过得冷冷清清。/你责怪热情虚伪造作。/我知道，你什么都不相信。/你相信什么呢——/你说一说！”

诗中的“你”染上了典型的空虚症，觉得“如今的时代令人感到寂寞”，渴望“骑在马背上，/擎着红旗，/在大地上不停地飞奔”，为保卫苏维埃政权而战斗。那个年代的中国同龄年轻人里也多有这种感情，必须有一批文艺工作者站出来，告诫他们建设国家一样是光荣的事，填补他们“生不逢时”的遗憾。

然而，仅仅过了两年，叶甫图申科就写下了味道不同的诗句：

“何时何地这样做开始风行——/‘对活人冷若冰霜，/对死人体贴入微’？/人们整天价驼背躬身，/酩酊大醉。/人们一个个接连地/离开人世，/于是在殡仪馆里，/为了历史/而对他们宣读/充满温情的悼词……”

他提出了怀疑，小心翼翼地揭示社会上和公共话语中的“不正之风”：颂扬死人、漠视活人，这本是前苏联政权很常规的治术，要指出它，还需要一点天真的精神。不过那时叶甫图申科的日子相当不错，苏共容忍他批判现实的声音存在，这当然是为了笼络更多的年轻人，尤其是知识分子。

叶甫图申科在1960年代所加入的代际冲突和论战，中国年轻人也将如出一辙地经历一遭。面对倚老卖老的“父辈”们时，叶甫图申科不再像《在保卫苏维埃的日子里》那样，站在官方的角度上训诫年轻人不要空虚失落，而是代表年轻一代抗议父辈的傲慢。《“虚无主义者”》是他在那个时代的代表作：

“他穿的是细腿裤子，/读的是海明威著作。/‘朋友，这不是俄罗斯人的趣味……’——/父亲板起面孔教训他说。//他扯着嗓子跟人争论，/遇到争辩他从不畏缩。/它推翻了格拉西莫夫，/他肯定了毕加索。”

格拉西莫夫是苏联的官方画家，专画领袖肖像。来自西方的“颓废趣味”感染了苏维埃青年一代，当然是在朝者不愿意看到的，叶甫图申科写诗表示对此的不屑一顾。但是，这首诗的结尾两段却说，诗中这位“虚无主义者”——一个生物系的大学生——在一次度假中为了救一个同志而牺牲了生命，诗中没有说具体的情形，只说他有一座简陋的大理石墓碑，然后，叶甫图申科才总结了一句：“‘虚无主义者’这个绰号/跟他有何相干，我不理解。”

▲ 叶甫图申科与尼克逊的合照

谈不上抗议或谴责，顶多只是一声不满的咕哝。可在那时，叶甫图申科就够得上青年偶像的级别了。

其实“虚无主义者”根本不必用英雄行为来自证清白，虚无只是个人的选择而已，他们甚至满可以以这个称号自负，犹如一代美国人以“beating generation”自命一样，只不过，中国人从欧阳海时代到赖宁时代一路走过来，都明白英雄人物能带来怎样一种道德压迫感。他们迫使年轻人相信，如果不能做出些惊天动地的事情，就只能永远心怀愧疚地享受新社会的果实。

俄罗斯作家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的孙女奥尔迦，长年移民在美，经常回苏联看看，1965年她遇到叶甫图申科，后者跟她讲，现在莫斯科的新诗流派很多，“就像万马奔腾，争先恐后”，形势喜人，并且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苏联一样让诗歌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这些话只能听听而已。叶甫图申科那时的地位很高：在国内，持自由心态的年轻人视他为代言人，作家协会派他出访了美国、欧洲，还跟古巴的卡斯特罗结为好友。他还不是党员，可几乎一只脚已经踏进门了，这可是极高的荣誉。他跟第一任太太（一位女诗人）离了婚，跟现任住在作协分给他们的一栋郊外豪华公寓里。

