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东北：盘山道上的交警队

图/CFP

1995年，县一小六年三班转来一个家伙，他喜欢嚼红领巾，嚼完吐出来，再放到嘴里嚼。当天下午，他就被堵在厕所——我们真想把那条黏糊糊的红领巾塞他嗓子眼儿里。

“我是小斧子，混三小的小斧子。”在又黑又臭的一小男厕，他嘟囔出这么一句。

小斧子这绰号我们听过：一是这绰号的主人姓傅，二是这主人常年背个土黄色的军挎，里面塞着一把不锈钢的片斧。

这话一出，我们压根没注意这家伙的军挎是什么颜色，更没等到他掏出那把片斧，就争先恐后跑出了厕所。

等混到暑假，混熟了，我们才终于见识了他那把片斧：为了能塞进军挎，斧柄被锯掉大半，和斧身极不成比例，既不帅，也不屌，活像历史书上山顶洞人用的石器。厚墩墩的斧刃，在我们鼻尖上挨个蹭了一遍。

“等上一中，上了一中我就把刃开了。”那片斧，又被收进了军挎。他那神情，简直是在收回一件圣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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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我记得很清楚，父亲正好从刑警队调到了交警队。

那阵子我总在饭桌上听父母谈论这个“调”字。我以为那是“掉”。因为一去交警队，父亲虽还戴“大盖帽”，但他那把牛皮套子的手枪确乎是缴还给公家了，所以我才疑心是“掉”。

可大人们却不觉得是“掉”，因为交警队一直是县里最吃香的单位。交警们上可结交县领导们的司机，下可压榨跑长途运输的个体户，手眼通了天。所以父亲这一“调”，在大人们看来根本就是“升”。

也是1995年，县交警队连出两件大事。一是傅红兵正式提为大队长。可无论“傅大队”还是“傅队长”，都还谐个“副”的音。干脆，兄弟们还是叫他绰号：大油门。二是队里起了座新楼，一层不多，一层不少，刚刚好跟公安局的楼平起平坐，终于“跟他妈局里分了家”，队里兄弟们个个扬眉吐气。

当然，这两件事说穿了其实就是一件事：大油门在县里是个风云人物。

爱嚼红领巾的小斧子也姓傅，和大油门是爷俩儿，天造地设的一对儿。我觉得，在我们县，只有大油门配当小斧子的爹，反过来,小斧子也只能给大油门做儿子。

那一年，县里还没开高速，只通了土路，林场和农场之间还夹了一段盘山道。冬天雪大，交警们追的又都是夜车，所以险极。

大油门便和兄弟们立下规矩：个体户“搂”到盘山道之前不“搂”了，作宽大处理，该罚多少罚多少；如果个体户把东风大卡“搂”上了盘山道，那就罚三到五倍；如果把东风“搂”过盘山道，又“搂”进林场，那下场就是，不但要吊销驾驶证，还得摁在雪里用军工大皮鞋一顿好踢。

为什么？就因这盘山道太险，交警队虽没翻过车，但个体户的东风和大解放已翻进好几辆了。饶是如此，个体户们一见交警队的大屁股北京还是望风而逃。别说盘山道，就是盘云盘雾，也得往上“搂”。

所谓“搂”，就是开快车的意思，这是交警队的独创。也许是太过形象，也许是音节短促有力，大油门和他的兄弟们都爱用这个“搂”字，最喜欢“搂”的，就是那些倒腾粮食的个体户——俗称“大粮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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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里的粮耗子一个比一个肥，这都是老农们养出来的。

要说这帮老农们二百五吧，还知道往黄豆里掺点砂子；要说他们不缺心眼吧，可粮耗子提着一打一打的假钞，老农们就是死活看不出来。

当然，这也不能怪老农们，只是因为粮耗子出价太高，又专挑卖不上粮的时段，半夜三更，月黑风高，上门一忽悠，大多数都会乖乖上了套。

1995年冬，大雪封门，粮食窝在场里卖不出去。老农们嘴上都起了大火泡，等捂到来年开春，粮食可就全霉了。可市里粮价又抬得奇高，两下一刺激，粮耗子便蠢蠢欲动起来。

县里最有名的大粮耗子五滚，琢磨着去“搂”一趟盘山道。

跑运输的个体户们都不愿接这活儿。他们怵的不是粮食局，也不是风雪盘山道，怵的是风雪盘山道上出没的交警大队。

可到底也架不住五滚一把一把现金的诱惑，有一个打麻将输急了的，血红着眼便出了车。上坡倒也顺当，就是下坡须得脚踩刹车。东风大卡塞满黄豆和假钞，像一头吃撑了的铁兽，被风雪推着，缓缓往坡下去。远光灯穿透风雪，晃出一个车影。

