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三联生活周刊”
（ID：lifeweek）
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4年第12期
原标题为“陪最神秘的诺奖作家逛北京，我们都聊啥了？”
今年三月，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第一次到访中国。古尔纳出生于东非海岛桑给巴尔，十八岁前往英国接受教育，在那里成为了一名写作者及后殖民文学研究者。诺贝尔奖给他的颁奖理由是，古尔纳“对殖民主义的影响和身处不同文化、不同大陆之间鸿沟中的难民的命运，进行了毫不妥协和富有同情心的深刻洞察”。
在古尔纳的中国之行中，我们有幸得到一次陪他游览北京的机会，与他一起爬上了景山，也钻了几条胡同。
这位七十六岁的老人仍对不同人群的生活状态充满观察欲，不管看不看得懂，他总是很认真地凝视着周遭的一切。
和古尔纳逛北京的两个小时里面，我们像两个使用不同卫星定位系统的人，反复校正彼此的认知坐标。我们把自己的经验和知识套用在对方身上，然后知趣地腾挪、调整、退却。
唯一达成的共识是“复杂”，古尔纳用这个词形容生活里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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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笔：肖楚舟
景山公园东门，马路对面的商务车里下来一群人，我努力在其中寻找那个酷似摩根·弗里曼的老头，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
他看起来和照片上不大一样，是人群中最瘦小安静的那个。他的夫人德尼斯神采奕奕，总是走在他前面半步。古尔纳则迈着缓慢谨慎的步伐，每一步都结实踩下去，然后才抬起另一只脚，像在试探脚下的土地是否稳固。
前一天晚上，古尔纳刚从上海赶到北京。他的中国行程已经过半，一路上被座谈会塞得满满当当。太多人想听他说话，从会议室到讲堂，从大学到书店，人们不断地询问那些他在作品里反复书写的主题，故乡、远方、离开、回归、移民身份、痛苦和沉默。尽管他写了十部与此相关的长篇小说，但人们还是在问，这些对他来说都意味着什么。
来到我面前的时候，他似乎不想再进行任何宏大的命题式讨论，也不想被架在诺奖作家的神坛上，只想当个普普通通的北京游客。这是他仅有的半天闲暇，我们的规划是先爬景山，然后去白塔寺周围看看胡同。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提的这一兜子水，够我们每人一瓶吗？”
我们开始在景山公园漫步。古尔纳大多数时候保持沉默，偶尔挑拣几个他耳熟的细节加以追问，努力建立自己与这片陌生土地的联结感。比如，我告诉他，明朝末代皇帝崇祯上吊的歪脖子树，到了清朝被称为“罪槐”，清朝人还在树上绑了根铁链，后来侵略者把铁链当作文物带走了。
“你说的侵略者就是欧洲人吗？”
“不，有八个国家，包括日本。”
“铁链最后去哪儿了？”
“我没查到，可能是在战乱中遗失了。”
“不不不，一定是在他们的某个博物馆里。”他把重音放在“博物馆”这个词上，拖长了音调。
他向我确认清朝和明朝具体存在于什么时间，我告诉他，派郑和出海的就是明朝的第三个皇帝。古尔纳在到达中国的第一场演讲里提到了郑和，口吻充满一千零一夜的味道，迷人得仿佛出自他那些充满外国商人和远洋船只的小说：
“我从小到大都听说，我们曾与大洋彼岸的地方联系频繁。在海岸的一些地方沿沙滩行走，你会拾到青瓷碎片，它们产自中国，是郑和船队遗留下来的历史遗迹。在一些故事里，中国人没有随舰队离开，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上。老实说，这类跨洋联系的故事听起来就像是传说或神话，然而我每年在家门口看到的五彩缤纷的人类活动证据，让我相信它们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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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猜到这个故事会让你们觉得很有趣。”他有点得意，又不大确定这个故事的含义，“西洋对你们来说到底指哪片海洋？是印度洋吗？”
