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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7日，《南京日报》报道了南京市仙林街道为新冠疫情隔离中的外籍人士提供“暖心服务”的事。据称，辖区内累计684名老外享受到了“包保服务”，一户一个工作组对口服务：
“有的‘老外’一次只买4片面包，确保每天吃新鲜的，我们就每天送上门。”
“‘老外’要喝桶装纯净水，一次性购买了4大桶，我们就帮他一桶一桶从小区门口扛到楼上。”
“有一位外国友人买了大件物品，没有电梯，我们硬是派了两个人抬上4楼、送进家里。”
“有个小年轻酷爱淘宝，我们有一天帮他送了20多趟快递……”
这些新闻本意都想说工作人员如何温和、耐心、暖心，体现出“以人为本，来者都是客”的宽广胸怀，但问题是，为什么千千万万中国人被隔离时，就都得“服从管理，大局为重”呢？
因而不必奇怪，消息传开后，舆论哗然，很多人开骂：“中国人就这德性，看到老外就换了嘴脸。”
这触碰到了中国人心底那根敏感的底线：为何要给予外宾超国民待遇
？
面对猝不及防的质问，仙林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否认优待了老外，对国人和外宾是“一视同仁”的，处于疫情隔离期间的中国居民会享受相应的服务。
这并不能就此平息人们的怀疑。因为很明显的，中国人并没有受到这样的优待，有人揶揄：“要全都提供这样的福利挺好，我也想有人每天送4片新鲜面包上门。就算是没疫情的时候，跑腿服务还得付费呢，现在大件都免费送到家。”
如果这还不叫“优待”，那么怎样才算优待？
当然，即便事实上优待了外宾，显然也是不可能承认的。“一视同仁”和“相应服务”本身就相互矛盾，微博上这一新闻下面，点赞最高的一条回复就疑问：“既然都是相应的服务，为什么非要这样的态度写出来呢？南京日报，这样不妥……”
或许可以这样解释：
国人和外宾，都依据身份享受“相应”服务
。在按规矩做事上，是一视同仁的。老外就是这待遇，没有超等，国人是那种服务，我们也没少做，能给你们的都给了，最多就只能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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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此之前就有报道，一位德国女婿在上海被隔离，要求统统满足，产生的垃圾是中国人的三倍——当然公平地说，那个隔离点对中国人也不错，还给哺乳期的妈妈熬鱼汤下奶。
更早之前，疫情重点刚开始转向防范境外输入的2月24日，《青岛晚报》报道，入境的韩国小伙李先生抵触隔离闹情绪，为了安抚他，隔离点的工作人员主动提出，可以帮他购买生活用品——当韩国人说想吃泡菜时，他们当天就去购买了四包泡菜。
这在当时就让很多人不舒服，有人将这归结为上海、青岛这两座城市共同的殖民地经历，认为是对外国人“奴颜婢膝”的“殖民地心态”使然。这涉及到中国人最痛苦的历史记忆之一：外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享有特权，而无视中国人的处境与感受。近代史上甚至还专门有一个术语“上海心态”（或译“上海意识”、“上海精神”），指在华的“老中国通”竭力在通商口岸维持自己的特权，反对过分考虑中国人的感情。
这赢得了不少人的赞同，但其实却似是而非，试想，即便有个别工作人员谄媚外宾，那如何解释系统性的工作组对口服务？显然，这是得到上级准许的制度化安排，如果说这是谄媚“洋大人”，那除非整个涉外系统都是如此——就前一阵外交上的“战狼”表现来看，也不像。
在我看来，这背后隐藏着
一个更深层次的中国社会心态：我们一贯以来就秉持着“内外有别”的两副面孔，区别对待“自己人”和“外人”
。
“中国警察网”图片：“西湖景区交警‘
英语服务队
’全方位服务外国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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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近代在华的外国人往往被形容为犹如“身处一个舒适但全然封闭的玻璃箱”里，这在教科书里被广泛看作是中国的屈辱；但其实这并不只是因为我们打不过他们，因为即便在中国强盛的年代里，对外宾也同样优待。
这是一种远比“上海心态”更为深厚的“天朝心态”，希望通过给予外人超规格优待来“怀柔远人”，以达到“以德服人”的目的
