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大陆军一直有欠饷问题，有两次差点酿成兵变，汉密尔顿协助华盛顿顺利地解决了兵变。经过这两次兵变，很多人都意识到北美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汉密尔顿对大陆会议心灰意冷，辞职回到纽约，执律师业。
一七八四年，汉密尔顿开办了美国第一家银行纽约银行，主持重建毁于战火的母校国王学院，更名为哥伦比亚学院。
大陆会议这种联盟式的体制越来越不适应时局了，终于在一七八七年五月于费城召开了制宪会议，汉密尔顿被纽约州选为制宪会议代表，纽约州还有另外两名代表，那两位代表因为制宪会议没有讨论修订《邦联条例》而是重修宪法，就回纽约了。会议规定每州至少得有两名代表才有投票权，结果汉密尔顿无权投票。
尽管汉密尔顿没有权投票，但他热情洋溢，在制宪会议上与麦迪逊(James Madison)和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一样是会议的灵魂人物。麦迪逊在弗吉尼亚群雄中最有文化。他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对汉密尔顿有天生的好感，而且两人在组建联邦政府上不谋而合，制宪会议上他俩成了搭档，在宪法中加进了自己的建国理念。
汉密尔顿在会议上作过多次发言，他说：他既不同意代表大州利益的弗吉尼亚方案，也不同意代表小州利益的新泽西方案。他认为最好的政府是英国政府，北美的条件不同，无法采取英国的制度。他认为，在勤勉的社会中，总有少数与多数之分，权力不能只给少数或多数，因为他们有了权力之后就会压迫对方。因此，少数和多数都应有权。
汉密尔顿建议，参议院参照英国上院要终身制，他们的终身制会对来自总统和政府以及来自众议院和民众的任何有害的改革形成一种永久性的障碍。总统也可以终身。有人问，美国不是合众国吗？那么共和又从那里体现呢？汉密尔顿的回答是，只要所有其他的行政官员是民选的，就能维持共和。十八世纪末，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有都着坏名声。只有共和制才是人们心中的理想制度。汉密尔顿的这些言论，被他的政敌，特别是心思细密的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抓住，说他要在美国制造一位国王。
宪法要被十三个殖民地中的九个的批准才能生效。各州为此召开了代表会议，汉密尔顿回到纽约成为代表会议的代表之一。在纽约以州长乔治・克林顿(George Clinton)为首的反联邦势力很大。为此汉密尔顿组织了麦迪逊和杰伊在会议召开之前在报上发表文章，为宪法鼓吹。
他们的文章，集为《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 Papers)，是和《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同等重要的政治文献。后人评论说：《宪法》浓缩了开国先贤们的智慧，给新生的美国搭起了一个制度骨架，《文集》给了它血肉。
一七八八年六月初，汉密尔顿在给麦迪逊的信中，分析了当时纽约的政治势力，认为在最好的情况下，护宪派在代表会议中也只能占到七分之四的多数。除了用《文集》造势之外，汉密尔顿还采取拖延战术：他想尽办法把投票日期安排在弗吉尼亚和新罕布什尔通过宪法之后。
六月十七日，纽约召开代表会议。汉密尔顿在会议上的第一次发言就指出《邦联条例》无法修正，只有重新修宪才能保障美国的自由和独立。他还指出：如果接受老的邦联，大陆会议就是一个单一的行政机构，拥有的权力无法得到制衡，以至于效率低下，腐败无能。这就必将产生一个摧毁人民自由的势力，为了避免这种现象发生，我们必须建立一个至少有两种权力可以相互制衡的政治制度。
在回答州长克林顿的发言中，汉密尔顿说：有人说各州的风俗和利益不同，因此无法建立联邦，但我认为从新罕布什尔到乔治亚的美国人民在最初的政治活动中，风俗和利益的不同可能会产生麻烦，但宪法中的那些伟大的调和精神，会慢慢减轻这方面的压力。
六月二十一日和二十六日，新罕布什尔和弗吉尼亚分别通过了宪法，在这个大形势下，七月二十六日纽约州以三十对二十七票通过了宪法。纽约人认为汉密尔顿为宪法的通过作出的贡献最大，在庆祝宪法胜利的游行中，做了一艘大船，取名为汉密尔顿号。
有了宪法后，接下来是选总统，华盛顿当选为第一任总统。建国之初，政府只有五名阁员四个部：总检察长伦道夫（Edmund Randolph）是光杆司令，汉密尔顿任财长，诺克斯将军任陆军部长，杰弗逊任国务卿。新政府首当其冲的四件事是：战争债务，国家银行，人权法案，和首都永久地址。