他收藏有很多油画，很多出自苏联超现实主义画家之手；他喜欢跟人谈论毕加索；他的房间里挂着海明威的巨幅照片以及卡斯特罗亲笔签名的大肖像，他以认识这两个人而自豪。一个春风得意的苏联诗人是可疑的，叶甫图申科极少跟外国人谈政治，而乐于谈论艺术。他在春风得意的年代里仔细地保护自己。

在他的诗里，你可以看到批判现实主义近乎一种“小骂大帮忙”的操作。这是《恐怖》：

“恐怖像过往岁月的幽灵，/今天在俄罗斯正在消亡，/只是在教堂门前的台阶上，/还有人像老太婆一样乞讨口粮。/我记得他们有权又有势，/属于得意洋洋地撒谎的宫廷。/恐怖曾经像影子一样/各处滑动，侵入楼房的每一层。”

这个消亡的“恐怖”是指强人铁腕统治的旧社会，叶甫图申科歌颂了它的远去，随后又指出一种新的恐怖正在降临：“做个对祖国不真诚的人的恐怖，/正就是代表着真理的思想/却因为虚伪而受到损害的恐怖，//瞎吹牛弄到昏昏迷迷的恐怖，/把别人的话说来说去的恐怖，/

以不信任使别人感到屈辱、/同时却自信得无以复加的恐怖，//自己很幸福，然而对别人的焦虑、/别人的烦恼漠不关心的恐怖，/自己胆怯懦弱、不能像画幅上/和绘图板上的英勇无畏的恐怖。”

数落这些新的“恐怖”，可以说是叶甫图申科在批判，也可以说是他在警告大众要当心，模棱两可。没人能否认他是个爱国的诗人，这个爱国不是含蓄表达的，融于很多细微隐喻和典故的，而是喊出来的（“我爱俄罗斯祖国，/用满腔热血，用脊梁负重——/我爱它那泛滥时期的河流，/也爱河水在冰下流动”），他说自己的生命短暂，不如祖国永恒（“我不配成为不朽的人物，/但是我有个希望：/只要俄罗斯存在，/那么我也会因它沾光……”），所谓“响派”诗人是也；然而，在他的诗里，这个国与它的统治者并无直接的联系，但是，不仅不会因此而触犯掌权的人，偶尔还能让他们看到自己与之前的统治者多么不一样。

▲ 叶甫图申科

身为西伯利亚流放犯的后代，叶甫图申科的声音分贝之高，让莫斯科都为之震动。地位显赫的他，倒也从来不跟着批判什么西方的流毒，还特别喜欢吟咏爱情中的苦闷，这让他始终不至于站到青年人的对立面，就诗艺和诗学思想本身，他公开说，不喜欢“悄声细语的诗歌”，1971年他写道：“如今的诗歌变得萎靡不振。/到处是小铃铛——听不到警钟撞击。/登台朗诵的诗歌销声匿迹了，/而‘悄声细语的诗歌’却叫喊……”1979年他又写：“我不想做一个人人喜爱的人……我想做一个深受毕生战斗的人们喜爱的人。”

叶甫图申科也写过针砭社会时弊的诗，不过，都不触及根本。在苏联人排队买生活必需品，为此不惜走后门的时代，他痛心的是“巴结”这种邪风的蔓延，而不是人民的疾苦以及造成这种疾苦的根本原因：

“我们巴结着/酒店守门人，/仿佛酒店守门人/高于拜伦。/我们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巴结着/咖啡店的女服务员，/民航公司的女售票员——/她鄙薄着斜眼看着我们。/伟大的短跑运动员/在家具店里/因为巴结/变得/慢慢吞吞。”

在诗歌之外，叶甫图申科还有别的才能，写小说，写剧本，甚至当导演，但这个工农兵诗人，他那种适合朗诵、让每个人都能听得懂的浅白的诗，市场缩水了一半。叶甫图申科在诗里呼唤，全世界的“好人”结成一个共同体，伟大的俄罗斯，既然已经甩掉了以往的阴影，只剩下高歌猛进这一条路。这些言辞，即便看起来已是笑话，也没有关系，他已得到了可以得到的一切。

本文题图为叶甫盖尼·叶甫图申科，1933年7月18日—2017年4月1日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