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乃俭德，惟怀永图。
——《尚书·太甲上》
一
兴许是因为现代历史学科的崛起，现今人们谈论过去的时代，很容易只保留可信的底线，而把上古无数的人、事删削得只剩下不相联属的片段，以致让过往的一切既不丰富，也难动人。不知道某些古人缜密完整的思索，是否也可以放入独特的可信范围？如果可以，断烂不堪的过往，或许将恢复勃勃生机，起码在某种意义上对人有益？连类而及的问题是，诸多今人谈论的所谓传统，是否本来就是个连续不断的创造过程，而不是停留在时空对岸的凝固形象？就像荷马，古希腊人把他确认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却又隐隐约约暗示，这位盲诗人“同时诞生于七个不同城市”。这命名和对命名的解说，属于后人创造性思索之一种：“这意味着希腊人并非不晓得此一基本事实（按，即武断地选择一个人，称其为两大史诗的作者），甚至精确性地指出了有整整七个希腊城邦的人共同完成这两部史诗。”
这样的创造有个好处，可以让后来者对某一事物的指称易简，不用在称名之前先累累赘赘地解释一番。比如希罗多德就可以避开繁琐，直接告诉我们：“赫西俄德与荷马……把诸神的家世交给希腊人，把诸神的一些名字、尊荣和技艺交给所有人，还说出了诸神的外貌。”人们由此知道，古希腊“大人”们的诗，与现今彰显一己（或隐或现）生殖爱欲的诗歌，并非同类。署名赫西俄德和荷马的一系列作品，面向当时希腊的过去、当下和未来，通过摹写诸神的世系和他们的特性，让生活于城邦的希腊人有了效仿对象，从而确立他们特殊的生活方式。也因此，对诗和诗人无比苛刻的柏拉图，就可以让他笔下的苏格拉底，把形塑了古希腊样貌的诗人名字归为一个，并无比准确地说出他的作用：“当你遇见赞颂荷马的人，听到他们说荷马是希腊的教育者，在管理人们生活和教育方面，我们应当学习他，我们应当按照他的教导来安排我们的全部生活，这时，你必须爱护和尊重说这种话的人。”
这一点，作为中国诗歌源头的《诗经》，几乎走了一条相反的路——收入其中的三百〇五首诗，都没有署名不是？当然，古人也自有他们简易的方式，一句“诗三百”或“诗”，就足以称呼整体了没错吧。最为重要的差别是，与希腊诗人创制的复杂神谱相比，《诗经》里几乎没有诸神的名字，更少见诸神的家世。缺少了诸神的家世，一国之人如何自觉地确立其生活方式？《诗含神雾》：“诗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万物之户也。”以上四端，是不是可以对应希腊所谓的诸神？而后世毛诗的大序和小序，是不是就用以上的四端来教人确立自己特殊的生活方式？
《诗大序》几乎是对此一问题的正面回答：“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也就是说，诗三百，连同对我
们来说仿佛跟它长在一起的大小序，是用诗作为教化手段，让一群自然聚居的人，成长为一个自觉的文明共同体。如同古希腊在荷马和赫西俄德的教导下形成了他们独特的nomos（民俗，宗法，法律），在诗教（取其广义，包括一切以某种好为目的的述作）之下，中国也形成了自己特殊的“谣俗”（《史记·货殖列传》）——认真一点，从这谣俗里，大约能看出此一共同体人的性情、生活方式乃至命运的造型。
如果“诗三百”真的经孔子删定后用为教材，那么，在毛诗之前，一定（起码在众弟子口中）流传着孔子对诸多篇章的解说。从《论语》保存的只言片语来看，孔子对《诗》有其独到心得和整体认知，这些解说未能全部记录下来，真让人悔之不及。好在有毛诗，相传出自孔门“文学”科的子夏，那么，毛诗的大小序里，一定多多少少保留着孔子说诗的意见。这推测或许可以稍稍减少一点我们的遗憾，但从孔子“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的告诫来看，子夏气度略欠宽宏，其所传之“诗”，究竟多大程度上体味了经权合宜的孔子偏其反而的意图，实在难以妄测。
不过，长于“文学”（古传典籍）的子夏，毕竟经大小毛公的勠力同心，传下一部最早的读诗心得。这心得“因有编诗结构与大、小《序》之存在，《诗》才成一特殊读法……观《小序》之设自成体系，诸《序》纵横交织，《诗三百》乃构成以周为中心、跨越数百年且显示各种情感关系之网络。此网络庞大复杂且变化多端，《诗》之为‘诗’，魅力即在此”。无可否认的是，有时“序诗者与作诗者之意绝不相蒙。作诗者即一事而行诸歌咏，故意尽于篇中。序诗者合众作而备其推求，故事征于篇外”。
