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哲 S1220523120001
占烁 S1220524070006
近期宏观政策加大了对消费的关注，我们认为促消费需要抓住 “牛鼻子”，青年消费或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2020年前，青年家庭消费增速是整体消费的1.4倍，贡献了近六成的消费增长，是中国消费的“领头羊”；2020年之后，“领头羊”减速，青年消费增速下降的幅度比其他群体更大（30岁以下家庭消费预期指数比高点下降6.6%，41-50岁家庭下降4.7%），使得整体消费难以维持此前增速
。青年消费减速源于就业压力，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调整滞后于教育水平，而随着结构转型完成，新质生产力相关行业创造更多知识密集型就业岗位，青年就业和消费未来都有望改善。
2020年前青年群体是消费的“领头羊”，贡献了近六成的消费增长
。从微观消费倾向来看，青年家庭更高。根据CFPS2020数据，18-34岁的青年家庭消费倾向为69%，而35-59岁家庭为64.4%。从宏观层面来看，2013-2019年，中国家庭消费的复合增速是8.7%，其中20-40岁青年家庭消费的复合增速是12%，是整体增速的1.4倍左右。假设家庭结构在此期间维持稳定，可以计算出青年家庭对2013-2019年的消费增长的贡献是55%左右。
但2021年后，青年消费明显减速
。西南财大《中国家庭财富变动趋势2024Q1》基于对近2万名消费者的线上调查，发现在2020年以来消费预期增速下行的过程中，青年消费增速下降的幅度要大于中年群体。具体而言，2024年一季度，30岁以下的青年家庭消费预期指数相比高点下降了6.6%，而41-50岁家庭的消费预期指数只下降了4.7%。
青年消费减速更多，其中的重要原因是青年就业压力更大
。2020年之前，我国青年失业率是整体失业率的2.2倍左右，低于欧盟和韩国，与美国接近。2020年之后，我国青年失业率攀升至整体失业率的3倍，明显高于其他主要经济体。
而青年就业压力加大，既有经济的因素，但也不能忽视结构错配的影响，即：高等教育普及率在提高，但知识密集型行业提供的岗位数量增速可能在下降。
2020年之前的十年，高等教育普及率从30%提升到60%，同时信息技术、金融、教育等5个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经济增速是所有行业中最快的
。经济结构转型使得就业结构的调整成为可能，知识密集型行业的岗位需求大幅增长，与教育水平的提高相适应。2010-2020年，平均受教育年限在12年及以下的行业，16-24岁青年就业人数减少了1991万；平均受教育12年以上的行业，青年就业增加了410万。
2020年之后，教育水平仍然在提高，但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经济增速在下降
。高等教育普及率在2020年突破60%后，2023年已经达到65.8%。但是，知识密集型行业在受到疫情冲击后，修复速度慢于其他行业。按照前三季度累计增速来看，2020-2024年工业的复合增速为5.1%，是2020年前（5.7%）的九成左右；而平均受教育年限更高的服务业，复合增速约为4.7%，降至2020年前（8.1%）的六成左右。部分知识密集度更高的行业，如金融业增速是2020年前的65%、信息技术行业是73%、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是53%。
相比于制造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企业的用工需求在2020年后明显下降
。2020年之前，上海第三产业长期占到用工需求的90%左右，但是2020-2021年快速下降到80%左右。另一个指标是PMI的从业人员指数，在2020年之前，服务业从业人员指数平均比制造业高0.76个点；2020年之后，转变为服务业比制造业低1.6个点。而按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来看，2020年制造业是10.3年，14个服务业平均是12.4年，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造新增岗位的能力可能低于制造业。
所以我们看到近年来教育水平不断提高，而经济和就业结构的调整相对滞后，结构错配加大青年就业压力，即高学历人群就业压力更大
。根据《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2019年16-24岁失业人员中，高等教育群体占61.8%（失业占比与就业占比基本匹配），到2022年，这一比例增长至76.4%。相比之下，青年失业人员中，中学学历的比重从37.2%降至22.9%。
