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夫人与“英国脱欧”

按：1月10日，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英国下议院议员压倒性投票支持首相约翰逊去年与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朝该国1月厎脱离欧盟迈出重要一步。这将为英国在1月31日晚间结束与欧盟长达46年的关系铺平道路。

本文为撒切尔夫人 1992 年在荷兰海牙的政治演说 （ Speech in the Hague ），又称为“欧洲的政治架构”（ Europe’s Political Architecture ）。在演讲中，撒切尔夫人回顾了欧共体（欧盟前身）的起源，德国问题在欧洲政治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美国的军事存在对欧洲均势的意义， 更重要的是，早在 1992 年，她就洞察到欧共体内部的两条路线之争（即超民族的中央集权的联盟 vs.主权国家的、去中心化的 松散联合）。作为英国保守党“疑欧派” 的代表，撒切尔夫人的演讲对我们理解英国脱欧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本文由 马红邑 译，万吉庆 校，译文约 11400 字。本文为摘录版，约84 00 字。英文原文见文末的“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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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共体的起源

我们现在接手的欧共体，是在与今天大不相同的形势下建立的。

温斯顿·丘吉尔在 1946 年以其特有的宽宏大量，在苏黎世演讲中主张，德国应通过他所谓的“欧盟”，即“法、德之间的联合”走上正轨。

这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需要美国的领导。

在 1947 年的寒冬，时任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遍访欧洲之后，提出了援助（欧洲）的想法。

马歇尔的援助计划由一个特设机构负责实施。

（援助的）原动力是为了欧洲的复苏。

它在很大程度上要归于美国人单纯的善意。

某种程度上，也基于商业算计——在自由贸易的环境下，欧洲的繁荣也是美国的繁荣。

但最主要的，是为了应对斯大林的威胁。

东欧的情况表明，意志消沉的民族无法抗拒苏联的狡猾接管，马歇尔计划则旨在帮助西欧重新站稳脚跟。

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1945 年时，谁能料想到 1951 年，从战败和毁灭中走出来的德国居然比英国的出口额还多？

但我们再一次发现，为特定问题设置的机构，反而成为解决新问题的障碍——甚至它们本身就成了问题所在。共同农业政策 就是其中一例。

按照最初的设计，它的目标并非不合理。

在两次大战之间，大多数（欧洲）农民无法过上体面生活，在当时，补贴和管制是人们的传统观念。

我们英国人的境遇不像欧陆邻国那样糟，因为甚至在 1900 年，我们也几乎没有多少农民：即便如此， 20 世纪 30 年代，我们成立了负责调控价格的牛奶市场委员会，其确切职能不是销售牛奶——而是将牛奶倒入矿井，并管制各种不存在的奶酪。

然而，我们都知道，欧洲共同农业政策现在是个高昂的令人头疼的问题，而且很可能打乱乌拉圭回合谈判。

出于农业保护，我们不再从较穷的国家进口粮食。

而今，他们自身已成为市场原则的坚定支持者：你听到的正是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凯恩斯集团（ Cairns Group ，注释：由 19 个农业出口国组成的利益集团，主要成员是发展中国家，该集团的目标是实现农产品在全球的自由贸易）在呼吁自由贸易。

而在世界的工业化地区（译注：指西欧），纳税人和消费者支付了 2700 亿美元的补贴和更高的成本；另据世界银行的计算，如果关税和其他壁垒削减一半，那么较贫穷国家将立即增加 500 亿美元的出口收入。