横亘在《诗》与《序》之间的矛盾，不妨看成伯纳德特意义上的“未定之二”（indeterminate dyad）——“构成一对组合的事物不是独立的单元”，不能简单地看成二，“它们是整体的部分，在某种程度上互相包含对方”。作为一对组合事物的《诗》与《序》（甚至包括其后的笺与疏），显然构成了既相反又相成的整体景象，从而诗便不只是停留在个人的饤饾情感上。至于后之读诗者在具体时空中的情势裁断，端赖每个人当下的反身自识。
二
《诗大序》关于“二南”（《周南》《召南》）的说法，很能体现毛诗用以教化的宗旨：“然则《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这也就怪不得孔子如此教导自己的儿子：“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二南之风，可以用于乡人，用于邦国。不学二南，如人向墙而立，一物无所见，一步不可行，或将封闭阻塞，固陋不堪。
王者之风的《周南》十一篇，毛诗的小序，也自有其整体思路。其中前八篇，题旨皆与后妃有关，分别言后妃之德、之本、之志、之化、之美，并后妃之逮下、之所致、之子孙众多。后三篇由内而外，言文王德广所及，道化之行，《关雎》仁德之应，如此，则邦国之德外内如一，温柔敦厚之教可期。当然，我们也完全可以把小序看成是解诗者的理想，借此传达自己的诗教之旨，其解背于诗还是更为体贴入微，要回到每首诗的具体。
小序中首次提到俭德，是《周南》（也是整部《诗经》）的第二篇，《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则志在于女功之事。躬俭节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师傅，则可以归安父母，化天下以妇道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莫莫。是刈是濩，为为绤，服之无斁。
言告师氏，言告言归。薄污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归宁父母。
葛是葛麻，多年生藤本植物。中谷即山谷。覃义蔓延。萋萋、莫莫均为茂盛貌。刈，割取；濩，煮。为细葛布，绤是粗葛布。无斁，不厌倦。“言”“薄”都是发语词；“害”是“盍”的借字，义为何。污，揉搓；私，近身衣；澣，用水透一透；衣，身外衣。一章用葛与黄鸟起兴，喻女性形体渐长，容色美盛，如黄鸟之翔而后集，将待时而嫁也。二章言治葛为衣，女功不怠。三章言女告其傅，欲澣洗衣服，问安父母。
老实说，我的确没看出这诗哪句讲到了俭，即使借助《正义》，仍不免有些含糊——“躬俭节用，服澣濯之衣者，卒章污私澣衣是也。澣濯即是节俭，分为二者，见由躬俭节用，故能服此澣濯之衣也。”把衣服该揉搓洗还是用水稍加洗濯分开，怎么就看出节俭了？难道是出于环保节水？这也就难怪后人会觉得不合情理：“后（妃）即节俭，亦不至归宁尚服澣衣。纵或有之，亦属矫强，非情之正，岂得为一国母仪乎？”
暂且抛开节俭，郑笺中对后两章的解说，可谓独出心裁。第二章，郑玄把“服”的意思，由通常的“穿（衣）”改为“整治”：“女在父母之家，未知将所适，故习之以绤烦辱之事，乃能整治之无厌倦，是其性贞专。”“所有人类的错误无非是无耐心”，对烦辱之事能整治无厌，可见此女性情之坚韧专一，由此其做事之精纯可期。卒章则以“洁清”立意：“我之衣服，今者何所当见澣乎，何所当否乎？言常自洁清，以事君子。”一身不治，何以为天下之仪则？内而贞专，外则洁清，这自内而外的身心纯粹之象，是不是（毛公）传（郑玄）笺心目中的理想女性形象呢？
小序中所谓的俭德，朱熹在《诗集传》里将其定位在第二章，或许更近情理：“此言盛夏之时，葛既成矣，于是治以为布，而服之无厌。盖亲执其劳，而知其成之不易，所以心诚爱之，虽极垢弊而不忍厌弃也。”此解挑明了习烦辱事与其性贞专间的联系，给出了由事而达于心的过程，从而使“无斁”之意落实。只是，朱熹仿佛把第三章的意思提到第二章来讲了，否则，从“是刈是濩，为为绤，服之无斁”，绝看不出衣服之“极垢弊”，只有从第三章的“薄污我私，薄澣我衣”，才可以推论衣服之垢弊。然而，即使从第三章立论，仍然有增字解经的嫌疑，需要洗的衣服，或许有垢，未必弊破吧？只是，如果推翻朱熹的这个解释，小序里的“俭”，不就难以落到实处了吗？小序是不是真的如今人嘲笑的那样“迂腐可哂”？
三