因此，提振青年消费需求可能是促消费最有效的办法，而青年消费和就业的破解之道在于创造更多知识密集型的就业岗位
。青年消费减速源于就业压力，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调整滞后于教育水平。一方面随着经济结构转型完成，新质生产力相关行业创造更多知识密集型就业岗位，青年就业和消费未来都有望改善；另一方面，在面临转型阵痛的当下，需要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以创造更多知识密集型就业岗位。
风险提示：
（1）部分服务业经济数据更新较慢，有所滞后；（2）消费和就业政策出现超预期变化；（3）部分行业的产业政策出现重大变化。
1 青年群体曾经是消费增长的“领头羊”
1.1 微观：青年人有更高的消费倾向
1.2 宏观：青年家庭一度贡献了近六成的消费增长
2 近几年青年消费减速带动整体消费下行
3 青年就业压力：被忽视的结构错配
3.1 经济和就业结构调整滞后于教育水平
3.1.1 2010-2020年：教育匹配阶段
3.1.2 2020年后：结构错配压力加大
3.2 结构错配下的青年就业压力
4 消费和青年就业压力的破局之道
5 风险提示
近期宏观政策加大了对消费的关注，我们认为促消费需要抓住 “牛鼻子”，青年消费或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
1 青年群体曾经是消费增长的“领头羊”
1.1 微观：青年人有更高的消费倾向
微观消费倾向：青年>中年
。按照消费的生命周期理论，在参加工作后、退休之前，是人生的积累阶段，为养老进行储蓄，大致对应15-59岁的广义劳动年龄人口；而在工作之前、退休之后，没有工作收入，是消耗储蓄的消费者，对应15岁之前和60岁之后的儿童和老人。因此，儿童和老人的消费倾向应该是最高的。而在劳动年龄人口里，青年人的消费倾向明显高于中年人，原因是“存钱养老”和储蓄传统这两股力量对中年人影响更大。我们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20（CFPS）的数据做了个简单的检验，按户主年龄来看，18-34岁的青年家庭消费倾向为69%，而35-59岁家庭为64.4%。
横向比较来看，2020年之前的中国青年消费者相比其他国家有更高的消费意愿
。BCG在2015年开展的全球消费者调查显示，42%的中国18-25岁受访者不认同“我觉得我拥有的东西已经足够，感觉不太需要购买新东西”这一说法。相比之下，36%的美国及欧洲18-25岁受访者不认同这一说法。在日本和巴西，不认同该说法的18-25岁受访者分别占32%和26%。
1.1 宏观：青年家庭一度贡献了近六成的消费增长
微观层面上，青年人具有更高的消费倾向，对应的宏观含义是什么呢？
2020年前，青年家庭是中国消费增长的主要来源，贡献了55%的消费增长
。根据西南财大和蚂蚁集团发布的《中国家庭财富指数调研报告（2020Q1）》，2013-2019年，中国家庭消费的复合增速是8.7%，其中20-40岁青年家庭消费的复合增速是12%，是整体增速的1.4倍左右。假设家庭结构在此期间维持稳定，根据《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2013年20-40岁家庭占比为27.6%，我们利用上述户均消费调查数据，可以计算出青年家庭对2013-2019年的消费增长的贡献是55%左右。
对此，另一个数据可以作为佐证
。麦肯锡《2020年中国消费者调查报告》，基于44个城市5400名消费者的调研数据显示，二线及以下城市“年轻购物达人”仅占受访者的25% ，但却为2018年消费支出增长贡献了近60%。
关于青年和消费增长的关系，我们还可以用国内人口与社零数据做进一步验证
。一方面，纵向从时间序列来看（图表8），过去20年我国社零增速跟15-34岁人口增速的变动趋势基本一致：二者都是先升后降，增速的顶点都在2008-2009年前后。
另一方面，横向从31个省市来看（图表9），也有这个特点，社零增速与青年人口正相关，15-34岁青年人口增速越高的地区，大多数社零的增速也更高
。2010-2020年青年人口增速最高的重庆、贵州、西藏，也是社零增速最高的几个省市；而青年人口降幅最大的省市，如东北、京津冀、湖北、山东、甘肃等地区，社零增速也都偏低，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 近几年青年消费减速带动整体消费下行
青年群体是2020年之前中国消费增长的“领头羊”，但2021年后，青年消费明显减速
。西南财大《中国家庭财富变动趋势2024Q1》基于对近2万名消费者的线上调查，发现在2020年以来消费预期增速下行的过程中，青年消费增速下降的幅度要大于中年群体。具体而言，2024年一季度，30岁以下的青年家庭消费预期指数相比高点下降了6.6%，而41-50岁家庭的消费预期指数只下降了4.7%。当然，从该指数的绝对值来看，青年家庭的消费预期仍然高于其他年龄段。
于是，我们得到了青年消费的连贯故事