“不完全是，它是个很大的概念。实际上，古人口中的西洋人，可以指代所有来自中国西边的外国人。”
“那说西洋是印度洋也没错，毕竟它也在西边。”
古尔纳出生于东非海岛桑给巴尔，海洋是他的地理概念的主轴。
在殖民者到来之前，那已经是一个混杂着世界气息的小岛，印度、阿拉伯国家甚至东亚的商人们随着信风来往，其中也包括郑和及他的船员们。古尔纳的故事里常有倏然离开的人，他们被苦闷的生活或者不知名的痛苦摄取了魂魄，突然抛家弃子，好几个都去当了水手。《最后的礼物》里的阿巴斯，抛下怀孕的妻子登上了欧洲人的货轮，病重时手里还捧着一本《奥德赛》。《赞美沉默》里面那个不知名的舅舅，躲到一艘从南非驶往日本的运煤轮船上，从此杳无音信。《砾心》里的房东姆盖尼先生也是位老水手，甚至去过亚马孙河口。
“你很喜欢远航者的故事？”
“远航者们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千百年来，他们在海上移动，这些移动让世界的不同部分产生了联系，留下了知识和故事。在有远航者之前，人们只了解自己，而不知道他者的存在。当你离开家乡，也会对自身产生新的认知。（漂泊）这样的苦难会让你的自我不断成长。”
古尔纳对那些显而易见的景观——比如故宫、北京中轴线或者北海公园的白塔兴趣平平。当夫人德尼斯问他要不要站在北京中轴线纪念牌边拍张照的时候，他摇了摇手，因为他正向我解释他的名字。
古尔纳的母语是斯瓦希里语，但他来自一个穆斯林家庭，这超出了一般中国人对非洲文化的理解。所以当我问他“你的名字在斯瓦希里语中是什么意思”的时候，他认为有必要马上纠正我。
“不能说Abdulrazak是个斯瓦希里语名字。这是个穆斯林名字，亚洲的、非洲的、欧洲的穆斯林都可能用这个名字。”他教我辨认名字的方式，“如果开头是Abdul，那么这个名字一定和神有关，意思是神的仆从。在伊斯兰教里面，安拉是唯一的、纯净的神。而神可以有很多特质，名字的后半截就代表神的一种特质。当然人们不一定以这种方式命名，还有很多其他的形式，可能只是加入一个父母很喜欢的词，比如谢谢。”
他也好奇我的名字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他，我的名字里有一个“舟”字，因为我来自千湖之省，那里江河密布，人们过去常常划船出行。他第一次对我本人发生了兴趣：“你的故乡是在中国的哪个部分？”
“中国中部，扬子江边。”
他似乎真的在努力思考我说的地方位于哪里，接着询问中国的整体地势哪边高哪边低，北京算是地势高的部分吗，中国画里那些巍峨的高山都在哪里。
在我们的对话中，这样的摸索随处可见。好像两个使用不同定位系统的人，努力将手里的两张地图重叠起来。
古尔纳熟悉这种认知错位，也致力于用自己的写作破除任何无视差异的粗暴总结。
在他的诺贝尔奖获奖演说里，除了提到过去不被书写的苦难和创伤，还表现出一种对当下历史叙事的忧虑，重点是反对简化：“一种新的、简化的历史正在构建中，改变甚至抹除实际发生的事件，将其重组，以适应当下的真理。这种新的、简化的历史不仅是胜利者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工程（他们总是可以随心所欲地构建一种他们所选择的叙事），它也同样适合某些评论家、学者，甚至是作家——这些人并不真正关注我们，或者只是通过某种与他们的世界观相符的框架观察我们，需要的是他们所熟悉的一种解放与进步的叙事。”
在英语世界，作为一个非洲来的移民，一位教授后殖民文学的学者，古尔纳很难逃脱先入为主的简单概括。在2016年的一场访谈中，主持人不断追问古尔纳：“你怎么看待移民作家这个分类？你会自称移民作家吗？你怎么看世界文学？”古尔纳的每个回答都带着否定。而五年后的诺奖加深了这些印象，流散文学、移民文学、后殖民文学、见证文学，每一篇关于他的文章里都要带上两个这样的字眼。或者使用一个更大的概念——世界文学。因为他研究的后殖民文学，被认为是当下世界文学中的重要力量。
古尔纳本人是否同意这些标签或概念？当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正走在一段陡峭的台阶上。他小心地盯着自己的脚尖，斟酌着字句：
“我不会使用这些词描述自己，但我也不会与人争论。标签只是一些人定位他人（positioning people）的捷径。”
