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初，中金女生一则跳楼新闻，将金融业推向了这波舆论的高峰；之后上海交大高金的一位老师想为金融正名，想安慰学金融的学生，却无意中被创造了一个新的名词“金融耻辱”。金融业似乎成了50、60年代的“投机倒把”、“资本主义的尾巴”，而很多吃瓜群众的评论则是一片高呼：“凭什么他们拿那么多钱”、“他们钱少了，我们就有钱了”、“金融业不好，实体经济才能好”。只能说群众斗群众的那一幕在40年后的今天似乎以另一种方式在上演。甲辰一周年我们点上一炷香，静静地纪念祭祀。
当今世界，资本市场的竞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在《伟大的博弈》这本书中，约翰· S ·戈登指出美国之所以成为头号强国，与其金融—科技—军事三角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密不可分。金融给予科技以资本支持，使科技得到快速发展；科技发展促进军事实力的提升；军事强盛促进金融资源的集聚和积累；金融资源可进一步助力科技、企业发展，形成良性循环。这里面的核心是资本市场，因为资本市场有“市盈率”，在情绪乐观时甚至是“市梦率”的放大效应，从而往往被称道为“点石成金”的作用。
即如果企业愿意投入资源进行研发、进行创新，并有所成就，他不仅能获得资本支持，而且通过IPO上市后能获得巨大的回报和奖励，这将有效地刺激科技界、企业界的人进行创新。换言之，可能5%或者10%的少数创业成功者，通过资本市场“鲤鱼跳龙门”的“一跃”获得了较高的回报，资本市场给予这种创新以奖励的示范效应，将激发95%或者90%的人们前赴后继、持续不断的加入到创新创业的活动中去，社会因此有了活力，就业得到了解决，消费动力由此产生。
建设一个良性健康的资本市场生态，IPO是其中最关键最重要的一环，它一端联结着二级市场投资功能的落地，一端联结着企业融资功能的实现和创投机构的退出。即VC、PE的投资通过IPO这“鲤鱼跳龙门”的“一跃”而获得了较高的回报，抵消他前期投入的其它众多项目的沉没成本。企业则在IPO完成融资的同时，企业家或创业者实现了上市这“一跃”的股东财富的体现，并获得了较好的发展和社会尊重，对社会形成正向努力的示范效应；而实现上市这“一跃”的企业或者发行人，就成了资本市场二级机构投资的源泉，他们通过投资，给予企业以资本和平台的支持，企业因为有资本的支持，进一步获得了发展，则给投资机构以较高的回报，市场循环就此形成。
这是以债务融资为主体的间接融资无法完成的目标。虽然以银行为核心的债务融资也能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但由于其是借贷关系，是借钱还钱，没有放大效应和创富效应，对于企业发展而言就是按部就班，难以激发企业家和科技界的创新动力和创业热情。这就好比掼蛋，如果规则只能按部就班的从2到K、到A到王，比大小，没有炸弹，没有同花，没有天炸，则失去了心跳和竞争的感觉。
去年7月以前的资本市场基本按照市场化的正常逻辑在运行，没有自上而下的“有形的手”在操作，也不需要特别的关照和救市，监管可以端着茶和咖啡，悠闲地拿着大棒在看市场参与主体在市场的海洋中竞技，谁违反规则了就严肃处理，没有则无事不扰。这就是司马迁2500年前已经在《货殖列传》中所写的：“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还需要不停地发文制定政策、征发组织保卫战来解决问题吗？不需要邪。预期和规则明确，资金、资本和资源就会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就像水之趋下，日夜无休。这就是市场的力量。
去年7月以前的市场和经济，虽然指数在3300点上上下下，但大家并没有感受到多少的关注和异样，IPO和再融资一切正常，每年给实体经济提供1.2-1.5万亿（IPO大约4000-5000亿，再融资大约8000-1万亿）的资金支持，前端的创业投资机构也都在正常的投资，其提供的资金额和资本市场再融资金额大致相当。相应地，无论获得资本投资的创业企业，还是IPO上市成功的企业、进行再融资的上市公司，都在进行正常地经济活动，需要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就扩产，需要增加采购那就增加采购，社会经济活动总体比较正常。虽然也有外部需求收缩、供给过剩、预期较弱的压力，但市场经济主体因为有较为充足的资本支持，所以对于经济社会的影响较小。
