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llustration by Lieke Vorst
那天早上,从起床之后,我便觉得心神不宁,总觉得要出什么事。
果不其然。到公司后,我打开电脑,正准备看看昨晚美股和外汇的走势,太太的电话便不期而至。
这很不正常。自从结婚十周年纪念后,手机就变成了我们逃避彼此,而不是联络彼此的东西。
“亲爱的,”她听起来很紧张,甚至还有点害怕,“有件事必须告诉你。”
“怎么了?”我的心一下提到嗓子眼,“你是不是又买了个爱马仕的kelly包?”
“不是。”
“那是戴森吸尘器和家里的猫又打起来了?”
“不是,不是,”她说,“是咱家的保姆,王姐的事情……”
太太听了一下,欲言又止。
“王姐怎么了?”我赶紧追问,“是打碎了你的翡翠镯子,还是把我的苏格兰威士忌当止痛药喝了?”
太太顿了一下,声音幽暗得像从珍妃井里传出来的:“……她在写书,写一本关于咱家的书……”
“什么?”我手里的咖啡差点泼上键盘,“写书?我们?”
“是的,就是过去两年她在咱家的所见所闻。”太太说。
“她怎么能这样?”我赶紧翻出劳动合同,看里头有没有保密条款一类的东西。
“她送儿子上学去了,电脑留在餐桌上没关,我自然忍不住看了几眼。亲爱的,一篇绝佳的讽刺文学,相信我,好过范雨素。尤其是关于你的部分,恶毒得要命。”
我的汗珠子自脑门而下,淌过鼻尖,滴答滴答地流到办公桌上:“马上把她给辞了。”
“别别,”太太劝阻我,“现在辞了她,只会让她恼羞成怒,写些更恶毒的东西——你知道吗?王姐在文章里写,你是头只会装腔作势的臭猪,用金钱豢养老婆,却不给她性生活。”
“那你说怎么办?”我反问,“必须得让她停手,你要知道,这些东西一旦流传到网上,咱们还怎么在北京混?从此以后,任何一家高级餐厅都不会放我们进门,当然,你喜欢的三里屯北区和连卡佛也是。”
“你最好现在回来一趟,马上,”太太催促我,“咱俩开个碰头会,商量一下,该怎么对付。”
“现在?”
“没办法,时间很紧,”太太说,“她已经写了六万八千五百一十三个字,不含标点。”
“我马上回来。”我挂掉电话,向上司请了半天假,风风火火开车回家。回家路上,我回顾这些年来请保姆的经历,只能说是:命途多舛,一波三折。
我们请的第一个保姆,是云南人。她其貌不扬,长得有点像邹市明,但做事麻利,里里外外都打整得井井有条。对付熊孩子特别有手段,我家儿子看到她,吃饭时候老老实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
一切都很好。除了孩子身上经常有不明不白的淤青外,我们对她没什么不满意——直到某天,太太用藏在暗处的摄像头发现了,她用学术上叫作“阿根廷背摔”的姿势,把我儿子从客厅的一头扔到了另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