他只对“世界文学”略有异议，“我对这个概念不是困惑，而是不信服（not convinced）。如果这场关于世界文学的调查是从西方开始的，那么它的切入点是什么呢？某种程度上说，这仍是西方中心的定位方式的延续。毫无疑问，如果它是从印度开始的，那么我们所说的世界文学会与现在完全不同”。
古尔纳在陡峭的山路上站定一会儿，喘了口气：
“至于其他标签，我不会反驳。就像如果有人说你是个中国人，你会说不对吗？如果你说不，他会接着问你为什么呢。这场争论将没完没了。所以我不会为此争论，这不会困扰我，也可以说它们都是我的一部分。因为我知道我是谁。”
“那么你会如何形容你自己？”
古尔纳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这个问题对于一个正在下山途中努力迈动双腿的老人来说太复杂了，或者它根本不该有个答案。
如果说古尔纳和其他游客有什么显著区别，那就是他对具体生活的兴趣。在景山半山腰，第一个能望见故宫全景的观景台，我向古尔纳艰难地背诵前两天临时学习的英文版故宫简介，包括中国建筑中体现的“天地人和”的观念以及风水思想。
他对此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兴致，转而关心一些家长里短的问题：中国古代的皇帝在宫里面办公还是住宿？他一大家子都住在里面？他的亲戚住在里面吗？大臣住哪儿呢？他的仆人也住在里面？
他的目光扫过故宫周围的建筑，国家大剧院、天安门广场、北海公园和中南海。每听到一个新的建筑名称就问：“它是在墙里面还是外面？”仿佛眼前所见的红色宫墙不足以解释皇室生活的边界，他必须反复确认不同人群的活动范畴，才能在脑中构筑关于他们的故事。
在白塔寺旁的胡同里，类似的问题又出现了几次。我给他介绍门上的春联、身后的白塔、四合院的来历与布局，他转而趴在路旁的门缝上张望，“你说这是四合院，courtyard，院子在哪里？一个院子就是给一家人居住的吗？”
我告诉他，真正的四合院原来是一大家子居住，不过现在多半被分割成小块，几家人共用。过去城市管理还没这么严格的时候，人们可能还会在院子里加盖棚屋，用来给新的家庭成员居住，“就像《来世》里哈利法为阿菲亚和哈姆扎做的那样”。
古尔纳的故事里，人的居所是会生长的。哈利法家的院子先是容下了无依无靠的孤女阿菲亚，又接纳了来历不明的哈姆扎。两个年轻人起先借住在院子里加盖的小屋，然后越来越靠近房屋的核心部分，最后他们给这个家庭带来了第三代，小屋和主屋也连通了起来。《砾心》里面也有一栋奇特的出租屋，房东姆盖尼叫它“非统房”，每个房客都来自不同的非洲国家，他们的生活境遇七上八下，在房间里搬进搬出，直至彻底消失。一栋住宅的变迁，记录着人与人发生联系的过程。
古尔纳站在胡同里那些标记着“游客止步”的大杂院门前往里打量，观察一堆墙角的杂物、几台贴墙摆放的自行车、被水泥墙团团围住的大树，或者挂在树上的晾衣绳。背后，载着货物的电动三轮来来往往，嘴里喊着“让一让”。他听不懂周围嘈杂的声音，经常茫然地驻足，下意识地侧着身行走。我们几次在人潮里丢失他，他几乎被赶着吃午饭的上班族、忙着送外卖的电动车和随处自拍的游客淹没了。
我们在一间咖啡馆坐下。古尔纳喝了一口气泡水，终于缓过神来。这几天他的肠胃不太平。经过半个上午的步行，它又开始翻滚了。
“中国的食物怎么样？”
“人们都很热情，但那些盛宴有点吓人。”他半开玩笑地说。
两天前闹过肚子以后，古尔纳开始对食物采取小心谨慎的态度。他保守地点了一个鸡肉芝士三明治，要求去掉鸡肉。拿到三明治后还在嘀咕，不知道这里的芝士是什么样子，我给他看了看我的三明治内馅，他才放心地咬下去。这块三明治似乎让他找回一点英国食物的感觉，他舒了口气。
“你的归属感跟食物有关吗？或者跟其他东西相关，街道、气味、语言、生活习惯还是别的什么？”
“或许是人和人之间的关联，包括你和身边人一起做的事情，一起上学，一起生活，一切你习惯的事情。”
“在你的故事里，当一个人回到故乡，他总是感觉自己不再属于那里了。”
“并不是完全不属于那里了，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属于’。你不再只考虑归属的问题，开始带着分析甚至批判的目光看待一切，你不是不再了解故乡了，而是以另一种方式认识它。归来不是一系列定格画面，它是一个重新学习的过程。归来不会抹除你曾经离开的经历，离开会产生一种效应，改变你看待一切的眼光，包括你如何接受这个地方、如何评估所发生的事情、如何看待你所属的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