但一转眼，当“有形的手”进入资本市场以后，政策层出不穷，各种限制、约束迭出，无论是一级市场还是二级市场，大家都失去了明确预期，不知道今天能行的，明天是否依然能行；今天不行的，明天可能又可以了。比如股东的市场化减持、大宗交易、协议转让，哪些情况可以，哪些情况不可以？哪天能发出公告？市场主体完全不知悉，只能等待监管的窗口指导，自己的减持需要别人来决定。再比如IPO申报，哪些公司能被受理，哪些公司不能受理，市场主体也完全不能知悉，只有等到最后一刻才知道，是否会被受理。要知道一家企业准备IPO的时间，从确定中介机构始通常要5年，从完成股改开始一般也需要2年，投入巨大，到最后一刻说不能受理，不符合国家战略，连门都进不了，权力任性到如此，市场主体怎能不悲从中来？怎能不失去信心？
而资本市场是由信心和预期驱动的，没有信心、没有预期，市场如何能起来？所以一直就在3000点的泥泞中挣扎，虽然各种救市措施、虽然不停地保卫战，限制减持、限制IPO发行、鼓励增持、鼓励回购、要求分红、动用资金直接入市，能用的措施都用了，市场就是起不来。反倒如惊弓之鸟，惊慌失措，四散逃串。监管累吗？真心累，市场累吗？市场也真心累，更不知所措，因为政策随时都会变，市场主体要么只能就地卧倒，要么就要不停地打听消息、了解窗口指导。因为没有确切的消息，所以任何谣传都可能被市场当为事实在传播，于是越发真假难辨，越发预期紊乱。
资本市场之所以叫资本/市场，本质是市场，和土地市场、人力资源市场一样，是供需双方交易生产要素的场所。资本市场交换的是资金，流动的资金则成为资本，把民众手中多余的资金融通给需要资金的企业，只是收取的不是固定利息，而是博取的价格涨跌，这就是资本市场的魅力和活力。如果把“资本市场”变成“资本计划”，强调集中统一领导，强调服务国家战略，听上去站在道德的至高点，充满合法性，市场参与中所有人如果敢说半句质疑的话，就是与人民为敌，就被盯到道德的耻辱柱上。但从市场运行的角度，如果“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采取行政主导的“计划配置”方式，就是我的钱投资哪些方向由你来决定，由计划来决定；哪些企业能来融资，不是由微观企业决定，而是由你、由计划、由行政来来决定，并称这是服务国家战略，这是人民性和政治性的体现，那资本市场就不再是市场，不再是供需双方交易的场所。失去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功效，“花自飘零水自流”的凋谢就是自然的了。资本瞬间就从“过剩”一下子转为“短缺”了。
这和40年前我们的经济组织方式类似，相信有一个高度智慧的中央大脑，自上而下进行指挥，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不是由市场需求和供给双方自主决定，而是需求汇聚给中央大脑、中央大脑再匹配统筹生产安排，最后以计划的形式下达。老百姓只能生产什么买什么，一切都是你替我做主，经济主体的自主性、主动性被卸掉了，最后的结果则是短缺经济。这就不难理解奥地利经济学大师、哲学家路德维希·米塞斯（也是哈耶克的老师）所说的：“失去了市场经济，就等于失去了一切自由，留给个人的只有服从的权利。”
回到资本市场，前端的VC、PE投资因为IPO规则多变、预期不明，只能大幅减少甚至基本停止投资活动，由此带来的连锁反应则是很多已经创业的企业因为无法融到市场的钱，出现了经营困难、现金流枯竭，进而不得已进行裁员瘦身；在生物医药领域这点尤其明显，因为生物医药和创新药在实现收入之前，需要非常大的资金投入，失去创业投资机构的投资，这些生物医药的研发活动只能停止，这种后果将在未来几年显现。另一方面，因为创业投资机构的收缩，本来想创业的年轻人担心融资困难，也不敢加入到创业的队伍中去，这两者都使社会就业率大幅降低，应对就业率低、经济前景不确定性的自然反应就是居民端减少消费、企业端减少投资，消费和投资的减少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经济下行。
甲辰5月份，领导人在山东提问“为何独角兽数量大幅减少”？原因很清楚也很直接：创业企业最近两年从资本市场得到的支持少，资本市场的状态不改变，这种情况后面会更加剧。之后开会要创投机构加大对创业企业的支持，做“耐心资本”和长期资本。但是如果没有退出机制，创投机构连正常的投资都不会投，更遑论耐心资本了，因为这些市场化的机构需要有收益才能持续，除非国资来主导VC、PE的投资，而这根本不现实。国资只能做引导做撬动，去撬动规模宏大的民间资本，才能满足民间创业的需求。因此如果没有资本市场的退出机制，“耐心资本”将只能沦为口号。司马迁老先生2500年前就说出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所谓宏大的叙事，所谓服务国家战略，如果抽离个体需求，不能从微观上解决个体的关切，解决其生存问题，最后就只能是说和做脱节，结果就只剩下口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