正是交警队的大屁股北京。

东方大卡发出一阵咆哮，冲大屁股北京就“搂”了过去。

大屁股北京闪灯了，不刹车；大屁股北京鸣笛了，还不刹；交警们也傻了，唯有大油门不傻。他嘟囔着“这帮犊子不要命了”，掏出“五四”就往外崩。

头两枪根本听不出来是枪，只见两道流萤划破雪夜。

幸好大油门那把“五四”喂满了八颗子弹。第三枪崩掉了倒车镜。

第四枪，五滚跳出去。

第五枪，个体户也滚了下去。东风大卡和满车斗的黄豆便翻进雪沟。

交警们惊魂未定，大油门已收了“五四”。按照大油门自己的话说，少年时，他傅红兵就因为敢放枪而在县里大小武斗中出了名的。一晃三十年过去，再放它几家伙，也就是怀一下旧而已。

大屁股北京在盘山道上兜了一圈，风雪中不见人影，就算尽心了，弟兄们开回县里睡觉。等个体户和五滚被老农一锹一锹从雪里挖出来，已是硬邦邦的两大坨。人封在冰里，像琥珀里的虫。

经此一役，大油门在县里甚至市里都算是立了棍。远近大小的粮耗子，一见到那辆半新不旧的大屁股北京，便乖乖停下来认罚。

罚多少，得看大油门和他穿制服的兄弟们了。

倒腾粮食，罚；酒后驾驶，罚；红灯超速，罚；没带驾证，罚；牌照瞅着不对劲，罚；你脑袋瞅着不对劲，还要罚——能罚的点太多了，随随便便小车就五七六千，大车至少上万，1995年的小县城，谁受得了？

那时候，县里但凡养车的，都把大油门当成神一样供起来。连交警们也把他当成了神。那阵子市交警队抽疯，连盖两栋家属楼，财政吃紧，便下了红头文件：各县交警队必须上缴足够数目的罚款，否则年终奖免谈。

整个交警队破口大骂，唯有大油门一声不吭。

“咱们风里雪里往盘山道上搂，是为了给市里那帮犊子盖楼？”没多久，队里财会室就多出一个小保险柜。大油门敲着涂绿漆的保险柜铁壳吩咐：“罚出来的款子先放这儿，啥时候放满了，再往市里缴。”

如此一来，这年终奖金最后竟成了县里发给市里。

自此，大油门不仅在县里一言九鼎，连市里换了几任县长，也动不了大油门半根指头。真成了一尊喜欢猛踩油门的真神。

大油门的这些“神迹”都是父亲在家里饭桌上絮叨出来的。

我一边往碗里夹炖开皮儿的油豆角，一边想像大油门如何骂着滚滚脏话，猛踩油门，把个体户们追个狼奔豕突。

不过大油门还有一些神迹，却是他儿子小斧子给见证的。

那时我们刚升到一中，小斧子没食言，真个把军挎里的片斧开了刃。好在他那军挎是部队正品，帆布又粗又厚，即使片斧开了刃，也只隐约现个轮廓而已。他在一班，我在三班。但三班没人多看我一眼，就因为每天放学我都和小斧子他们混在一起。

要我说，县一中和县一小最大差别在于放学后的大门口：一小放学，门口站的全是家长；一中放学，门口站的就全是头发五颜六色的家伙，比我们大几岁，高中念不下去，或想当兵又没门路，用教导主任话讲就是“社会不良青年”。可这帮不良青年每天下午四点半保证出现在一中大门口，比下课铃都准时准点。嘴里冒着烟圈和脏话，目不斜视地盯着人看。

本来一中也有几个小子把头发留长染了，整天甩来甩去，录像厅里看一遍小马哥，厕所里偷偷抽上两根烟，就以为自己是出来混的了。可一放学就瘪犊子了，根本不敢看大门口那帮不良青年一眼。

唯有小斧子，一头圆寸，也不留也不染，军挎挂在胸前，手插裤兜，径直走到大门外，张口就跟不良青年们要烟抽。

每个人都很给他面子，不但递烟，还勾肩搭背开两句下流玩笑。所以每次放学，我们得站门外等半个小时，才能等到小斧子把烟头一弹：“走吧，去大恒发。”