。历代对边外蛮夷，为了劝诱其降服归顺，“诚心向化”，多赐予礼物、田地、农具等，予以优待。所谓“朝贡贸易”中，中国还礼的远比收受的多，其例不胜枚举。像这样的做法确实世所罕见，因此，曾两次随行出使明朝的日本商人楠木西忍曾由衷感叹：“（大明）真是空前绝后的大善政国家。”M.P. Charlesworth在其论文《古代罗马与中国印度陆路通商考》中发现，阿拉伯番商在唐代就“颇蒙优待”，他们虽然没有后来列强那样坚船利炮逼迫中国，但却得到了同样的待遇：“彼等既受保障，许建屋舍寺观于中国，居然在一定程度上享治外法权焉。”
在鸦片战争之前的年代里，曾在当时中国唯一对外交流的窗口城市生活多年的美国商人William C. Hunter在归国后写了一本《广州番鬼录》，充满怀旧：当时这些洋人虽然受困于十三行体系，在广州也常被看作避之不及的“番鬼”，但他们的日子着实过得相当不错。
这种既受歧视、排斥又受优待的处境相当微妙，他们也自嘲为“番鬼”，不以为忤，当运载茶叶回国时，这首诗道出了他们的心情：
再见了，茶箱；迎风扬帆，
并责备我们的耽延；
现在到了离别时，低声说“请，请”，
可怜的“番鬼”，全都舍不得离开！
这种优待并不是因为“奴颜婢膝”，恰恰相反，这是为了驯服陌生人。在1949年后，对日本战俘、美国战俘的改造，最明显地说明了这一点——“优待俘虏”当然不是因为俘虏还比自己更强。《苏联的知识分子》一书指出，
国家对知识分子的优待，正是为了让他们保持忠诚和顺从
。
十三行 陈铿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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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何解释内外差别？
这里先讲个故事：多年前我岳父母第一次登门造访，我爸亲自下厨，整治了一桌菜，他刀工极好，每道菜都精致又入味。席间真是宾主尽欢，岳母对我妈说：“老沈这么好的手艺，亲家母你太幸福了，天天都能有这样的口福。”一向耿直的我妈应声答道：“不瞒你说，我是托了你们的福才吃到，他平常轻易不下厨的。”
我妈不止一次向我说过：“你爸的脾气，我真是吃亏太大了。外人没有不说他好的，唯独对我不是这样；而我每次抱怨，外人又都觉得肯定是我不对——老沈为人这么好，怎么会呢？”
在我爸看来，这是很自然的事：
自己家里人，还讲究什么？客人才要特殊对待
。在我们乡下，越是重“礼数”的人家，越是好客，也往往越重面子。这和财力无关，像我小姨家里其实并不富裕，但“门头大”，每年人情开支从不吝惜，小时候我都很怕去她家，因为每次她都会倾尽所有，有时为了挽留你多住一晚，甚至不惜放出狼狗。
多年前，有一期《实话实说》里一位河南妇女讲述的故事让我印象深刻：60年代的灾荒之年，年末其父不知从哪弄到一袋面粉，姐妹俩都高兴坏了，全家热火朝天煮面食。正当此时，家里有客人上门，是她的老师，她一看就心都凉了，因为按照当地规矩，要由家主和客人先上桌吃，家里三个女眷只能等他们先吃完。饥荒之年，客人也难得饱餐一顿，吃了一碗又一碗，竟然前后吃了五碗之多！直到仅剩残羹冷炙。一家姐妹在灶口啜泣，永生难忘。
这位客人明明清楚还这么做，当然毫无廉耻，但其做法却是在这个“礼数”的规则之内的，
因为待客的“礼数”要求设法让客人满意为止，而在资源紧张且固定不变的情况下，无限制满足客人，就只能意味着无限制压缩家人的权利与需求
。与此同时，家里人即便如此都只能忍着，也可见这套规矩对人的束缚达到了何种程度。
这么做，换来什么？换来礼法制度下的“面子”，而这种面子建立在对方的尊重、诚心悦服之上。因而
这里面其实隐含着一个默契：主人的付出，是换取社会承认，是一份强加的人情债务，对方必须以感恩作为回报，有时就表现为主人优待客人、客人吹捧主人，如果打破这个默契，那是极为冒犯人的
。
1972年，意大利著名导演安东尼奥受邀来华，拍摄关于新中国面貌的影片《中国》。当时陪同他的朱黔生后来回忆，一路都提前数日做了精心安排，在必经的一个湖心亭里，“把附近里弄街道里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人都请来，免费让他们喝茶。基本上每一张桌子都坐满了人，所以拍摄的那一天里面真是热闹非凡。”当时为了选择哪一家工厂来让外国摄影队拍摄，也颇费了一番心思。最后选定上海炼油厂，因为炼油厂有大烟囱、有高炉管道，很有一些现代化工业的气派。最后，安东尼奥的摄制组倒是去了，却只拍了上班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