：2020年之前，青年群体贡献了近六成的消费增量，是消费增长的“领头羊”；2020年后，“领头羊”掉队，青年消费增速下降的幅度比其他群体更大，使得整体消费难以维持此前增速。2013-2019年，GDP中居民消费的复合增速是10.5%，2019-2023年降至6.2%。
3 青年就业压力：被忽视的结构错配
青年消费减速的原因是近几年青年失业率和整体失业率的差距在拉大
。今年8月，16-24岁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不含在校生）达到18.8%（9月降至17.6%），而整体失业率仅为5.3%，前者是后者的3.5倍。而2020年之前，我国青年失业率是整体失业率的2.2倍左右。
除了经济压力之外，青年就业压力的另一个来源是近几年的三重结构错配：即教育结构、就业结构、经济结构的错配
。如果说经济压力会带来就业岗位减少，那么结构错配会加大搜寻匹配的难度，导致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增加。我国目前青年就业压力，一部分来自于结构错配，高学历人群不一定能找到自己喜好的工作，也不愿意投身其他劳动力市场。
3.1 经济和就业结构调整滞后于教育水平
3.1.1 2010-2020年：教育匹配阶段
2020年之前，我们的教育结构和就业结构、经济结构是基本匹配的：在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的同时，经济结构和青年就业结构都在向着知识密集度更高的服务业集中，具有一致性
。
2000年后，我国居民教育水平快速提高，高等教育普及率在2000年突破10%、2005年突破20%、2010年突破30%、2017年突破40%、2020年突破60%
。因此不同代际的高等教育渗透率差别很大。从2020年人口普查结果来看，“00后”超过60%的人口都具备高等教育经历，而“70后”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大多在10%-20%之间。高等教育的普及，要求有更多的知识密集型就业岗位。
我们用2010和2020年两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出了16-24岁城镇青年人口的就业的结构变动；另外，利用《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21》“全国按行业、性别分的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构成”计算了2020年各行业就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农林牧渔平均是7.4年，制造业是10.3年，14个服务业平均是12.4年。其中，有5个行业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在14年以上，包括：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教育业、金融业、信息技术服务业、卫生和社会工作。基于此，我们发现：
首先，经济结构是适应教育水平变化的，知识密集型行业发展更快，使得高等教育普及过程中创造更多匹配型岗位成为可能
。我们将2010-2020年各行业受教育年限和增加值的复合增速放在一起，二者显著正相关。并且，受教育年限最高的5个行业，经济增速也都排在前6。
其次，青年就业结构与教育水平变动相适应，呈现出行业层面从制造到服务、知识密集程度从低到高的趋势变化
。具体而言，2010-2020年城镇青年就业减少了1582万人，按行业来看，制造业和农林牧渔业一共减少了1602万人，服务业增加了76万人。按教育水平来看，平均受教育年限在12年及以下的行业，青年就业减少了1992万；平均受教育12年以上的行业，青年就业增加了410万。受教育年限最高的5个行业，青年就业人数增加了307.6万人，占青年就业的比例从2010年的7.2%提高至2020年的19.6%。
3.1.2 2020年后：结构错配压力加大
2020年之后，教育水平仍然在提高，但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经济增速在下降
。高等教育普及率在2020年突破60%后，2023年已经达到65.8%。但是，知识密集型行业在受到疫情冲击后，修复速度慢于其他行业。按照前三季度累计增速来看，2020-2024年工业的复合增速为5.1%，是2020年前（5.7%）的九成左右；而平均受教育年限更高的服务业，复合增速约为4.7%，降至2020年前（8.1%）的六成左右。部分知识密集度更高的行业，如金融业增速是2020年前的65%、信息技术行业是73%、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是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