“大恒发”在北二道街，是县里第一家上脱衣麻将的街机厅，游戏币正反两面都刻着“恒发娱乐有限公司”。老板姓郭，省城来的，县里人称“郭胖子”，常年光了膀子，一身膘肉，几撮胸毛，无论春夏秋冬。

郭胖子左胳膊刺了半头麒麟，右胳膊蜈蚣也似盘着一条长疤，自称是当年混省城平房区乱刀砍出来的。所以小斧子来“大恒发”是奔着郭胖子和他那条长疤来的，不像我们，只知道脱衣麻将机。

太阳一点点斜下去，斜过县城里骑自行车下班的人们，斜过“大恒发”的窗子。我们对着游戏机里宽衣解带的女郎大呼小叫，小斧子却坐在郭胖子吱嘎作响的钢丝单人床上，摩挲着粗糙的军挎帆布，专心听他讲当年名震省城的小克、黄瘸子、杨馒头和乔四爷。

我们尚希冀游戏机里的女郎能让我们看起来像是成年人，小斧子却已经在成年人的世界里称兄道弟了，用他刚刚进入变声期的嗓子。

“大恒发”出来往左拐，便是交警大队的新楼。楼下是橱窗式的交通安全告示栏。当然，安全部分全被我们略过。我们感兴趣的是不安全的部分——那些被放大了的、血肉模糊的肇事现场彩色照片。

“你瞅这个大客，被撞两瓣儿这个。甩出去好几个，死俩，司机啥事儿没有，下地就跑了。结果当天被我爸抓回去，天天大皮带抽着，要我说还不如当时就撞死得了。还有这个，脑门儿上一大窟窿。知道这窟窿咋来的么？我爸说是车里挂的主席像章，硬生生砸出来的！你们信么？我是不信。结果我爸把像章拿家给我看了，玛瑙的，沉甸甸的。我还是不信，像章在脑门儿上磕一窟窿，那他妈得搂多快啊！”

小斧子对每幅相片背后的故事都如数家珍，一边跟我们讲，一边用拳头着捶玻璃窗。

其实橱窗里这些故事，我也从父亲那儿略知一二。

那时，父亲在交警队已经很不如意了。他甚至都很少上路，既不会把逃逸的司机当天抓回来用大皮带抽，更没本事把什么玛瑙像章带回家。他只能浮皮潦草地说：“林场西头那个大拐弯又出事了，一死两伤，吃完被告吃原告，队里这帮犊子肯定又乐坏了。”

所以当小斧子把告示栏捶得嗡嗡作响时，我只能默不作声。

变声期那几年，我总希望自己是小斧子，也能用拳头把交警队告示栏砸得嗡嗡响。我更希望父亲能变成大油门，揣着“五四”手枪，开着大屁股北京，横扫县里的盘山道。

可父亲总是令我失望。

他肝不好，没法喝酒。倒也不是没法喝，而是没法像交警大队那样喝。

在我们县，酒分两种：一种是六十五度的烧刀子，冬天去火葬场揣一瓶，烧纸点不着，洒半瓶上去，保证呼啦就着了；另一种酒，便是烧刀子以外的所有酒。

我们县的人喝酒，也分两种喝法：一种是像交警大队那种喝法，另一种是其他所有的喝法。

那时大油门最喜欢领兄弟们去林场喝烧刀子。一是林场河泡里的鲫瓜子刺儿虽多，但太新鲜。二是林场的正副主任是孪生兄弟，当年和大油门在武斗中不打不成交。大鲫瓜子都是刚从河泡里刚打出来，烧刀子也毫不逊色：一箱二十四瓶，酒厂直接拉过来的。两大盆炖鲫瓜子端上来，烧刀子就用大海碗往下干。从蓝天白云一直干到皓月当空，干到桌上炕上全是尸骸般的鱼骨鱼刺，干到墙上地上全是呕吐物。

父亲照例以肝功不好为由，躲过了这一劫。不能喝酒，怎么有脸上桌？他只好独自坐在大屁股北京，对着林场大院堆的红松木抽烟，从蓝天白云抽到皓月当空。最后他把孪生兄弟主任送到场部医院，把半支交警队送到了县人民医院。

