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沧桑（节选）
北大燕东园
再说北大时期:1952年7月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燕京大学撤销，组建后的新北京大学迁址燕园。对这一重大的变革，燕东园的反应很快也很直接:一些人家搬走了，更多的人家搬进来。
新搬进来的人家，一部分是老北京大学的教授，从城里沙滩中老胡同32号老北大宿舍搬来的张景钺、曾昭抡、冯至、贺麟、朱光潜、周炳琳、游国恩、孙承谔等，还有从东四十条39号老北大宿舍搬来的赵迺抟、樊弘、潘家洵、马坚等; 另一部分是清华大学并入北大相关院系的教授，如罗大冈、王乃梁、李宪之、周一良、吴达元、杨业治、浦江清等。一时间园里人气很旺，那些二层楼的房子都改为两家居住，一家住一层或者对开分一家住一半( 好在原来的设计就各有各的进出口 )，于是人出人进，园子里热闹起来。在我们小孩子的眼里，一下子结识了许多新的玩伴儿，去桥东游戏场打秋千、玩转盘、爬天梯都要排队了。
没过几年，大约1956年至1958年间，燕东园里又有了一轮搬进搬出，住户的格局再次调整。在当年几个男孩子的记忆里，这次搬家的消息是从金岳霖先生的蛐蛐罐里透露的。
金岳霖先生刚搬进来时住在桥西34号楼上，后来又迁至桥东21号楼的西半边儿。他一辈子独身，只带着一位厨师住进来，那时候叫大师傅，一般为留学归来的教授服务的厨师都是中西餐全能，金家大师傅烤的面包非常好吃。
燕东园里草木深深，盛产蛐蛐。满园子的男孩子都喜欢捉蛐蛐斗蛐蛐。他们意外地发现金岳霖先生竟是玩蛐蛐的高手，不过他可不是在园子里满世界地捉，而是到城里蛐蛐市场上买，回家再和蟋蟀玩家们一起琢磨怎么养，怎么斗。
有一天，园子里风传“金岳霖先生要搬家了”，只见他家的院子外突然摆出了几十个特大号的蛐蛐罐。住在桥西39号的经济系主任樊弘教授的儿子樊平，按捺不住好奇心，偷偷跑到金家院子外，拾起一个澄浆蛐蛐罐仔细端详，灰色、圆柱形，直径有十六七厘米，高十厘米左右，里面还装有配套的小碟、小水槽，规整精致，显然出自宫廷。他爱不释手，但最终还是放回了原处。没过几天，金家的院子里外，空空如也，那些澄浆蛐蛐罐一个不剩，跟着金岳霖先生搬走了。
后来，我听说了金岳霖与林徽因的故事，回忆起金先生住在燕东园的时候，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先后住在清华园新林院8号和胜因院12号，两家往来虽然不像在城里住前后院那么方便，但北大几处教职工宿舍还数燕东园距离清华园最近，只有一条马路相隔。1955年4月林徽因病逝，金岳霖先生以一幅广为流传的挽联为她送行: 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不久他就离开燕东园，搬家到城里住了。
私下有人议论: 金先生搬家的原因是林徽因不在了，他已经尽完了守候的责任。但我翻查了相关的材料，发现和金先生同一时间搬出燕东园的还有好几家，如桥西31号的蔡仪先生、34号的潘家洵先生、41号的何其芳先生、42号的罗念生先生、桥东22号的贺麟先生等。这是因为1955年6月中国科学院建立了学部体制，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为四个学部之一，下设七个研究所，上述诸位学者陆续被调至各所任职。1957年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从中国科学院所在地中关村搬出来，迁至建国门内贡院一带办公，于是这些先生们也脱离了北大，随之搬进城里安家落户。
与此同时，燕东园又搬进了新住户，打头的几位是响应祖国召唤、突破重重阻力从美国归来的科学家: 年长一代的是1955年6月回国的声学家杜连耀教授，他与我父亲同年，1934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46年燕京复校后曾任燕京物理系副教授，1948年赴美国宾州州立大学留学获博士学位。归国后杜连耀先生担任了北大无线电系主任，与分离七年的夫人儿女团圆，阖家搬至燕东园桥西39号楼的二层，也就是我家的右舍。他带回了全燕东园第一台苏制记录牌14寸黑白电视机，在很长的一段时日里，每到周末，孩子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抱着小板凳、拎着小马扎，来到杜家，挤进那不大的电视间，看球赛、看电影、看话剧。