同样在小序里明确提到俭德的，是《召南》的《羔羊》。《周南》是王者之风，《召南》十四篇主体则为王者之风所化的南方诸国，因而小序由颂后妃转而为赞夫人，并美召公之政，其间偶有怨言，终也因得被而得化之。“《羔羊》，《鹊巢》（国君积行累功）之功致也。召南之国，化文王之政，在位皆节俭正直，德如羔羊也。”
羔羊之皮，素丝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羔羊之革，素丝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羔羊之缝，素丝五总。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对序中“节俭”的理解，毛、郑已自不同，《正义》谓：“毛（传）以俭素由于心，服制行于外。章首二句言裘得其制，是节俭也，无私存于情，得失表于行。下二句言行可踪迹，是正直也。郑（笺）以退食为节俭，自公为正直。”先不说裘得其制便是节俭的推断自何而来——现今不是有很多“合制”的东西是奢侈，甚至风雅（风雅所费，甚于奢侈）的吗？——如果所说成立，此诗就显得有些悬空着笔，不那么具体致密，仿佛是为了证明小序所言节俭正直才来写诗似的。方玉润便在《诗经原始》里指出，“夫诗人措辞，必有指实，断非虚衍”，而他又相信，“序言‘节俭’二字，必有所本”。
深思而有得，方玉润解这段小序，切近能落于实处，是我所见之中最好的：“紽也，緎也，总也，皆缝之之谓也……观‘五紽’‘五緎’‘五总’之言，明是一裘而五缝之矣。夫一裘而五缝之，仍不肯弃，非节俭何？……至于‘委蛇委蛇’，则雍容自得之貌。使服五缝之裘而无雍容自得之貌，无以见其德之美；使服五缝之裘，虽有雍容之貌，而不于自公退食之地见之，且恒见之，亦无以见其德之纯。”大夫自公门出，退朝而食于家，始终着五缝之裘，“无所矜，亦无所掩；不矫强，亦不虚饰；但觉其舒容安度而自有余裕焉。此虽外仪乎而内德蕴焉，此虽末节乎全德见焉矣”。方玉润甚至推测，这个作诗者肯定实实在在见到了某个人，而这人，或许正是《召南》的核心人物——召公。
如果不看小序，也不看历代注解，只看诗本身，不得不承认，几乎难以从《葛覃》和《羔羊》中读出节俭的意思。较早的三家诗（齐、鲁、韩），对两诗就别有异说，且各有其秀异之处。《葛覃》，鲁诗谓诗旨是女待嫁，“恐其失时”，拈出的是今文学家多有心得的“时”字，善体《论语》所谓“时哉时哉”者乎？《羔羊》，则韩诗认为：“诗人贤仕为大夫者，言其德能称，有洁白之性，屈柔之行，进退有度数也。”德行相称，舒展从容，是孔子“申申如也，夭夭如也”时的样子吗？
细味这两首诗，并就此来看毛序，仿佛俭字是解诗者悄悄加进去的，似无还有，若存若亡。在全诗之中，俭似乎不那么重要，但反过来想，漏掉它，诗的意思却又略有些直白无隐。仿佛某种弦外之音、言外之意，去掉好像也可以，但总觉得少了点什么。或许，这就是俭德该有的样子吧，不突出，不招摇，但也不该被忘记，它就那样安安稳稳地居于群德之中，不卑也不亢。这样的俭，俭得雍容，甚至有些华贵，只在无斁与委蛇之中偶尔显现，看不出丝毫寒酸。如此风致宛然、从容自得的俭，难道不该是俭德最美好的样子？如此俭德，经传之倡、笺之和、疏之辅，并后世解诗者的深深体味，会渐渐渗透到人心里去的吧？
四
二南以下，自邶风至曹风，均属“变风”，大序所谓“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二南之后，国风中再次出现与俭德有关的诗，则是《魏风》。“魏地狭隘，其民机巧趋利，其君俭啬褊急，而无德以将之”，魏风的第二首，就直刺其君之俭：“《汾沮洳》，刺俭也。其君俭以能勤，刺不得礼也。”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无度，美无度，殊异乎公路。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异乎公行。
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异乎公族。
汾，汾水。沮洳，低湿处。莫、桑、藚，均可采之植物。公路、公行、公族，俱官名，掌诸侯之路车、兵车与属车。只从诗句来看，与其说是刺，毋宁说是美更为准确，“美无度”“美如英（俊选之尤者）”“美如玉”，不都是赞美之辞吗，怎么会扯到刺上去？《正义》从郑笺，其解释，也很像是对俭（何况还有勤）的肯定：“于彼汾水渐洳之中，我魏君亲往采其莫以为菜，是俭而能勤也。彼其采莫之子，能勤俭如是，其美信无限度矣，非尺寸可量也。”从后世愈俭愈善的原则来看，当然是美辞无疑，只是，过去的人怎么认识俭呢？