右侧月影，左侧黑崖，盘山道高低起伏，带子一般在山谷中飘荡。父亲和大油门也曾有过他们的变声期，当年也曾躲在祖父家后院的豆秸堆中浑身发抖。变声期的孪生兄弟拎着自制土枪就闯了进来，父亲的祖父颤颤巍巍抬起柳木拐杖，把他们挡在了门外。

变声期，豆秸堆，烧刀子，自制土枪，大鲫瓜子。这不过是些顺理成章的表象。

父亲更关心的是林场大院那堆红松木：十年成材，二十年结松籽，一朝砍倒，半个月后就能顺着盘山道，某一个同样的月光下，被私贩到了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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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驾驶座的抽屉上了锁，钥匙在大油门的裤腰上。每次喝酒，他都把“五四”锁进去。枪者，凶器也。父亲一向敬而远之，所以无论是在刑警队还是交警队，他都郁郁寡欢。他只对“五四”上的牛皮套子记忆犹新。

他说，当年傅红兵偷来一大张熟牛皮，两个少年就在柳树下摆开铅笔、钢锉、铁皮剪子和纳鞋底的粗钢针，硬是裁出一支枪套和一条皮带。

依据傅红兵的设想，皮带归我父亲，预备造反时招呼历史老师；枪套归他，纯粹是为了漂亮。

他前后削过几支木头枪，却没一支能配上这牛皮套子。“等以后有真家伙的！”大油门最爱干的，往柳树上狠狠地轮着皮带。岂知牛皮套子里塞进过好几支真家伙，皮带却从未招呼过历史老师。

傅红兵干脆将两样宝贝都占了，多年后变成了大油门。

父亲亲眼见过那皮带往人身上招呼，那是他最后一次以交警的身份上路。八月的一个中午，大油门和兄弟们只是喝了两箱啤的，微醺，脸被酒精憋得通红。前面是辆小巴，司机是刚从农场上来的愣头青，不懂规矩，大屁股北京跟了半里地，居然还不停。大油门打着酒嗝，一踩油门，就横在小巴面前。没等挺稳呢，弟兄们就把司机拖了下来。天热，都穿牛筋底的皮凉鞋，踹起来不实称。

大油门吆喝一嗓，众人便把司机塞进大屁股北京，拉一荫凉处，又从车里折腾出来，衣服裤子扒了，司机还没搞明白怎么回事，脑袋就被蒙住了。大油门从驾驶座底下抽出皮带就往他身上招呼。十分钟过后，大油门一身汗，司机一身青，倒是没出血。

大油门扯下他脑袋上的衣服，问：“知道谁抽的么？”

司机摇头。

“以后还敢得瑟么？”

摇头。

“自己能找着路回去么？”

还是摇头。

“完他妈犊子。”大油门嘟囔一句，招呼众兄弟帮他把衣服裤子穿上，送回了小巴。

开回县里，众兄弟还嫌热，嚷嚷吃冰糕，大油门便说他请客。父亲说自己有胃寒，就不去了。此后，父亲再没跟大油门上过路。队里当然也设文职，但管理票据驾驶证这样的肥活儿更是轮不着父亲。他能胜任的，除了采购文具挂历，再就是队里每年新换制服时，统计一下尺码而已。

没多久，小斧子从军挎里抽出他的片斧，连打了几次群架，被一中开除了。我心下松了一口气。我没法再和他一起混了，就算是变声期的我，也想像不出自己把斧头往别人后背上招呼。

开除前，小斧子逃课是家常便饭。开除后，他却每天下午四点半点准时准点出现在校门口，成为我县“社会不良青年”中的核心分子。他的目光肆无忌惮，被扫过的人浑身打战，因为谁也猜不出他今天到底堵谁。

至于我，也只能避开他的目光。好在初中三年，我从来没被堵过，也算是和他在“大恒发”混出的一点情分吧。

上高中后，我们县冒出一堆电脑屋，活像雨后的蘑菇，“大恒发”的街机生意便一落千丈。我对红警、金庸群侠传之类毫无感觉，脱衣舞麻将又脱腻了，再去“大恒发”，也只是跟郭胖子聊天而已，坐在他那张依旧吱嘎作响的钢丝床上。

他瘦了不少，没法再整天脱光膀子露肥膘了。他问，知道小斧子现在混咋样么？我说不知道，有段时间没联系了。

“人家小斧子去江边沙金儿了，你还天天背书包上学呢，咋联系呀？摩托罗拉联系啊？”郭胖子那张瘦下来的脸，挂满了褶子和不屑。

就像当年名震省城的小克、黄瘸子、杨馒头还有乔四爷，小斧子也成了郭胖子嘴里的传奇。据郭胖子说，江边每处小金矿都是矿主领着拜把子兄弟用砂枪轰出来的。所以小斧子去江边儿混当然不是“抛毛”或“上溜”（注：原始手工淘金术语），而是为了把他的片斧升级成双筒砂枪。

