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数字治理是中国政府治理改革的重要方向，“信息惠民国家试点”政策是近年来大数据赋能政府治理进而实现惠民惠企的重要举措。
文章利用中国工商企业注册数据，基于2014年实施的“信息惠民国家试点”政策，采用双重差分方法研究数字政府建设对城市创业活力的影响。
作为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举措，2014年1月，国家发改委等12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快实施信息惠民工程有关工作的通知》，决议将80个城市列为信息惠民国家试点城市。“信息惠民国家试点”政策旨在利用数字技术打破“信息孤岛”，推动各级政府以及各政务部门的互联互通、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探索大数据优化公共资源配置，创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新机制、新模式，最终实现惠民惠企的目标。信息惠民国家试点工程采取先拨付和后奖惩相结合的资金拨付方式。对于条件成熟的试点城市，中央财政会先拨付部分启动资金予以支持；后续年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会同相关部门对试点城市实施效果进行考核验收，2015年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等相关部门发布《关于开展信息惠民国家试点城市评价工作的意见》，该意见对信息惠民试点工程的考核验收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明确了评价指标体系、评价程序和要求，并指出要在2015年5月30日前完成信息惠民国家试点城市的综合评价工作并予以公示。如果通过考核验收，将继续拨付财政奖励；如未通过考核验收，将依具体情况收回全部或部分已拨付资金。
信息惠民国家试点工程旨在提高政府的数字治理水平，结合工程实施的工作重点，其影响城市创业的作用机理，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信息惠民试点工程以提升政府行政效能和公共服务水平为工作重点，降低了创业过程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第二，信息惠民试点工程以促进政务公开和政民互动为工作重点，提升了政务信息透明度，降低了创业者的不确定性感知。基于上述逻辑梳理，提出如下假说。
新创企业信息来源于2010~2019年中国工商企业注册数据，该数据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统计，包含了新注册企业的名称、注册地址、成立时间、企业类型等信息。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财政分权度等控制变量的信息均来源于2010~2019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文章利用企业工商注册信息得到各个城市每年的新注册企业数量。为了消除区域规模差异，以城市常住人口数为标准化基数，采用城市新增企业数与城市常住人口（百人）的比值衡量城市的创业活跃度。
当试点城市在2014年及之后，取值为1；当试点城市在2014年之前或城市从未实施信息惠民试点工程，取值为0。
在模型中纳入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财政分权度、实际使用外资、金融发展水平、人口密度、科学支出等因素作为控制变量。
首先对该政策能否带来地区政府数字治理效能的提高进行了检验。采用中国软件评测中心（CSTC）发布的《政府网站绩效评估报告》衡量地区政府的数字治理效能，由于自2014年起，政府网站绩效评分只公布排名前100名的城市，为了不损失样本信息，根据是否进入前100名构造0~1虚拟变量，即进入前100名赋值为1，未进入前100名则赋值为0。回归结果显示，信息惠民试点工程能显著提高地方政府的网站绩效水平。此外，还采用数字政务指数衡量地区政府的数字治理效能，数字政务指数来源于腾讯研究院发布的2018年《中国互联网+指数报告》，回归结果表明，2014年入选信息惠民试点工程的城市，平均而言，数字政务水平更高。
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第（1）列—第（3）列的
系数均在1%的水平下正向显著，且系数大小无较大差异
，说明了估计结果的稳健性。以第（3）列的结果为准，信息惠民试点工程的估计系数为0.120，表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该试点工程使城市的创业活力平均提高了12%，即每万人中会增加大约12家新创企业，相当于城市创业活力平均值的17%，说明信息惠民试点工程的创业促进效应具有较大的经济意义。
包括：改变样本构造方法；替换被解释变量；对内生性问题的进一步处理（剔除直辖市样本；控制其他政策性事件冲击；控制省份和年份交互固定效应；控制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控制潜在试点选择标准与时间趋势的交互项；匹配—双重差分法）。
为了探索“制度性交易成本”这一机制，文章构建了两个变量。一是由于
城市层面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采用上市公司三类费用之和占总资产的比重在城市层面的均值来大致刻画城市层面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二是将2010~2015年税收调查企业已纳行政事业性收费占总资产的比重在城市层面取均值得到城市层面的
行政事业性收费
。将制度性交易成本与信息惠民试点工程的交互项及其单独项带入主回归中，如表2第（1）列所示，
交互项的系数β2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表明实施信息惠民试点工程后，制度性交易成本高的地区相对于制度性交易成本低的地区，新创企业增加更多。将行政事业性收费与信息惠民试点工程的交互项及其单独项带入主回归中，如表2第（2）列所示，
行政事业性收费的系数β1显著为负
，表明一个地区的行政事业性收费过高会降低创业活跃度；交互项的系数β2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实施信息惠民试点工程后，行政事业性收费高的地区相对于行政事业性收费低的地区，新创企业增加更多，信息惠民试点工程会削弱行政事业性收费的负向影响。
文章通过搜索整理人民网、新华网等官方网站公布的干部简历获得地方官员任期数据，将市委书记变更当年、前一年和后一年赋值为1，另外，考虑到党代会召开的年度为官员变更频繁期，不仅涉及地方主政官员，还涉及各部门官员变更调动，因此将党代会召开的年度也赋值为1。将官员变更与信息惠民试点工程的交互项及其单独项带入主回归中，如表3第（1）列所示，
交互项的系数β2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表明面对地方官员更替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信息惠民试点工程对创业活力的促进作用更强。
省份层面政府信任来源于历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Family Panel
Studies，CFPS），将政府信任与信息惠民试点工程的交互项及其单独项带入主回归中，如表3第（2）列所示，
交互项的系数β2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地区居民对政府信任度低侧面反映出该地区对政策不确定性的感知高，回归结果意味着实施信息惠民试点工程后，不确定性感知高的地区的创业活力能得到更大程度的激发。
依次在模型中加入人力资本、金融发展与信息惠民试点工程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其中地区人力资本水平采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与地区人口的比值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采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表4第（1）列和第（2）列分别汇报了人力资本、金融发展与信息惠民试点工程的交互效应。结果表明，
以信息惠民试点工程为代表的数字治理模式在人力资本和金融发展水平更高的地区能够发挥更强的创业促进效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