中年一代的是1956年12月回国的计算数学专家董铁宝教授和夫人生物学家梅镇安教授，他们携在美国出生的两子一女，绕道大西洋，行程万里，历时三个月才回到祖国，双双任教于北大，全家住进燕东园桥西41号一层，也就是我家的左邻。我们都好奇地迎接三个小“美国佬”: 8岁的董昭、6岁的董迈、4岁的董恺。还记得胖乎乎的老三，一张口中英文夹杂，土话俚语混搭，可爱之极。
青年一代的是1957年底回国的半导体专家、被园里老人称为“美国小博士”的黄敞教授夫妇，他们住进了桥东23号。夫妇二人各骑一辆英国蓝翎牌自行车。他们有一个男孩，叫黄迪惠，刚回国时，小家伙只吃面包抹黄油。黄夫人也告知北大:吃不惯中餐。于是北大开设了专家食堂解决归国专家的吃饭问题。
1956年至1958年正是北大办学轰轰烈烈之际，教工宿舍新建的速度赶不上需要，学校动员老住宅区挖潜，燕东园的22栋小楼都腾出不少房间，由原来的一家、两家住基本改为三家住了，一些青年教员随之住进来。我们家那时候就腾出了后院的三间房，交校房管科统一分配或周转。我记得有中文系何慎言老师一家短期住过。后来是北大附中教政治的饶毅老师一家子和我们长期为邻，一直住到1980年左右。
1966年6月，校园秩序大乱。燕东园作为资产阶级教授、反动权威的住宅区，自然成为“革命”“造反”的靶子。各小楼被强行“掺沙子”，一下挤进了若干户人家，有各院系革委会分配来的，也有自找上门强占的。原来的老住户们那时都气短胆小，赶紧主动腾房。我家先腾出走廊西边的三间房，私下找到 39号邻居杜连耀伯伯家协商，请他们搬进来，以防被外人乱插。后来我们两家又各腾出一间房，让一位青年教员的四口之家搬进来。
1966年底，我和大学同学步行串联，从长沙到韶山、到井冈山、到瑞金、到韶关，走了两个多月，返回北京已是冬天。记得我到家时，是从后院走后门进来的，那时已经几家合住了，后门的洗衣房成了我们家的厨房和饭厅。父母和弟妹们正挤在一张黑色八仙桌边吃饭。那些日子里40号全楼最不堪重负的是卫生间，一个卫生间每天要解决三个家庭男女老少18人的“方便”问题。同样的拥挤无序、人员混杂，存在于每一栋小楼中。1966到1976的十年，燕东园到底承载了多少住户，成了一笔糊涂账，恐怕没有人能够统计得清楚。
因此，本书对22栋小楼住户的追索和记录截止到1966年夏天。每栋小楼所附的住户表包括燕京时期(1927-1952)和北大时期(1952-1966)。
找到这样一张富有时代特征的照片，定格了老燕东园子弟们最后的告别:
天安门前合影的十一人，其中九人从小在燕东园长大。他们的父母都是北京大学知名的教授学者，如左1王英平，家住桥西31号，父亲王子昌是北大地球物理系教授;左4李之林，家住桥西33号，母亲周珊凤是北大西方语言文学系(以下简称“西语系”)教授; 左6董迈，家住桥西41号，父亲董铁宝是北大数力系教授; 左8樊平，家住桥东25号，父亲樊弘是北大经济系教授; 左9李焰，家住桥东24号，爷爷李汝祺是北大生物系教授; 左11马志学，家住桥东25号，父亲马坚是北大东语系教授。
我的两个弟弟徐澂(左3 )、徐浩(左5 )都在照片中。徐澂说:“这是1968年初春的某一天，我们送贺铭宽去青海，从火车站回来，路过天安门时照的。”
贺铭宽是北大附中老初三的。他家住在燕东园桥西32号楼下，他的父亲贺剑城是北京大学东语系党总支书记，朝鲜语专家。徐澂说，贺铭宽去的是青海锻造厂，当时第一批分配的，去了不到一年，锅炉爆炸死了。
拍完此照不久，这帮子弟们( 老三届 )在第二批、第三批分配时就都离开了燕东园，赴黑龙江屯垦戍边或山西、陕西下乡插队了。1971年我们的父辈也相继离开北京，离开燕东园，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我的父亲去了北大的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母亲随她任教的北京师范大学去了山西临汾“五七干校”。
一个时代结束了。燕东园书香门第的世外桃源，从此消踪匿迹，一去不再复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