在郭胖子的嘴里，小斧子是个颇为怀旧的人：砂枪筒子被他拦腰锯断，刚好掖在反毛皮衣底下，就像过去军挎里塞的片斧。

“半截筒子喷得倒是不远，但喷得贼拉猛，一喷喷倒一大片。黑灯瞎火抢地盘儿，喷那老远有啥用？”自称混过省城的郭胖子跟远在江边儿的小斧子可谓心心相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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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郭胖子的嘴里，小斧子跟过三个矿主，全毙于乱枪之下，浑身镶满了铅质的砂粒子。可小斧子和他那身反毛皮夹克却完好无损。光听说有人命硬，剋爹剋娘剋老婆，谁知竟有剋拜把子兄弟的？所以他虽名震江边，却没人找他拜把子。郁闷之下，只好卷了半帆布包的毛金，回到县里。

待在县里又百无聊赖，他便用毛金换了辆大哈雷，南朝鲜倒腾过来的，县里人见了都很惊骇：没想到这他妈年头连摩托都夸张到这个地步。若论对其敬畏，不啻当年交警队那辆大屁股北京。

郭胖子却不以为然，笃信“这么牛逼的”大哈雷在“这破逼县里”找不到人飙，说到底也没啥意思。显然这是杞人忧天，因为小斧子很快就在“破逼县里”找到了他的“意思”。

那是赶上过年，县客运站门口堆了一长排出租车，司机们都想多挣俩钱儿，交警们偏又勒得忒紧了点儿。有位司机刚从减速机厂下岗，又闹离婚，心情不好，没管住嘴，骂了句“交警队这帮王八操的”，刚好小斧子骑大哈雷路过，马达轰隆中竟也听见了，当下回头取过砂枪，敲敲夏利车的窗子，笑问：“大哥，你下来呗？”

“干啥？”

被半截枪筒指着脑袋，司机还是不大信这竟是真的，鬼使神差地下了车。

“你刚才说交警队啥？”

“我没说啥啊。”

“交警队是啥操的？”

“我真啥也没说。”

小斧子用他那半截筒子的砂枪，提醒了这位司机：交警队到底是啥操的。四十三颗砂粒，夏利司机废了一整条腿。好消息是老婆居然不闹离婚了，要往省里告，要往北京告，告到家破人亡也要告，当下轰动县里。

彼时交警队的兄弟们都成了大叔二叔，酒精肝，糖尿病，身体集体性地往下出溜，都成了县人民医院给报销的病床的常客。所以小斧子这一记砂枪倒振奋起了老交警们的雄心，以为下一代总算还有点出息，于是奔走相告。

大油门也早半退了，不复当年之勇，一心只要把事儿往下压，打开私囊，才封住那“老娘们儿”的口。

小斧子不信邪，要用砂枪把“老娘们儿”也轰了，岂知她竟卷钱跟人跑南方去了，再次轰动县里。

恰逢省里自上往下整肃，大油门一怒之下把儿子的宝贝砂枪砸个稀烂。风声过后，大油门托了关系，老交警们又群策群力，才给小斧子弄来一套初中高中的文凭，谋了南二道街警区的职缺。

那是三月开春，小斧子脱掉反毛皮衣，穿上一身中山立领警服，用郭胖子话讲就是“还真他妈像那回事儿”。

不过让小斧子“像回事儿”的可绝非这身行头。这南二道街区往南是菜市场，往北是职业技术中学，夹在其间的是大大小小的游戏厅台球厅洗头屋，各路混混横行无忌。可小斧子一入驻，那街市竟比严打期间还要清净。

原因很简单：在全县混混们心中，他就是一尊真神，一如当年县个体户们心中大油门也是一尊真神。

“小斧子”居然在公安里干得风生水起，大油门和老交警们惊喜之余，又托关系调“这小犊子”去做狱警，去大墙里头锻炼锻炼，将来好有个“大出息”。

小斧子在大墙里头大出息时，我已上了大学。数年后我回县里等美国的留学签证，才越发觉得县里街道和县里人变得陌生又熟悉。

编辑：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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