如果你认为上述情绪在某种程度上是反欧洲的，我得说，它们来自 5 月 4 日《法兰克福汇报》经济版的一篇社论。

这是一个“昨日的解决方案成为明天的问题”的典型范例。

你可以把它扩展到整个欧洲机构。

它们的本意是解决战后问题，的确，它在许多方面做得非常好。

西欧确实团结起来反抗苏联的威胁，并在英美的规训下变得自由而繁荣。

东欧人和俄国人没有享受到这种繁荣，最终导致他们的统治者自乱阵脚，并引起自下而上的反抗。随着冷战的结束，我们如今处于完全不同的环境。

看看今天的欧洲机构，我想起一句有关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各政党的评论。

其中一些（政党的）名字反映出它们在 1870 年代的激进共和主义渊源，但几年后它们就变得保守。

评论说，这些激进的名字就像从早已熄灭的恒星到达地球的光。

同样，随着冷战的结束，我们必须再次审视欧洲及其体制的形式。

德国问题

主席先生，首先让我谈谈德国统一带来的新形势。

请允许我说，如果今天我是一位德国人，我会感到骄傲——骄傲但忧虑。

我会为德国的辉煌成就——如国家的重建、民主的巩固以及在欧洲取得的不容置疑的领先地位——而骄傲。但我也会担心欧洲共同体及其发展方向。

德国纳税人为自己在欧洲的地位付出了高昂代价。

英、德两国有着牢固的共同利益，即确保共同体其他国家公平分担成本，并更积极控制共同体的开支，而不致让自身承受过大的负担。

德国已经准备好鼓励这种审慎的财政政策。事实上，比起任何欧洲央行，我更加相信德国央行（ Bundesbank ）能够抑制通胀——因为对于恶性通胀带来的极度混乱与政治极端主义，德国人记忆犹新。

因此，德国人对他们签署的经济和货币同盟的条款愈发担心是正确的。

如果我是德国人，我更希望由德国央行（而不是什么欧洲银行家委员会）提供我们现代版的金本位。

但波恩方面不愿如此直白地捍卫自己的观点和利益，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

多年来，德国人一直被邻国诱导，认为他们的声望取决于是否将国家利益服从欧共体的共同决策。

这种装腔作势最好赶紧停止。

一个重新统一的德国不能、也不会无限期将自己的经济利益或外交政策服从于欧共体的利益。

有时候，德国是对的，其他国家则是错的，比如德国率先承认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

事实上，如果联邦德国早一点引领欧共体承认这些国家，本可能打消塞尔维亚侵略的念头，许多流血事件由此可以避免。

然而，无论做得好与坏，德国新的卓越地位都是一个既定事实。

如果我们承认现代民主德国已经成熟，我们都会过得更好。

不过，德国的实力确实是个问题——对德国人和欧洲其余国家都是如此。

德国太大了，以至于无法成为欧洲（权力）游戏中的一个普通玩家，但是，它又没有强大到对邻国建立起不容置疑的霸权。

1870 年以来的欧洲史，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找到遏制德国的适当架构。

作为德国的邻国，法国对这一点看得最清。

1929 年的白里安，以及“二战”后的舒曼都提议建立经济联盟来实现这一目标。

白里安的提议之际正值纳粹崛起，后者使这一高瞻远瞩的计划流产，最后宣告失败。 但舒曼关于欧共体的愿景之所以实现，得益于一系列非常独特的有利环境。

苏联的威胁使欧洲的合作势在必行。

德国本身是分裂的。

西方其他国家寻求德国参与西欧的防卫。

西德需要北约和欧洲共同体能给予的声望。

而且，美国在欧洲的存在和领导也减少了德国邻国的担忧。

但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德国的统一，整个形势发生了变化。

一个大约由 30 个国家组成的新欧洲正在形成，德国的权力问题再次浮出水面，政治家们争先恐后地提出解决办法。

起初，法国希望战后法国主导的法德伙伴关系能够延续下去。（德国的）科尔总理与戈尔巴乔夫单独而成功的谈判，很快就证明这是一种幻想。

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接下来的反应是，寻求将这个德国巨人限制在欧共体的联合决策范围内。然而，事实将很快证明，这也是幻想。

德国在欧共体的优势是如此明显，以至于任何重大决定都不能真正地违背德国的意愿。

在这种情况下，欧共体增强而非遏制了德国的力量。

请允许我用两个例子——其中，本人支持德国的立场——来说明这一点。

第一个，我在前面已经提到，德国承认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决定，这迫使欧洲其他国家跟进。

第二，尽管受到七国集团一些国家的敦促，德国央行仍然拒绝执行轻率的财政政策。

无论我多么赞同这些政策，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德国遵循了自己的利益，而非听从邻国的建议，这些邻国随后被迫调整自己的立场。