当时大陆会议欠了很多债，很多议员和政府官员都想削减债务，也就是让人民一起承担债务。但汉密尔顿坚决要把所有债务还清。汉密尔顿解决债务的方案很简单，就是让各州平摊债务。这下子弗吉尼亚不干了，弗州已经把债务还了一半了。
南方议员们还认为，北方的资本家已得到风声，从老百姓手里廉价收购了大量债券，政府这样作是为了他们的利益。另外，还债必定要加税，这又会损害南方农场主的利益。于是，汉密尔顿来到杰弗逊的寓所商谈此事，席间双方做成了一笔政治交易：杰弗逊支持汉密尔顿由政府承担所有债务，而首都的永久地址选在波托马克（Potomac River）河边。
波托马克河是弗吉尼亚的母亲河，要是首都定在波托马克河边上，那是弗吉尼亚人的光荣。美国闹独立主要是马塞诸塞人和弗吉尼亚人，马塞诸塞人为了自由贸易，弗吉尼亚人为了向西部扩张获取土地。
大陆会议时期，为了顾及两边，首都定在中间的费城(Philadelphia)。两次兵变后，首都搬到了新泽西的普林斯顿，几个月后再搬至马里兰州的安那波利斯(Annapolis)，一年后又迁都新泽西州的特兰顿(Trenton)，直到一七八五年一月才落户纽约。
过去的首都都在北方，弗吉尼亚想把新首都建在南方。波托马克河是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的界河，两个州的人都高兴。于是杰弗逊和麦迪逊欣然同意。华盛顿的家在波托马克河边上，他也愿意。这里是美国东部地理的中间位置，这个建议很快就通过了。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各出一块地，是为新都。新都建成前，临时首都设在费城。联邦政府于一七九零年迁回费城，于一八零零年进驻华盛顿特区。建都事件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政治交易。
债务和首都地址的事刚摆平，国家银行的事又成了南北双方争论的焦点。汉密尔顿主张由联邦政府建立一个国家银行。在战争时期和新政府成立之前，各州自行发行货币，造成了金融和商业的混乱。汉密尔顿认为必须由政府控制的国家银行来发行统一货币。
汉密尔顿向国会提交了一个报告申诉国家银行的好处：国家银行可以通过吸收游散民间的金银，并以此为储备发行纸币来增加生产资本。国会两院辩论后，很快通过了这个法案，提交华盛顿签署。
但杰弗逊坚决反对设立国家银行，其中心论点是宪法没有规定联邦政府有设立国家银行的权力。华盛顿把杰弗逊的报告给了汉密尔顿。于是，汉密尔顿就此提出了政府有宪法没有明确规定的“隐含的权力”理论。他的立论很简单，因为宪法不可能规定政府的所有权限，只有概括性的条款，所以政府有一种由宪法条款引伸出来的权力。
最好的例子就是，宪法规定政府有权管理商业和航运，于是就可以由此得出政府有建立灯塔的权力。同理，政府有制订和执行税收政策的权力，由此可以得出政府有设立国家银行的权力。
华盛顿在阅读了争论双方的报告后，认为汉密尔顿有理，签署了设立国家银行的法案。这次争论的结果对美国后来的宪政和金融制度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他开了宪法必须解释的先河，也给出了一个法学理论，任何法律都定义了一种“隐含的权力”，而这种“隐含的权力”是需要解释的。
国家银行的设立对美国独立战争后的经济重建和联邦政府信用的确立起着无法替代的作用。尽管后来杰克逊总统把国家银行取消了，但美国政府最终还是设立了一个国家银行，就是我们熟悉的联邦储备银行。有人评论说，汉密尔顿是现代金融制度的先驱。
汉密尔顿还提交给国会一个《制造业报告》（Reporton Manufacture）。主张收适当的关税，以保护和发展民族工业。该报告被国会否决了，但国会还是通过了一项关税法，对进口货物征收很低的关税，使美国的制造业受益匪浅。
汉密尔顿还使国会通过了一个国产税法，对一切蒸馏酒类征税。杰弗逊在反对国家银行失败后，对国产税法进行攻击，他说：这条法律将使政府在最不该使用其权力的地方使用权力。杰弗逊指的是宾西法尼亚西部的苏爱人，他们靠酿造威士忌为生。现在政府向他们征税，他们觉得那是一种迫害。于是匹兹堡南面的四个县拒绝纳税。华盛顿发布公告，也不管用。终于暴发了动乱（Whiskey Rebellion），当地官员弃职而逃，州长也不敢动用武力。
华盛顿和汉密尔顿商议后，决定派兵镇压。宾州的叛乱只是一种漫无组织的示威，但汉密尔顿为了显示中央政府的强大，率领了一万五千人前去镇压。结果把叛乱分子吓坏了。汉密尔顿押解了十八个人赴费城受审，最后两人被判有罪。但华盛顿不愿扩大争端，下令把这两个人也给大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