先不急着下结论，再来看一首刺俭诗，《蟋蟀》，《唐风》首篇——
蟋蟀在堂，岁聿其莫。今我不乐，日月其除。无已大康，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士瞿瞿。
蟋蟀在堂，岁聿其逝。今我不乐，日月其迈。无已大康，职思其外。好乐无荒，良士蹶蹶。
蟋蟀在堂，役车其休。今我不乐，日月其慆。无已大康，职思其忧。好乐无荒，良士休休。
此诗感叹岁已将暮，未经乐之转折，即已警惕自己切勿为欢逾度，所谓“其人素本勤俭，强作旷达，而又不敢过放其怀，恐耽逸乐，致荒本业”。人在生命的某些阶段，或一年的某些时候，需要一段意气风发、享受美好的时光。这时光即使短暂，人内在的某些地方也可以得到相对充分的休息，把从不停息的消耗返还一点。没有这段时光，生命会不时显出枯寂，甚至失去必要的生机。此诗之中，尚未闻其乐，即已申“无已大康”（不要过分安逸）、“好乐无荒”（寻乐不荒正业）之旨，直接越过了必要的愉悦阶段，“唐人之俭，无乃太甚乎”。善自警惕也会有太甚之嫌，如此，便仍要回到古人俭德的标准问题。
郑玄的老师马融，曾传《毛诗》，他在《广成颂》里曾提出俭、奢的标准，或许可以参考：“臣闻孔子曰：‘奢则不逊，俭则固。’奢俭之中，以礼为界。是以《蟋蟀》《山枢》之人，并刺国君，讽以太康驰驱之节。”孔子的意思是，奢侈则人不恭顺，节俭逾度则难免寒酸。而检验奢侈或过俭的标准，是礼，“礼，体也，得事体也”，“得事体，乃所谓当，乃所谓备（全）也”。完整且得当的俭，才是俭德。未达中庸，过与不及，俭则俭矣，却难以称得上德。马融赋中的《蟋蟀》对应后文“太康”即“大康”，《山枢》是列于《蟋蟀》之下的《山有枢》，“驰驱”是“弗驰弗驱”的节文，虽有马车，却不驰驱，毋乃太固乎？因此小序谓此诗：“刺晋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国，有财不能用，有钟鼓不能以自乐，有朝廷不能洒扫，政荒民散，将以危亡。”
倒回来看《蟋蟀》的小序：“刺晋僖公也。俭不中礼，故作是诗以闵之，欲其及时以礼自虞（娱）乐也。此晋也，而谓之唐，本其风俗，忧深思远，俭而用礼，乃有尧之遗风焉。”所以在唐风中出现晋公字样，是因为成王封其弟叔虞为唐侯，以建唐国。国之南有晋水，子燮改国号曰晋。《诗经》存唐风之名，用的是始封之号。称述尧，则因其地原为帝尧旧都，“土瘠民贫，勤俭质朴，忧深思远，有尧之遗风”。魏国之风习，正与唐相似，“本舜禹古都，其地狭隘，而民贫俗俭，盖有圣贤之遗风焉”。这样两个存有圣贤节俭之风的地方，怎么变得俭不中礼的呢？
或者可以这么理解，抽象的俭没有中礼不中礼之别，有别的，是作诗者、解诗者，以及诗中每个人置身的具体环境。俭用之不当，则显俭啬，如《正义》之说《汾沮洳》，魏君“美虽无度，其采莫之事殊异于公路，贱官尚不为之，君何亲采莫乎？刺不得礼也”。甚之者，如俭不中礼，则事出非分，“非特俭啬而已，是亦与民争利也。俭不中礼则吝，吝必至于贪”。或如《蟋蟀》之刺，“僖公太俭逼下，不中礼度，故作是《蟋蟀》之诗以闵伤之，欲其岁暮闲暇之时，以礼自娱乐也”。不能使民自喜，过于造作安排，民与己皆无一时之闲暇，衷心常凛凛，或将复诵“民亦劳止，汔可小康”之诗乎？
五
《诗经》共十五国风，正风、变风而后，殿以《豳风》。《豳风》而外，其余十四国风，皆为周代诸侯国，而豳则是周迁岐前的聚居之地。在国风自正而变的序列中，豳风仿佛在空间上由边地回到中央，时间上由近世追及祖先。而真能称为“豳风”的，实际上只有《七月》一篇，其余六首并非豳地之风，只因同为吟咏周公之事，亦连类而归于此。更为奇特的是，自郑笺倡始，《七月》被认为兼备风、雅、颂三体，《正义》承此，谓“述其政教之始则为豳风，述其政教之中则为豳雅，述其政教之成则为豳颂，故今一篇之内备有风雅颂也。言此豳公之教，能使王业成功故也”。这奇特的《七月》，共八章，章十一句，是风诗中最长的，虽然不足四百字——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
七月流火，八月萑苇。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扬，猗彼女桑。七月鸣鵙，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
四月秀葽，五月鸣蜩。八月其获，十月陨萚。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载缵武功。言私其豵，献豣于公。