【在这些情况下，主席先生，我能理解科尔总理为了欧洲团结的利益而放弃德国的主权的意愿？】

均势（ The balance of power ）

由此而言，可以最好地容纳德国权力的欧洲是一个更为松散的欧洲（ a looser Europe ），其中，各民族国家保留行动的自由。

如果德国或任何其他强国执行一种为其他国所反对的政策，它就会自动触发一个反对它的联盟。

最终的解决方案将反映出对手的相对实力。

然而，（欧共体）共同的外交政策很容易反映最有实力的玩家的利益。

受困于共同外交政策的欧共体成员国的严重争端将引发危机，牵连共同体涵盖的一切事宜。

这里的普遍悖论是，过于雄心勃勃的合作尝试，很可能会制造冲突。

如果欧洲各国仍然有空间作出自己的决定并遵循自身利益行事——就像在海湾战争中那样——那么我们将会建立起更加和谐的关系。

但是，否认这种均势是毫无意义的——这正是我一直在描述的——均势有时会被打破并导致战争。欧洲自身无论多么有组织，仍然发现德国的权力问题是无解的。

欧洲真正享有稳定，始于美国成为欧洲的一支势力。

因此，第三种回应是保持美国在欧洲的存在。

美国的实力如此强大，足以使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相形见绌。

过去，面对苏联强权，美国向欧洲国家提供了安全保证； 如今，对于德国的崛起，它又发挥了类似的作用——德国人对此也心领神会。

为什么我们不担心美国会滥用权力呢？ 我们很难为一个不愿意 滥用权势 的大国而焦虑，相反，我们最担心的是美军撤离欧洲。

这就是问题所在。

美国国内有一种要求撤出欧洲的孤立主义观点。

它同样也被欧共体内部的类似想法激发和鼓励：即经济保护主义和“小欧洲”的政策。

在贸易方面，在关贸总协定的谈判上，在北约的结构调整上，我们需要奉行这样的政策，说服美国继续作为一支欧洲力量。

自由与民主的欧洲

如果需要美国来维护欧洲的安全，那么维持欧洲的自由和民主需要什么？

欧共体创始人在起草《罗马条约》时，借鉴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传统的特点。

他们从自由主义中借鉴了自由贸易、自由市场和竞争。

他们从社会主义（伪装成社会天主教和社团主义）中学到了管制和干预。

30 年来，直到《单一欧洲法案》（注释： 1986 年 2 月由欧共体理事会签署。 主要内容：在 1992 年年底前实现商品、资本、劳务、人员自由流动的统一大市场）签署前，这两种传统一直处于无休止的、不被承认的紧张状态。

如今，随着（欧共体）理事会利用《单一欧洲法案》累积了更大的指导权和管制权——欧洲到了必须在两种方式中做出抉择的地步。

它是否会成为一个严格管控的、中央集权化的官僚主义联邦政府，并在整个欧洲大陆实施统一的标准？

或者，它是否会成为一个主权国家构成的松散的、去中心化的自由市场的欧洲，建立在一个自由贸易区内部不同国家税收和监管体系相互竞争的基础之上 ？

至少德洛尔先生（注释： Jacques Delors ，时任欧共体委员会主席）似乎很清楚。

欧委会主席的雄心向来坦率得令人敬佩，甚至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墨迹未干之前，他就在为该委员会寻求更多的资金和权力，该委员会或将成为共同体的行政机构，换言之，一个欧洲政府。

除这一条约之外，还发出一个倡议来满足委员会对共同体“单一制度结构”的要求。

因此，毫无疑问，欧委会主席追求的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欧洲联邦国家。

他迫切地推动联邦主义事业也没有什么神秘可言。

尽管他可能希望推迟因东欧国家加入带来的欧共体的“扩大”，但他也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