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户。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
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
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昼尔于茅，宵尔索。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
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九月肃霜，十月涤场。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
小序谓此诗：“陈王业也。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朱熹给出的此诗纲要是：“此（首）章前段言衣之始，后段言食之始。二章至五章终前段之意，六章至八章终后段之意。”而其意旨，朱熹则引王安石（不知是不是因为不想提名字，朱熹引述的时候，用的是“王氏”）说：“仰观星日霜露之变，俯察虫鸟草木之化，以知天时，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内，男服事乎外，上以诚爱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养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时，其燕飨也节，此《七月》之义也。”事关王业，诗兼三体，义则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无变风之衰废，《七月》究竟该如何定位？
不妨从小序的“周公遭变故”说起。武王去世，成王即位，周公摄政。成王的三个叔叔散布流言，中伤周公欲篡夺王位。成王生疑，周公避居。后得金縢之书，误会消除，成王出郊迎接周公，“天乃雨，反风，禾则尽起”。潘雨廷先生于此拈出“反风”二字，谓《豳风》虽处变风之下，却能行反风之实：“周风之正，未尝有异。故岐之风，是谓二南。丰镐之风，已受命而入雅。唯成王时，三叔流言，公将不利于孺子。则君臣之间，风不可谓不变。幸周公不忘十余世之祖德，三年东征，德音不瑕。金縢启，流言息，成王感悟，天雨反风，禾则尽起。此所以附《鸱鸮》等六篇于豳风。风反而正，以固文武已创之业。”所谓反风，即变风反而为正风之义。
在王道衰废、政教失则的形势下，《七月》追怀先祖筚路蓝缕之德，复思振作，乃返本还源之诗。诗中虽处处可见劳作的艰辛，却洋溢着一股向上之气。在这辛劳不已却生机盎然的时日里，节俭回到了它最为素朴的样子——“采荼薪樗，食我农夫”，有时至以苦菜和臭椿充饥；“昼尔于茅，宵尔索”，白天割草，夜里搓绳，劳作日夜无息。为上者知此稼穑之艰，体恤下情，岂敢乃逸乃谚耶？那些勤修耕织之业的奋发者，俭素勤恳成了不用刻意讲求的“礼”，他们的欣喜藏在这里，祝颂也藏在这里——“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
（本文选自黄德海随笔集《书到今生读已迟》）
黄德海
作者简介：
黄德海 1977年生，山东平度人，现居上海。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曾获“《南方文坛》2015年度优秀论文奖”，“2015年度青年批评家”奖。著有文学评论集《若将飞而未翔》、随笔集《个人底本》，翻译有《小胡椒成长记》，编选有《书读完了》、《文化三书》、《野味读书》等。
黄德海 著
作家出版社2017年4月第1版
内容简介：
黄德海是优异的评论家，更是卓越的阅读者，涉猎广、用心专，所见所指皆为人心与世事之根本。本书既解读《左传》《诗经》《随笔集》这样的经典之作，也揣摩玻尔、海森伯、薇依这样的伟大心灵，还分享金庸、金克木、张五常等对作者本人影响甚深的作家与作品，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作者让读者更了解自己，成为更好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