苏联将暴政强加给半个欧洲是一回事； 布鲁塞尔压制半个欧洲将是一场道德灾难，它会剥夺欧共体在欧洲的合法性。

委员会知道，未来数十年内，它将不得不接纳新成员。

但它希望提前建立一个中央集权化的——而且是不可逆的——超大国（ super-state ），这样新成员国将不得不按照联邦制的条款申请加入。

与其说，这是建造一个共同的欧洲家园，倒不如说是一个共同的欧洲监狱。

而且这是不可能的。

想象一个由 30 个国家组成的欧洲共同体，其中，从德国到乌克兰的经济生产率各不相同，从英国到波兰的政治稳定程度各不一致（却要求它们）：

全部由布鲁塞尔管理；

强制执行相同的工作条件；

所有国家执行与德国工会相同的工人权利；

利率、货币、财政和经济政策完全一致；

共同的外交和国防政策全部达成一致；

接受同一个行政机关和同一个遥远的外国议会（由其负责“ 80% 的经济和社会立法”）的权威。

主席先生，这样的一个机构比巴别塔更像是乌托邦。

巴别塔的建造者至少在开始时还说着同一种语言。

你或许可以将之称为——欧洲社群主义者（ communautaire ）。

主席先生，欧委会提议背后的思想，实质上反映的是“昨日的未来”。

那是“二战”后，欧洲最优秀的头脑在废墟中看到的未来。

但他们犯了一个重大的知识错误。

他们认为，未来的政府模式是一个中央集权化的官僚机构，它向上汇总信息，由高层做出决策，然后向下发号施令。

这种 1945 年的智慧，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原始的谬误。

对小型企业来说，等级官僚制可能是应对外部激烈竞争的适当的组织方法，但它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是导致停滞和低效的因素。

比起市场所发现的，以及照此行事的信息，它（注释：官僚制）只能搜集和运用很有限的信息，因此它搞错了。

上层不能确定它的命令是否能够被底层执行。

而且，作为一个整体，该组织没有任何反馈机制来表明它执行得是好是坏。

这些缺陷在修道院里可能并不重要，毕竟僧侣的愿望不是衡量成功的标准。

然而，在一个政府中，它们造成了我们在共产主义下看到的经济混乱和异化。

这种远程的、中央集权的、官僚主义的组织模式，正是欧洲委员会（ European Commission ）及其联邦主义支持者试图强加给欧共体的模式。 虽然他们也承认，共同体可能很快就会接纳政治和经济发展水平程度不一、说着 15 种以上语言的国家。

“这很棒，但这不是政治。 ”

欧洲越大，它需要的合作形式就必须更加多样化。 这种模式不应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而应该是一个市场模式：不仅仅是由个人和公司组成的市场，而且还是一个由政府参与者构成的市场。

因此，各国政府将通过降低税收和减少管制，争相招徕外国投资、高级管理人员和高收入者。

这种市场将对政府施加财政约束，因为它们不想赶走专业技能和商业。

它还有助于确定哪些财政和监管政策能够带来最好的总体经济效果。

当然，要使这种市场发挥作用，各国政府必须保留在社会和经济事务中大部分现有的权力。

由于这些政府和它们的选民更密切、并对其负责，因此，我们应该在民族国家层面保持权力，这是极为可取的。

委员会的角色

主席先生， 1996 年重新审议《马斯特里赫特协议》的诸项安排时，趁早处理也许更好，欧共体应该采取和委员会主席的提议完全相反的方案。

作为一个由主权国家构成的、致力于自愿合作、监管宽松的自由市场和国际自由贸易的共同体不需要一个当前模式的委员会。

欧洲共同体政府——如果这个术语还算妥当的话——是一种部长理事会，它由民选产生的国家政府派遣代表组成。

委员会的职能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应是立法机构。

它应该是一个行政机构，就像任何专业的行政部门一样，它不应提出政策，而是执行政策。

在这个过程中，它应该接受欧洲议会的审查，后者依照下院特别委员会的模式行事。

这样的话，无论采取的哪一种集体政策或条例，都将由对本国议会负责的各民主政府之间的审议产生，而不是由一个有着自身议程的官僚机构强制实施。

欧洲的合作

那么，这是否总是需要在相同的“单一制度结构”下进行呢？

新问题会层出不穷。这些问题需要在同一机构中相同层次和同一种合作模式下解决吗？

对此，我深表怀疑。

我们所需要的灵活性，比欧共体近来所能允许的架构还要大。

单一的制度结构天然倾向于将过多的权力交给中央当局。

共同外交政策将继续按照一项单独的条约（ a Separate Treaty ）执行，这是一件好事，它既不受欧洲法院的束缚，也不允许委员会随意发起倡议。

如果“欧盟”扩展到新领域，那么必须将它限定在授权明确的单独条约之下。

为什么每一项新的欧洲倡议都需要共同体所有成员的参与呢？

有时情况是——特别是在欧共体扩大后，只有部分共同体成员愿意进入下一步的一体化阶段。

在此，我要向约翰·梅杰（ John Major ）表示敬意，他成功地说服其他 11 位成员国政府首脑，他们可以在条约之外，在允许英国不参与的情况下，推行新的社会政策。

它开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先例。

一个扩大后的共同体只有在这种灵活性的基础上才能发挥作用。